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股文是哪些文章?

八股文是哪些文章?
八股文是哪些文章?

八股文是哪些文章?
也称“时文”、“时艺”、“制艺”、“制义”、“八比文”、“四书文”.
八股文是明朝考试制度所规定的一种特殊文体.八股文专讲形式、没有内容,文章的每个段落死守在固定的格式里面,连字数都有一定的限制,人们只是按照题目的字义敷衍成文.分为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等组成部分.顾炎武《日知录·试文格式》条详细说明了八股文的起源、格式和演变情况：“‘经义之文’,流俗谓之‘八股’,盖始于(明宪宗)成化(1465—1487)以后.股者,对偶之名也.……成化二十三年,会试《乐天者保天下》,文起讲先提三句,即讲‘乐天’四股,中间过接四句,复讲‘保天下’四股,复收四句,再作大结.……每四股之中,一反一正,一虚一实,一浅一深.……故今人相传,谓之‘八股’.若长题则不拘此.……发端二句或三四句,谓之‘破题’,大抵对句为多,此宋人相传之格.下申其意,作四五句,谓之‘承题’.然后提出夫子为何而发此言,谓之‘原起’.至万历中,破止二句,承止三句,不用原起.篇末敷演圣人言毕,自摅所见,或数十字或百余字,谓之‘大结’.明初之制,可及本朝时事,以后功令并密,恐有借以自炫者,但许言前代,不及本朝.至万历中,大结止三四句,于是国家之事,罔始罔终,在位之臣,畏首畏尾,其象已见于应举之文矣.”
又称时文、制义或制艺.八股文滥觞于北宋.王安石变法,认为唐代以诗赋取士,浮华不切实用,于是并多科为进士一科,一律改试经义,文体并无规格.元代科举考试,基本沿袭宋代.明代洪武元年（1368）,诏开科举,对制度、文体都有了明确要求.不过写法初无定规.成化年间,经王鏊、谢迁、章懋等人提倡,逐渐形成比较严格的程式.此后一直沿用下来,由明中期而泛滥整个清代,直到戊戌变法后,才随着科举考试的停止而废除.
八股文每篇文章均按一定的格式、字数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部分组成.破题是用两句话将题目的意义破开,承题是承接破题的意义而说明之.起讲为议论的开始,首二字用“意谓”、“若曰”、“以为”、“且夫”、“尝思”等开端.“入手”为起讲后入手之处.起股、中股、后股、束股才是正式议论,以中股为全篇重心.在这四股中,每股又都有两股排比对偶的文字,合共八股,故名八股文.题目主要摘自四书、五经,所论内容主要据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不得自由发挥、越雷池一步.一篇八股文的字数,清顺治时定为550字,康熙时增为650字,后又改为700字.八股文注意章法与格调,本来是说理的古体散文,而能与骈体辞赋合流,构成一种新的文体,在文学史上自有其地位.但从教育的角度而言,作为考试的文体,八股文从内容到形式都很死板,无自由发挥的余地.不仅使士人的思想受到极大的束缚,而且败坏学风.
八股文的产生经过漫长的历史过程.历代学者多数认为,它滥觞于北宋的经义.经义是宋代科举考试的一种文体,以经书中的文句命题,应试者作文阐明其中义理.宋代的经义虽无固定的格式,但在代圣人立言这点上,已奠定了八股文的雏形.经义后来吸收了南宋以后的散文和元曲的一些成份,到明初被确定为一种独立的八股文体,成化以后逐渐形成比较严格的程式,遂演变成为一种僵死的官僚式文体.
光绪二十八年（1902）,废八股,乡、会试虽尚有四书义、五经义,文章格式已不受限制.
光绪三十一年(1905),袁世凯、张之洞上《立停科举以广学校并妥筹办法》摺,得到谕允,于是,有着七百年历史的八股文寿终正寝.从此,它被世人视之如敝屣、粪土,不屑一顾.事实上,八股文在历史上也曾有过辉煌的一页,也传下不少至今仍不失其妩媚的作品.甚至有的批评家认为：“有明二百七十年,镂心刻骨于八股,如胡思泉、金正希、章大力数十家,洵可继楚骚、汉唐诗、元曲,以立一门户.”(焦循《易余龠录》)诚然,明代的诗文词赋都不足与异代抗衡,唯有八股文才是独领风骚.
明代八股文能兴盛于一时,既属时代的召唤,也得之文化的积淀.黎锦熙《国语运动史纲》说:“明初八股文渐盛,这却在文坛上放一异彩,本是说理的古体散文,乃能与骈体诗赋合流,能融入诗词的丽语,能袭来戏曲的神情,实为最高希有的文体.”在有明三百年中,八股文名家辈出,如王鏊、钱福、唐顺之、归有光、金声、章世纯、罗万藻、陈际泰,又是其中的佼佼者.俞长城《百二十名家稿》说：“制义之有王守溪(鏊),犹史之有龙门(司马迁),诗之有少陵(杜甫),书法之有右军(王羲之),更百世而莫并者也.”王鏊的作品对后世影响很大,明、清士人无不奉之为圭臬,几至家有其书.吴敬梓《儒林外史》第十一回写蘧公孙的女儿,“十一二岁就讲书、读文章,先把一部王守溪的稿子读的滚瓜烂熟”.女孩子尚且如此,士人更不用说了.
