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唯物史观的视角来分析辛亥革命百年来中国社会的发展与变化

从唯物史观的视角来分析辛亥革命百年来中国社会的发展与变化
从唯物史观的视角来分析辛亥革命百年来中国社会的发展与变化

从唯物史观的视角来分析辛亥革命百年来中国社会的发展与变化
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已经过去100周年了.辛亥革命是一场改变中国历史进程、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革命.这场革命以其推动中国社会进步和促进中国人民思想解放所起的不可估量的巨大作用而彪炳青史,被载入了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
　　然而,评论界关于辛亥革命的评价问题,曾一度存在不同的看法,有着不同的声音.有的评论文章认为,辛亥革命是成功的、胜利的,但也有不少文章认为辛亥革命是失败的.那么,究竟怎样评价辛亥革命?辛亥革命究竟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笔者认为,对辛亥革命的评价,也如同对其他革命事业的评价一样,不能片面地、主观地评价它,而是应当从它当时所处的时代背景、当时的历史条件和革命本身的历史事实出发,即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全面、正确地评价,方能得出客观公正的、合乎历史本来面目的结论.
　　一、搞清辛亥革命同武昌起义、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之间的相互关系和联系,是正确评价辛亥革命的前提.
　　此前,在史学界,在研究辛亥革命、研究孙中山学说的专家、学者群中,对辛亥革命有多种解释.其中较为典型的有两种：一种是把辛亥革命界定为1911年（即辛亥年）10月10日爆发的武昌起义.尤其是在广大群众乃至政界人物的一般认识中,持此种观点的为数不少.这种观点看似正确,其实却是把辛亥革命狭隘地界定在某一历史事件上.另一种比较流行的观点是把辛亥革命定义为中国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革命（即旧民主主义革命）.这种解释的界域显然要比前一种解释宽广得多,这是因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或者说旧民主主义革命,较之于1911年10月10日的武昌起义,不论其内涵或其外延都要比广泛得多、深刻得多.虽然,持如是观点者不在少数,但问题是这种解释又无形地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同武昌起义之间内在的、必然的联系割裂开来,同样似嫌不足.
　　以笔者粗浅的认识,觉得辛亥革命虽然与武昌起义紧密联系,但又不能等同或归结于武昌起义；同属此理,辛亥革命是一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又不等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只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主要组成部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或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内涵、外延远比辛亥革命要深刻的多、广泛的多.所以,用辛亥革命来囊括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显然也是欠妥的.理论界至所以出现对辛亥革命的不同评价,其关键乃是不少人往往把武昌起义、辛亥革命、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即或旧民主主义革命）这几个既密切联系又有严格区别的概念相互混淆,混为一谈之故.
　　那么,究竟怎样来界定辛亥革命呢?以笔者之管见,所谓辛亥革命是指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国资产阶级政党——同盟会所领导的,以1911年10月10日爆发的武昌起义为主要标志的、以推翻清王朝的专制统治为目的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从对辛亥革命的这一界定中不难看出：辛亥革命的主要标志是武昌起义,但又不等于是武昌起义.辛亥革命起始于1911年10月10日的武昌起义,但延及同年11月、12月的湖南、陕西、江西、山西、云南、上海、江苏、贵州、安徽、浙江、广西、广东、福建、四川等省、市响应武昌起义而宣告独立、脱离清政府的一系列革命运动,终止于1912年初清王朝的覆灭和中华民国的成立.而从1907年至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之前这段时间内,由孙中山先生等人领导的潮州黄岗之役、惠州女湖之役、防城之役、镇南关之役、钦州之役、河口之役、广州新军之役和广州起义等一系列武装起义,以及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存在期间乃至解体之后资产阶级革命派为维护共和而开展的一系列斗争,包括孙中山发动的“二次革命”和“护法战争”等等,虽然同属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但又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辛亥革命的范畴.
　　二、辛亥革命是推翻清王朝专制统治的革命,是成功的,胜利的.
　　在纪念辛亥革命之际,人们谈论辛亥革命时,往往在观念上会留下“辛亥革命失败”的印象.之所以如此,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长期来我们在研究和宣传中始终没有把辛亥革命本身的胜利同辛亥革命胜利后的失败这两者区分开来,本来是两个问题却被混谈为一个问题.“辛亥革命失败”论的一个典型论据就是：辛亥革命的成果被北洋军阀袁世凯所篡夺,中国资产阶级没有能够领导广大人民群众彻底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而“辛亥革命失败”又成了后来中国近代史研究中被普遍运用论证旧民主主义革命何以必然转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依据.
