想好自己该怎样死了吗?——三十二问于丹教授

想好自己该怎样死了吗?——三十二问于丹教授
想好自己该怎样死了吗?——三十二问于丹教授

想好自己该怎样死了吗?——三十二问于丹教授
《论语·先进》：“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于丹《〈论语〉心得·人生之道》中使用了这则材料,书中说道： 孔子一直在教学生一种朴素的简约的生活方式,先把眼前的事情做好,很多东西不该操心的不去操心. 我们知道,“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孔子之所以不愿意提及神、鬼这些东西,其实也是他着眼于现实的表现. 比如子路问鬼神之事,孔子淡淡地对他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活人的事你还没弄明白,怎么先想着去侍奉死人?就是说,学习还是要先朴素一点,从眼前开始,别去考虑虚无玄远的东西. 子路不甘心,说：“敢问死.”死亡是怎么回事? 老师又淡淡地告诉他：“未知生,焉知死.”连生的道理还不明白,怎么能够懂得死? 孔子的这个态度对我们今天仍很有启发,在学习的时候,先要把我们生命中能够把握的东西尽可能掌握,先不要超越年龄去考虑那些遥不可及或者玄而又玄的东西.只有这样一点一点学起来,到了该立的年龄才真正可以立起来. 关于“子不语怪、力、乱、神”,何晏注：“王曰：怪,怪异也.力,谓若奡荡舟、乌获举千钧之属.乱,谓臣弑君、子弑父.神谓鬼神之事.或无益于教化,或所不忍言.”孔子所以不和人们谈论的“怪、力、乱、神”,并不是与现实生活关系不密切的“虚无玄远”的事情,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怪、力、乱、神”等问题反而经常困扰着人们的思想,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最容易引起人们的关注,成为人们的热点话题. 孔子是一位教育家,教育是要追求其客观效果的,有些事情能不说就不说,能少说就尽量少说,说多了往往会起到负面的效应,“怪、力、乱、神”等问题就是如此.对于品行端正、见解理智的人,有关的道理他也知道,和他讲这些事情是没有必要的.但是对于其他一些认识不到位的人,讲这些东西不但收不到有益的效果,反而会起负作用.例如现在媒体的一些法制类节目实际上成了坏人学着做坏事的课堂,他们从节目中学会了犯罪的技巧和反侦察的手段,还学会了逃避法律制裁的种种方法.做坏事的人本来很笨,都从媒体的法制节目中学精了.笔者也学着于丹教授的做法,在这里讲一个小故事： 某年月日,某县的一个机关存放在保险柜里的枪支弹药在夜间被人偷了.公安机关经过侦查,认定是一伙老练狡猾的惯犯所为,具有很强的反侦察能力,因为作案现场被处理的干净利落,一点可供分析的痕迹也没有留下.费了许多周折,案子终于破了,原来是几个毛孩子干的,拿去当玩具了.刑警们的鼻子都气歪了,问他们怎么学会如此老练地作案的,他们说：“从电视里看的.” 好人都不犯法,给他们讲法制没有多大意义,坏人却从法制节目中学到了不少对他们有用的东西.孔夫子不讲“怪、力、乱、神”,可能就是出于这样的考虑.用王肃的话来讲,就是“无益于教化”. 人们看问题一定要有历史的眼光,站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鬼神”之事在春秋时期决不是“虚无玄远的东西”,它就是“眼前的事情”,和人们的现实生活紧密相关.“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从官府到民间,一年中的种种祭祀数也数不清,是政治生活中的重中之重.如果于丹教授是在当时的中央电视台讲无论什么“心得”,恐怕就不会是一会儿一个“和谐”,而有可能是一会儿一个“鬼神”了. 子路志在从政,当然很关心“事鬼神”的问题.刘宝楠《〈论语〉正义》云：“事人,若子事父、臣事君是也.焉能事鬼,言鬼则神可知.或以事鬼下脱神字,非也.赵氏佑《温故录》：‘礼有五经,莫重于祭.古之所为事鬼神者,尝无不至,则子路之问不为不切.夫先王之事鬼神,莫非由事人而推之,故生则尽养,死则尽享.惟圣人为能飨帝,惟孝子为能享亲.云事鬼也,莫非教天下之事人也.吾未见孝友不敦于父兄而爱敬能达乎宗庙者也,则尽乎事鬼神之义矣.进而问死,欲知处死之道也.人有所当死,有所不当死.死非季路所难,莫难乎其知之明,处之当.然而死非可预期之事,故为反其所自生.君子之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归于得正而毙,其不敢以父母之身行殆,不敢以匹夫之谅为名者,皆惟其知生,敬吾生,故重吾死也.否则生无以立命,死适为大愚而已,则尽乎知死之义矣.子尝言之矣,务民之义即所以事人,敬鬼神而远之即所以事鬼也.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所谓能事人能事鬼也.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所以教知生.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生以成仁,所以教知死也.孟子曰：知命者不立乎岩墙之下,尽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所谓知生知死也.’”赵佑的这些意见都是有其道理的. 子路问“死”的问题,也就是赵佑说的“处死之道”.因为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子路好义,必然常想到要“死得其所”,所以向老师征询他的看法.在孔子看来,事人之道通于事鬼,知生之道也就能知死,所以他强调了“事人”和“知生”的重要性,也就等于回答了子路的问题,其意见是非常得体的.子路是个讲究原则的人,他的死果然不同寻常.在卫国的内乱中,他出于对君主的忠诚,主动选择了殉难.当被人击断冠缨后,他说：“君子死而冠不免.”于是结缨而死.在死亡面前,他即想到了杀身成仁,表现得很主动,也想到了君子风度,表现得很“淡定从容”.这就是他生前向孔子问“死”的最好注脚,也是他性格志向的必然归宿.孔夫子对自己的这个弟子可谓了解到骨头里了,当他听到卫国内乱的消息时,便未卜先知地说道：“嗟乎!由死矣!”于丹教授虽然能讲“淡定大法”,我看她在死亡面前也未必能如子路一样从容主动.不是想“做孔子席前一个安静的学生”吗?那就先像这位可敬的师兄一样,理性地早早做好死亡时的心理准备吧.于丹教授说：“我们的痛苦不是没有选择,而是选择太多.这是一个繁荣时代带给我们的迷惑.”其实不仅仅是供她选择的金钱和头衔太多,“死亡”谁也逃不过,也存在着一个选择的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