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合所学历史知识,简要论述文明产生与自然环境的关系

结合所学历史知识,简要论述文明产生与自然环境的关系
结合所学历史知识,简要论述文明产生与自然环境的关系

结合所学历史知识,简要论述文明产生与自然环境的关系
探讨自然环境变迁与人类生活方式和文明演进的关系,一直是文化人类学的重要课题.笔者在此主要是根据我国近年的考古发现和古代自然探讨自然环境变迁与人类生活方式和文明演进的关系,一直是文化人类学的重要课题.笔者在此主要是根据我国近年的考古发现和古代自然环境变迁的资料,对这一问题略抒己见.
原始农业出现的背景
距今一万三千年前,末次冰期结束,全球气候逐渐变暖.气候的变化为各种可食用植物的生长提供了条件,人类食物中的植物性食物比例逐渐增加,采集在人类生活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旧石器时代晚期,石器的细小化,尤其是磨盘、磨棒的出现,便是这种情况的反映.
原始农业出现的过程
距今一万一千年前后,地球出现了一次较为明显的降温.到距今一万年左右,气候又逐渐转暖.此后,全球气温开始持续上升,到距今6000年时达到高峰.气候的变暖和可食用植物采集业的发展,为植物栽培的出现奠定了基础.其具体过程是：人们从发现和利用野生的植物到对它们重点给予关注和治理,最后发展成为对稻和粟等作物的栽培,原始农业就产生了.根据目前把握的资料,我国南方地区植物栽培的出现可能接近距今1万年.需要指出的是,栽培的对象不仅有稻、粟等农作物,在有些地区最早被栽培的植物可能是胡桃、粟等坚果类或块根类植物.
原始农业的产生与陶器和磨制石器的出现
我国南方地区的考古发现表明,原始农业与陶器的出现和磨制石器的出现大体同步.三者之间当有某些联系.陶器的出现应与自然环境的变化有关,更直接的可能是与人们的食物结构的变化有关,即植物性食物在人们饮食生活中所占比重增大,及其所导致的烹调方式的变化和储存食物的需求有关.另外,陶器的出现也与人们的定居生活有关,而定居是以食物来源在一定程度上有所保证为前提的,这又依靠于自然环境的变暖及由此带来可食用植物的供给量的增加.因此,可以说,农业的出现是自然环境的变暖、可食用植物的增加、采集活动的发展及定居生活共同作用的结果,也是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结果.
农业的发展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磨制石器的出现,与人们砍伐森林和修建房屋的需求增长不无关系.砍伐森林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修建房屋,更重要的是与栽培农业所必需的土地开垦有关.农业的出现和发展导致大面积的森林被砍伐,进而导致了生态环境的变化.后来出现的为满足金属制造业所需燃料而进行的对树木的大规模砍伐,是又一次对生态环境的大破坏.
史前农业的发展与自然环境的关系
距今8000—6000年间,在我国长江和黄河中下游地区,农业取得了很大的发展.这应当与此期间这里的气候暖和湿润、适合农作物生长有密切关系.伴随着农业的发展,以猪为主要对象的家畜养殖业也发展起来.当时的社会基本上是平等的氏族社会.与此同时,人类文明在宗教信仰和艺术等方面也取得了较大的进步.
社会结构的发展变化及其与自然环境的关系
距今5500年至4000年间,在辽西地区、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文化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社会的阶层分化日益加剧,等级制度逐渐建立,显贵阶层把握了部族的权力,各地区集团之间竞争日趋激烈.与此同时,各地出现了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建筑起来的城址和祭奠遗迹,反映出集团首领在调动组织人力物力的权限日益增大.这个新阶段的到来,是以上个阶段环境的变暖以及由此出现的农业大发展为基础的.因此,有理由认为,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基础.
尧舜禹时期洪水泛滥的可信性及对黄河流域人类生活的影响
在先秦文献中,常见尧舜禹时期洪水泛滥、禹带领民众成功治水的记载.而关于其可信性,学术界颇多争论.2002年发现的制作于西周中期的“希公?”铭文中,明确记述了禹治理河川的事迹.它表明,在西周时期,大禹治水的传说曾在民间广为流传.近年在青海民和喇家、山西襄汾陶寺等龙山时代后期的遗址中,相继发现黄河泛滥遗留下来的痕迹,前者还发现地震发生的迹象.陶寺遗址位于传说中尧的活动区域.在这里,考古发现了面积达280多万平方米的巨型城址,其年代距今约4300年左右.有迹象表明,这座城址曾一度毁于洪水,而后又经重建.规模如此之大的城的兴建,显然不可能仅仅依靠一个部落的成员,它应是一个有相当势力的区域集团的成员们齐心协力、共同努力的结果.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社会结构的状况.根据最新的考古资料,在城内,已经出现了功能分区,加之在城内发现的墓地中,大中小型墓葬在规模和随葬品的有无和数量及质量方面的差距已相当悬殊,从而表明,当时的社会已经不再是平等的原始社会,而是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已成为等级鲜明的复杂社会,初期的王权和国家业已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