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时杜甫的主要作品

安史之乱时杜甫的主要作品
安史之乱时杜甫的主要作品

安史之乱时杜甫的主要作品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垂老别》是杜甫著名的组诗《三吏》和《三别》六首中的一首.它的写作背景和过程,和其它五首一样,都是在唐肃宗乾元二年三月唐王朝九节度的六十万大兵溃于邺城这一特定的危急时期,和自洛阳以西至潼关这一特定的后方地带,杜甫根据他的所闻所见所经历写成的.这六首诗,都是人民的悲剧、人民的血泪史,这是显而易见的.重要的是,我们要透过这斑斑的血泪,进一步看到人民那种忍痛负重,不怕牺牲的爱国精神.因为当时进行的平定“安史之乱”的战争具有制止异族侵略、维护国家的统一的正义性质.
一转头,不觉已是二十年了.那时为了纪念杜甫,我曾应邀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写过谈杜甫的《石壕吏》和《新婚别》两篇广播稿,我把那“请从吏夜归,急应河阳役”的老妪,和那鼓励丈夫“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的新娘,称为“深明大义、热爱祖国的儿女英雄”.现在,临当谈《垂老别》这首诗时,我深深地感到对诗中的这位老汉,可以说同样的话.请看,“子孙阵亡尽”这种断子绝孙的悲哀没有把他压垮,同行伙伴的辛酸泪,乃至老妻的卧路啼都没有使他软化,“此去必不归”的死亡威胁也没有使他动摇,他毅然决然,投杖应征,长揖上道,他想到的是国家的灾难,他恨的是“骨髓干”,不能为国多杀贼.象这样一位老汉,我们能说他不是铁铮铮的爱国老英雄而是什么驯服的“绵羊”吗?这是一个有关作品的人物形象和主题思想的根本问题,我们必须首先明确.
《三别》在写法上和《三吏》不同的一个最明显的标志,就是全篇都是托为主人翁的独白.比如《垂老别》便都是那个老人的自我倾诉.这种写法,比之《三吏》的凭借耳闻目击和亲身经历要更难些,需要有更高的艺术修养,更为丰富的生活体验和想象力.否则写来就会走样,特别是用诗的形式来写.
现在,让我们来分析一下《垂老别》.全诗约可分为四段,每段各八句：
第一段：“四郊未宁静,垂老不得安.子孙阵亡尽,安用身独完!投杖出门去,同行为辛酸.幸有牙齿存,所悲骨髓干.”这一段是《垂老别》的缘起和序幕.是下文老夫老妻生离死别这一出悲剧的前奏.从“投杖出门去”这一慷慨激昂的决绝态度看来,老人的应征从军,并非完全由于被迫,也并非纯然出于“子孙阵亡尽”的个人悲愤,其中包含着老人的一片爱国心.否则,在痛不欲生的情况下,不可能发生这样一个突如其来的积极向上的转变.老人的一片爱国心,在“幸有牙齿存,所悲骨髓干”这两句话里,表现得更为清楚.要杀贼,就要能活着,所以说“幸有”,但自己毕竟是老了,很难杀贼,所以引以为“悲”.正是这种忘我的为国献身的精神使得一同应征的伙伴们都感动得掉下了辛酸的眼泪.但老人并没有改变他的决心,他走上征途了.
第二段：“男儿既介胄,长揖别上官.老妻卧路啼,岁暮衣裳单.孰知是死别,且复伤其寒.此去必不归,还闻劝加餐.”这一段是《垂老别》的正文,写老人告别上官后又和老妻话别的情景,首二句是个过渡的句子,不少注本划归上一段,我觉得作为这一段的引子更合适些.因为老人已束装上路,就要远行,所以才出现了“老妻卧路啼”等场面.介胄是甲盔,也就是军装.这里,老人不如实地说“老人既介胄”,而偏作豪语,把自己说成“男儿”,和上文的“投杖”,同样表现了老人那种不服老的倔强性格.“孰知”即“熟知”,明明白白的知道.这“孰知”四句,写老俩口的互相怜悯,互相关注,非常深刻细腻,令人不忍卒读.关于这四句,吴齐贤《杜诗论文》解释说：“此行已成死别,复何顾哉?然一息尚存,不能恝然,故不暇悲已之死,而又伤彼之寒也；乃老妻亦知我不返,而犹以加餐相慰,又不暇念已之寒,而悲我之死也.”这解释很曲到,能阐明诗句中包含的老夫妻俩当时心理活动的真象.关于这四句诗的表现手法,沈德潜《杜诗偶评》曾指出：“孰知四语,互相慰藉,而又灭去问答之迹”.这评论也很有见地.我看,这关键就在于那个“闻”字,因为既是“闻”,自然就是对方说的话了.不必再用问答的形式.这“还闻劝加餐”一句,我以为是写的面别以后的情形.老人已经走得相当远了,还不断地听到老妻在后面一面啼哭,一面喊叫,要他多“加餐”.多多保重身体.这是多么悲惨而又悲壮的一个镜头啊!
