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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年前的回忆
李星华
1927年4月28日,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天.那是父亲的被难日,离现在已经十六年了.
那年春天,父亲每天夜里回来得很晚.每天早晨,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又出去了.有时候他留在家里,埋头整理书籍和文件.我蹲在旁边,看他把书和有字的纸片投到火炉里去.
我奇怪地问他∶“爹,为什么要烧掉呢?怪可惜的.”
待了一会儿,父亲才回答∶“不要了就烧掉.你小孩子家知道什么!”
父亲是很慈祥的,从来没骂过我们,更没打过我们.我总爱向父亲问许多幼稚可笑的问题.他不论多忙,对我的问题总是很感兴趣,总是耐心地讲给我听.这一次不知道为什么,父亲竟这样含糊地回答我.
后来听母亲说,军阀张作霖要派人来检查.为了避免党组织被破坏,父亲只好把一些书籍和文件烧掉.才过了两天,果然出事了.工友阎振三一早上街买东西,直到夜里还不见回来.第二天,父亲才知道他被抓到警察厅里去了.我们心里都很不安,为这位工友着急.
局势越来越严重,父亲的工作也越来越紧张.他的朋友劝他离开北京,母亲也几次劝他.父亲坚决地对母亲说∶“不是常对你说吗?我是不能轻易离开北京的.你要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这里的工作多么重要.我哪能离开呢?”母亲只好不再说什么了.
可怕的一天果然来了.4月6日的早晨,妹妹换上了新夹衣,母亲带她到儿童娱乐场去散步了.父亲在里间屋里写字,我坐在外间的长木椅上看报.短短的一段新闻还没看完,就就听见啪,啪……几声尖锐的枪声,接着是一阵纷乱的喊叫.
“什么?爹!”我瞪着眼睛问父亲.
“没有什么,不要怕.星儿,跟我到外面看看去.”
父亲不慌不忙地从抽屉里取出一支闪亮的小手枪,就向外走.我紧跟在他身后,走出院子,暂时躲在一间僻静的小屋里.
一会儿,外面传来一阵沉重的皮鞋声.我的心剧烈地跳动起来,用恐怖的眼光瞅了瞅父亲.
“不要放走一个!”窗外一声粗暴的吼声.穿灰制服和长筒皮靴的宪兵,穿便衣的侦探,穿黑制服的警察,一拥而入,挤满了这间小屋子.他们像一群魔鬼似的,把我们包围起来.他们每人拿着一支手枪,枪口对着父亲和我.在军警中间,我发现了前几天被捕的工友阎振三.他的胳膊上拴着绳子,被一个肥胖的便衣侦探拉着.
那个满脸横肉的便衣侦探指着父亲问阎振三∶“是认识他吗?”
阎振三摇了摇头.他那披散的长头发中间露出一张苍白的脸,显然是受过苦刑了.
“哼!你不认识?我可认识他.”侦探冷笑着,又吩咐他手下的那一伙,“看好,别让他自杀,先把手枪夺过来!”
他们夺下了父亲的手枪,把父亲全身搜了一遍.父亲保持者他那惯有的严峻态度,没有向他们讲任何道理.因为他明白,对他们是没有道理可讲的.
残暴的匪徒把父亲绑起来,拖走了.我也被他们带走了.在高高的砖墙围起来的警察厅的院子里,我看见母亲和妹妹也都被带来了.我们被关在女拘留所里.
十几天过去了,我们始终没看见父亲.有一天,我们正在吃中饭,手里的窝窝头还没啃完,听见警察喊我们母女的名字,说是提审.
在法庭上,我们跟父亲见了面.父亲仍旧穿着他那件灰布旧棉袍,可是没戴眼镜.我看到了他那乱蓬蓬的长头发下面的平静而慈祥的脸.
“爹!”我忍不住喊出声来.母亲哭了,妹妹也跟着哭起来了.
“不许乱喊!”法官拿起惊堂木重重地在桌子上拍了一下.
父亲瞅了瞅我们,没对我们说一句话.他脸上的表情非常安定,非常沉着.他的心被一种伟大的力量占据着.这个力量就是他平日对我们讲的—他对于革命事业的信心.
“这是我的妻子.”他指着母亲说.接着他又指了一下我和妹妹,“这是我的两个孩子.”
“她是你最大的孩子吗?”法官指着我问父亲.
“是的,我是最大的.”我怕父亲说出哥哥来,就这样抢着说了.我不知道当时哪里来的机智和勇敢.
“不要多嘴!”法官怒气冲冲的,又拿起他面前那块木板狠狠地拍了几下.
父亲立刻就会意了,接着说∶“她是我最大的孩子.我的妻子是个乡下人.我的孩子年纪都还小,她们什么也不懂.一切都跟她们没有关系.”父亲说完了这段话,又望了望我们.
法官命令把我们押下去.我们就这样跟父亲见了一面,匆匆分别了.想不到这竟是我们最后的一次见面.
28日黄昏,警察叫我们收拾行李出拘留所.
我们回到家里,天已经全黑了.第二天,舅老爷到街上去买报.他是从街上哭着回来的,手里无力地握着一份报.我看到报上用头号字登着“李大钊等昨已执行绞刑”,立刻感到眼前蒙了一团云雾,昏倒在床上了.母亲伤心过度,昏过去三次,每次都是刚刚叫醒又昏过去了.
过了好半天,母亲醒过来了,她低声问我∶“昨天是几号?记住,昨天是你爹被害的日子.”
我又哭了,从地上捡起那张报纸,咬紧牙,又勉强看了一遍.我低声对母亲说∶“妈,昨天是4月28日.”母亲微微点了一下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