八股文到底是个什么样子?顾炎武《日知录·试文格式》讲到：“天顺以前,经义之文不过敷衍传注,或对或散,初无定式,其单句题亦甚少.成化二十三年,会试<乐天者保天下>文,起讲先提三句,即讲乐天,四股；中间过接四句,复讲保天下,四股；复收四句,再作大结.弘治九年,会试《责难于君谓之恭》文,起讲先提三句,即讲责难于君,四股；中间过接二句,复讲谓之恭,四股；复收二句,再作大结.每四股之中,一反一正,一虚一实,一浅一深.(原注：‘亦有联属二句,四句为对,排比十数对成篇,而不止于八股者.’)其两扇立格,(原注：‘谓题本两对文,亦两大对.’)则每扇之中各有四股,其次第文法亦复如之.故今人相传谓之八股.若长题则不拘此.嘉靖以后,文体日变,而问之儒生,皆不知八股之何谓矣!”又说：“发端二句,或三四句,谓之破题.大抵对句为多,此宋人相传之格.下申其意,作四五句,谓之承题.然后提出夫子(原注：‘曾子、子思、孟子皆然.’)为何发此言,谓之原起.至万历间,破止二句,承止三句,不用原起.篇末敷演圣人言毕,自摅所见,或数十字,或百余字,谓之大结.”文章本无定式,既然有了定式,到了晚末,“八股文”三字终至成为了一切僵死文字的总代表.
不容讳言,八股文在历史上罪孽深重.
首先是它败坏了读书种子.士人为了挣得功名,皓首穷经,揣磨圣贤的言行和时文的程墨.到了后来,连经书也不读了,只“记其可以出题之篇,及此数十题之文而已”(顾炎武《日知灵·拟题》).清代徐大椿有讥刺士人的《道情》说：“读书人,最不齐.烂时文,烂如泥.国家本为求生计,谁知道变做了欺人技.三句承题,两句破题,摆尾摇头,便道是圣门高弟.可知道,〈三通〉、〈四史〉是何等文章,宋皇、汉祖是那一朝皇帝?案头放高头讲章,店里买新科利器.读得来肩背高低,口角嘘唏.甘蔗渣儿,嚼了又嚼,有何滋味?辜负光阴,白白昏迷一世.就教他骗得高官,也是百姓、朝廷的晦气.”(据袁枚《随园诗话》卷十二引)这类读书人究竟于世何补?顾炎武《日知录·拟题》愤而指出：“愚以为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材,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余人也.”甚至有人认为,明代亡国,就是用八股试士的缘故.“崇祯末,有人拟一仪状云：‘谨具大明江山一座、崇祯夫妇两口,奉申贽敬.晚生文八股顿首.’贴于朝堂,亦愤世疾俗之忠言也.”(见吕留良《东庄诗集·真进士歌》自注)甲申之变,崇祯自缢,这一仪状真的成了明社覆亡的谶语.
其次是它缺乏实用的价值.八股文一意代圣贤立言,远离现实,只能作为博取科举功名的“敲门砖”,别无它用.像归有光,既是时文大家,又是古文巨擘.虽然二者同样当行出色,但是人们唯独记得他“直据胸臆,信手写来”的《先妣事略》《寒花葬志》《项脊轩志》等抒情记事之文,那才是他的“宇宙一样绝好文字”(王慎中《答茅鹿门知县书》).因为八股文缺乏实用的价值,所以一经赶下历史舞台,就失去了它的立身之所.不像诗赋,当不再被用作考试工具时,仍旧具有旺盛的生命力,以至于当今犹未衰竭.诚然,八股文也间曾有过实用的个例,像晚明的一些篇章触及到时政的弊端,像清代尤侗的《怎当他临去秋波那一转》抒风月之情怀,像近人杨度《“颜渊季路侍”章》写共产主义者理想,都不过是个别士人的偶尔笔触,或个别才子的一时逸兴,终至成为历史的绝响.
三是它形式主义严重.八股文有不少清规戒律,诸如怎样破题、承题、八股、落下……,如何起、承、转、合,都有着严格的规定,甚至在字数上也限定为五百或七百字.繁琐的程文格式,驱使人们只能亦步亦趋,不敢逾闲半步.顾炎武《日知录·程文》指出：“文章无定格；立一格而后为文,其文不足言矣.”后来有人对这种程文烂调,仿墨卷作比语嘲之道：“天地乃宇宙之乾坤,吾心实中怀之在抱,久矣夫千百年非一日矣,溯往事以追维,曷勿考记载而诵诗书之典要；元后即帝王之天子,苍生乃百姓之黎元,庶矣哉亿兆民中已非一人矣,思入时而用世,曷弗瞻黻座而登廊庙之朝庭?”只求形式,了无内容,架床叠屋,时文之劣下者一至如斯!