　　笔者认为,辛亥革命的成果被袁世凯篡夺是一个无可置疑的历史事实,中国资产阶级未能领导广大人民群众彻底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这也是一个历史事实.但这并不足以成为论证辛亥革命失败的根据.辛亥革命既然是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国资产阶级政党——同盟会所领导的、以1911年10月10日爆发的武昌起义为主要标志的推翻清王朝封建专制统治的革命,则推翻了清王朝的专制统治就意味着革命的成功.显然,辛亥革命已经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已经达到了革命的目的.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认为,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辛亥革命不但推翻了清政府,而且结束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这既是辛亥革命的伟大历史功绩,也是它取得胜利的根本标志.至于辛亥革命以后,中国资产阶级未能巩固胜利的成果,未能进一步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而是在强大的敌人——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进逼下丧失了政权,中国从此陷入了北洋军阀统治之下,这是整个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挫折和失败,而不能将之归结为辛亥革命的范畴.这正如法国1789年大革命的胜利不能因为后来的1794年7月的“热月政变”而被否定一样.我们同样不能因为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最终失败而否定辛亥革命的胜利.辛亥革命早已以其推翻清王朝统治的辉煌胜利而载入中华民族的史册.
　　三、中国资产阶级旧民主革命遭到失败,有其错综复杂原因,这也正是辛亥革命未能保住胜利成果的原因.在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之际,回顾、分析这些原因,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如前所述,中国资产阶级在辛亥革命以后未能巩固革命的成果,进一步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而是在强大的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势力进逼下,丧失了政权,这本身不属于辛亥革命的范畴,而是整个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挫折和失败.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失败,其原因是错综复杂的：
　　首先,缺乏革命理论的指导.包括辛亥革命在内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的革命理论,主要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同盟会的纲领,同盟会虽然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纲领,一般地讲到了要推翻清朝政府,要建立民国,要平均地权等问题,但是中国资产阶级没有提出革命全过程中每个革命阶段的具体行动纲领,没有提出革命的政权问题,革命的敌、我、友问题,武装斗争的战略战术问题.正如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所说：“没有革命的理论,便没有革命的运动”.在没有明确具体的奋斗目标情况下发生的革命运动,必然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和冒险性,以至一旦遇到困难和曲折时就难免会丧失信心和束手无策.正是因为缺乏革命理论的指导,因此,连作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的孙中山也认为推翻了清朝政府,建立了中华民国,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的任务就已大功告成,只剩下民生主义了,因而他本人也就集中精力去发展实业了.再者,在很长的一个历史阶段中,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简单、片面地宣传反满复汉,把满族统治者视为鞑虏,过份强调汉族祖先的光荣传统,这只不过是狭隘的大汉族主义,既不利于全中国人民包括汉、满、回、藏、苗等56个民族在内的整个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又模糊了敌我友的界限,轻易放过了外国侵略势力和支持满清统治的汉族封建势力.上述认识和做法,显然不符合当时中国社会的实际,应当说是错误的.这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辛亥革命,是一种致命的误导.
　　其次,革命组织的涣散.世界上任何一次大革命,要夺取革命的胜利,使社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巨变,尤其是要夺取政权、巩固政权,首先应当有一个坚强有力、团结协调的组织,特别是要有一个革命的领导核心.否则要想取得革命的成功是十分困难的.从中国历史看,领导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同盟会及其领导层,就存在诸多问题：一是思想上、认识上存在重大分歧；二是组织上纪律松散、涣散、缺乏战斗力；三是行动上各自为政、各行其是,有的自立门户,自拉山头,另行组党,有的对孙中山不满,乃至漫骂攻击,以至造成了南洋、日本和江浙地区同盟会组织的大分裂,大大削弱了革命党的威信和战斗力.由于晚清政府的腐败,民主运动的高涨和同盟会的组织作用,作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的辛亥革命取得胜利,有着它的必然性.但是,这并非意味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必然能取得胜利.仅以辛亥革命的主要标志——武昌起义来说,武昌起义本身是成功了、胜利了.然而武昌起义缺乏强有力的领导,完全是在无领导的状况下发生的起义.当时,孙中山先生在美国,黄兴在香港,由于无人领导,临时找来了汤化龙、黎元洪当作领导.黎元洪不是革命派而竟成了建立中华民国的元勋,以致于建立中华民国的真正的元勋们——起义士兵和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力量一天天缩小,而反对革命的势力不断扩大,最终导致武昌起义成果的复失,这个教训,不可不谓深刻.