第三段：“土门壁甚坚,杏园度亦难.势异邺城下,纵死时犹宽.人生有离合,岂择盛衰端?忆昔少壮日,迟回竟长叹.”这一段也是《垂老别》的正文,写老人临别时对老妻的多方宽慰.不言而喻,老妻对老人最关心的就是他的死活.因此,老人针对这一点作了颇为有力的宽解,表明此去纵然是死,也还很有一段时间.根据是我方的有利形势：“土门壁甚坚,杏园度亦难”.杏园和土门,都是当时唐王朝控制河北的军事重地.杏园,在今河南省汲县,唐时亦称杏园镇,因为是黄河的津渡处,所以又称杏园渡.就是在杜甫写这首诗的前一年,郭子仪还曾引兵自杏园济河,东至获嘉,破安太清（见《通鉴·唐纪》卷三十六）,可见其重要.这时仍在唐军手中.关于土门,历来就有两种说法,一直持续到今天仍未能取得一致.因此,我想趁这次谈论的机会多说几句.这两说：一是以为土门即井陉（在今河北省获鹿县）,根据是《元和郡县志》卷十七载：“河北道恒州获鹿县井陉口,今名土门口,在县西南十里,即太行八陉之第五陉也.四面高,中央下,似井,故名之.”主这一说的有钱谦益、朱鹤龄、仇兆鳌诸家,朱氏还说“时（郭）子仪、（李）光弼,相继守河阳,土门杏园,皆在河北,故须严备.”另一说,则以为土门不是指井陉,“未详所在.大约去河阳不远,当是河以南地.”主此说的有浦起龙和杨伦诸家,浦起龙还驳朱氏说：“是时官军既溃而南,退保东京……则邺城以北,官军安得越境而守之?朱注以土门为井陉关,井陉在邺北六七百里,渐近范阳贼巢矣.诗乃反云‘势异邺城下,纵死时犹宽’耶?何不考之甚也!”郭老也认为是在河阳附近,所以把这句诗译为“河阳的土门,壁垒严整”.据我看,当以前一说为是：第一,《元和郡县志》是中唐时人李吉甫写的,他说“今名土门口”,足见老人不说“井陉”而说“土门”,正是用的当时流行的为人们所熟知的说法；《新唐书·安禄山传》载至德元年“李光弼出土门,救常山”,而《通鉴》则云李光弼“出井陉,至常山”,亦足证“土门”之与“井陉”本为一地.第二,土门一名,多次出现在史书上,全都指的井陉,至《元和郡县志》卷二所载土门山,则远在潼关以西,可见所谓其地“大约去河阳不远”,纯属想当然的臆说,是毫无根据的.第三,《三吏》、《三别》中提及的地方,都是赫赫有名的要地或重镇,如《潼关吏》的“潼关”、“东都”,《新安吏》的“旧京”,《石壕史》和《新婚别》的“河阳”,以及本篇的“杏园”.象这样一个连方位都弄不清的“土门”,哪里值得一提.这也就是说只有把这个“土门”解释为“井陉”这一著名的要塞,才相称,才够得上说一声“壁甚坚”,也才能够多少起到宽慰老妻的作用.第四,浦氏反驳朱氏,说当时官军溃败南逃,邺城以北的土门,“官军安得越境而守之.”这也是一种模糊影响的说法.当时九节度的兵虽溃于邺城,但各军情况并不一样,李光弼和王思礼就是“整勒部伍,全军以归”的.李光弼原是河东（今山西省境）节度使,史书说他“全军以归”,也就是说他再回到河东,驻扎太原（唐时也称“北京”）.土门这一要塞,始终就由他牢牢掌握,根本不存在什么“官军安得越境而守”的问题.正是由于土门仍在官军手中,史思明才不敢乘邺城大胜之后,渡河而南,占领洛阳,而是回师北归范阳,就是怕李光弼由土门出兵,截其归路,或直捣其巢穴的.看来浦氏对“土门”这句诗似有误解.他以为老人是去戍土门的,所以有“越境而守”的话.不知这是老人对当时总的军事形势一种颇为乐观或故作乐观的泛说,意在宽慰老妻.他还怕老妻不相信,所以下句还加上了一个“杏园”.这和《石壕吏》的“急应河阳役”,《新婚别》的“守边赴河阳”,明点所戍地点的写法是不相同的.