四是它命题了无新意.《四书》《五经》总共只有那么多字数,那么多句子,又能出多少题目呢?数百年里,每一章、每一节、每一句都作过了题目,都被无数的士人做烂了,于是便出现了所谓截上、截下、冒上、冒下、冒上下两截,以至长或短、有情或无情截搭题,等等难以枚举的命题门法,斩头去尾,语句不通,张冠李戴,乱点鸳鸯,无奇不有.所以顾炎武《日知录·拟题》感叹道：“今日科场之病,莫甚于拟题.”咸丰年间,俞樾为河南学政,割裂《论语》“异邦之人亦曰君夫人”和“阳货欲见孔子”,出无情截搭题《君夫人阳货欲》,语涉轻薄戏侮.又割裂《孟子》“王速出令,反其旄倪”,出上完下截题《王速出令反》,言若谋反叛逆.要不是本人自行检举,又事出咸丰时期,文网已不是那么严密,只怕人头都得落地了.
是不是说八股文就一无是处了呢?也不尽然.
首先,士人从研习八股文中受到了儒家伦理道德的薰陶.他们浸淫于《四书》《五经》之中,服膺儒家“修身治国平天下”的理论,并以此作为了人生的言行准则.明代既是八股文的黄金时代,也写下知识分子史最为光辉和悲壮的一页.明代对待臣民以严酷著称,而士人前仆后继,至死不改初衷的何可胜数.所谓正途出身的人们,不说方孝孺、于谦、海瑞,其高风亮节赢得了生前身后名；就是晚明的文震孟、黄道周、金声、杨廷枢、陈子龙等人,临危授命,大义凛然,也并非仅以八股文名世.满人入主中原后,极尽怀柔之能事,而顾炎武不事二姓,归庄野服终身,黄周星变名隐逸,方以智削发为僧,具有民族气节的知识分子同样不胜枚举.这些瑰奇英烈之士的产生,不可否认,都有着儒家经典的薰陶和作用.
其次,八股文的写作理论和技巧可为后人借鉴.方苞《四书文》凡例说：“欲理之明必溯源六经而切究乎宋、元诸儒之说,欲辞之当必贴合题义而取于三代、两汉之书,欲气之昌必以义理洒濯其心而沉潜反覆于周、秦、盛汉、唐、宋大家之古文.”明、清之际的时文大家无不经过了上下求索,其作品才达到理、辞、气三者具足的境界.这一理论和实践,对一切文学创作都不无启迪的意义.汤显祖、徐洪祖、吴承恩、曹雪芹都曾参加过科举,不能说他们创作《牡丹亭》《徐霞客游记》《西游记》和《红楼梦》时,一点也不曾从久经浸淫的八股文中得益.吴敬梓《儒林外史》第十一回写道：“八股文若做的好,随你做什么东西,要诗就诗,要赋就赋,都是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的确,作者若不是从旧营垒中来,又怎能写出这等鞭辟入里的作品.朱光潜也有着这个方面的体验,他从八股文里,看到了作者的“匠心”所在(见《从我怎样学国文说起》).
再次,八股文为后世提供了文精意赅的典范.刘知几《史通》论及文章的精纯云：“理尽一言,语无重出.”八股文在这个方面可谓达到了极限.在明清两代,都严格限制了八股文的字数,这就使得人们不得不在有限的字数里,酣畅淋漓而又字斟句酌地阐论文章的意思.相传明太祖朱元璋曾接下茹太素的一篇奏摺,读了半天还未切入正题,恨得牙痒痒的,竟想对他施以廷杖.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中也曾提出,“应该研究一下文章怎样写得短些”.八股文的经验实在是医治文章长而空的灵药.明清两代,长文极为罕见；就是抒情叙事,也都玲珑剔透.明代“小品”之盛于一时,可谓并非偶然.
复次,八股文对后世某些文学体式,比如楹联的成熟和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相传五代孟昶的春联,仅是撷取五言近体诗中的一联.楹联的成熟,是到八股文出现之后.它的长短不一、句格不一的骈偶形式,开创了楹联的体制.所以,明清两代八股盛行,楹联也获得了长足的进步.尤其是清代,郁郁勃勃,蔚为大观,产生出了不少名家和佳作.像曾国藩、左宗棠等人,虽说政事、军务旁午,仍不失为个中斫轮老手.再,清季的所谓“诗钟”,又是从其破题滥觞而来,这里就不多论了.
八股文之所以遭到那么长久和普遍的讨伐,其主要原因还在宣扬了孔、孟之道和朱、程理学,以及长久科举历史中产生的弊窦和积怨.前者带有时代的色彩,存而不论；就其后者而言,翻开历史,又有哪一种考试方法到了后来不是问题一大堆呢?顾炎武《日知录·程文》说：“唐之取士以赋,而赋之末流最为冗滥.宋之取士以论策,而论策之弊亦复如之.明之取士以经义,而经义之不成文又有甚于前代者.”就如今日的高等院校招生考试,至今不是也已笼罩上了历史的阴影吗?可见八股文在科举中的问题,是考试中普遍存在的痼疾,并不是它从娘肚子里就带来的毛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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