　　其三,单纯冒险的武装起义.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武装起义是一大特点和优点.孙中山作为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同样高举武装革命的大旗,一直把武装斗争放在革命斗争的重要地位.武装起义不仅动摇了清王朝反动统治的根基,也极大地鼓舞和动员了广大人民群众.但是,孙中山所领导的十数次武装斗争,包括著名的广州起义,无不以失败而告终.这些武装斗争之所以屡战屡败,究其原因,一是未能发动和组织民众,尤其是农民群众,缺乏群众基础；二是单纯地依靠会党,而这些会党又未经改造和整肃,利用这些尚未真正属于政党的会党举行起义,断无不败之理；三是没有建立起一支强大的、有群众基础的革命军队,也不懂得军事斗争要与群众斗争紧密结合,所进行的武装起义无不带有军事暴动和军事冒险之嫌.正因为革命派在武装斗争这个核心问题上,在认识和实践上均存在着严重的问题,是故每次武装起义均只能是败走麦城.
　　其四,是因为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软弱性、妥协性所至.这也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遭受失败、辛亥革命未能保住胜利成果的根本原因.由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缺乏革命理论的指导,加之革命派组织涣散、纪律松弛,在实践中又实行了单纯冒险的武装起义,这就必然导致革命派在政治上的软弱和妥协.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局限性和软弱性.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为核心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革命软弱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由于害怕北洋军阀的兵力,未能认清窃国大盗袁世凯的反动本性,因而拱手把革命政权让给了袁世凯.
　　第二、未能认清帝国主义的本质,对西方列强抱有幻想,因而不愿和不能彻底地推翻帝国主义.历史事实充分证明,帝国主义列强先是支持卖国的晚清政府,后来又大力扶植北洋军阀,从本质上讲,它们不可能支持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而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因为害怕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在处理对外关系时,总是承认帝国主义在华的既得利益,期望以此换取帝国主义的“中立”和“援助”.结果是门内打狼,门外进虎.帝国主义在政治上拒不承认南京临时政府,在经济上不给新生的民国政府贷款,相反还施加种种压力,绞杀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第三、未能彻底推翻封建势力.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革,同盟会的纲领中也明确提出要“平均地权”.但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在整个革命过程中,仅仅以此取得一些宣传效果,而未能真正付诸行动,更没有实现这样一个大变革.在广袤的中国农村大地,封建地主的土地所有制仍是根深蒂固.所有这一切,无不充分暴露了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局限性、软弱性和妥协性.如若把中国民主革命寄希望于他们,注定是要落空的.这一历史使命必然落到中国无产阶级的肩上.当然,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失败,也同他们所处的时代息息相关.因为,包括辛亥革命在内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资产阶级政党的组织形式来领导的革命,党内没有严格的组织纪律,领导层又缺乏领导经验,加上钻进革命阵营里进行投机的立宪党人、官僚政客们与袁世凯者流里应外合,以及帝国主义施加的压力,致使革命遭到失败.
　　总之,在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之际,我们对辛亥革命的成败应作为历史的、客观的分析.要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进行分析,还其历史本来面目,不能简单地用胜利或失败来衡量这场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大革命.我们既要肯定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推翻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实行了民主共和,是成功的、胜利的,尤其是辛亥革命在唤起民众、推动民众思想变革方面起到了巨大的无可替代的作用；同时又要看到,辛亥革命之所以未能保住胜利成果,是因为整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失败,是有其历史的、社会的原因的.而且这也并不意味着辛亥革命本身的失败.我们不能把辛亥革命同整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等同起来.我们可以说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失败,却不应当说辛亥革命失败；可以说辛亥革命的成果被篡夺,不可以说是辛亥革命的失败.毕竟,辛亥革命的胜利同辛亥革命以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失败这两者之间,是不能划等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