“势异邺城下,纵死时犹宽”,是说现在的形势,和围攻邺城时已大不相同.那时我们是进攻,现在是退守,反客为主,以逸待劳,何况还有土门和杏园这样的牢固的据点,短时间内,敌人根本进不来,我即使战死,也还早得很哩.你只管放心好了!老人的分析、估计是相当准确的. 洛阳再次为史思明占领, 事在这年（759年）十月,距邺城之败,已yú＠⑴半年.如果不是由于唐肃宗的昏庸, 将镇守洛阳和河阳的郭子仪召回长安,而调遣镇守太原、土门的李光弼去替代郭子仪的职务,那史思明还是不敢南下夺取洛阳的.这时洛阳虽再度沦陷,但河阳却仍在李光弼掌握中,直到上元二年（公元761年）二月才失守,距邺城之败, 已将近两年了.老人说“纵死时犹宽”,是大致不错的.
“人生有离合,岂择盛衰端?”这两句是老人从另一角度来宽慰老妻的话.意思是说,人生在世总不免有个聚散离合,哪管咱们的年壮（盛）年老（衰）呢?这不能由咱们自己作主.碰到这种世道,老俩口也得分离,你不要哭了,哭也没有用.这里的“离合”和“盛衰”,都是“复词偏义”,实际上只是说“离别”和“衰老”,“盛衰”二字,有的本子作“衰老”,这和“择”字不切合,因为必须具有“盛”和“衰”这两端（或者说两头、两方面）,才能说“择”,如果只是“衰老”,那就用不着抉择了.这“盛衰”二字,也有一作“衰盛”的,意思虽一样,但一般习惯都是说“盛衰”而不说“衰盛”,所以我这里采用了蔡梦弼《草堂诗笺》的本子.
“忆昔少壮日,迟回竟长叹”,这两句是把话又说回来.尽管我这样宽慰你,但想起当年少壮时咱们一家团圆的光景,如今竟弄到这步田地,还得撇下你,我也是牵肠挂肚,放心不下.但迟回徘徊,终须一别,我也只有长叹就道了.这个“少壮日”,不单是指年龄,还兼指时代.老人的“少壮日”,摘用杜甫的诗句来说,那是正当“开元全盛日”的.
第四段：“万国尽征戍,烽火被岗峦.积尸草木腥,流血川原丹.何乡为乐土?安敢尚盘桓!弃绝蓬室居,塌然摧肺肝.”这是《垂老别》的最后一段,写老人告别老妻后的思想活动,但作为老人进一步向大处再行宽解、开导老妻的话来看,也说得通.这时,老人的思想已提到关心国家命运的高度,从一己一家的悲惨遭遇,想到整个国家民族的深重灾难.“积尸草木腥,流血川原丹”,虽不无夸张,却也是实情.当时胡兵所到之处,是“杀戮到鸡狗”的.“丹”就是“红”,不用红而用丹,只是为了押韵.老人对唐王朝推行的残酷兵役自然也怨恨,但他尤其痛恨的是挑起这场罪恶战争的恩将仇报的胡人安禄山、史思明.他们的掠夺奸淫和野蛮屠杀,把祖国一片大好河山蹂躏得没一片干净土.由于血的事实的教育和思想认识的提高,老人为国献身的精神,也就更自觉、更积极,“何乡为乐土?安敢尚盘桓!”便是这一精神的集中表现.他再也不迟回长叹,盘桓流连了.
末尾两句,“弃绝蓬室居,塌然摧肺肝”,这与上文的投杖出门、长揖而别,不敢盘桓等表现,看似有矛盾.其实不然.当一个老人最后离开他那“生于斯,长于斯,聚家族于斯”的老茅屋时,他自然会感到五内有如崩溃一样的痛楚.这是人情之常.爱亲人、爱乡土,和爱祖国,原是一致的.
以上,便是个人对《垂老别》所作的一些分析和解释.
应该感谢诗人杜甫,他不仅反映了安史之乱时期人民遭受的灾难,而且也忠实地深刻地表达了广大人民在平定安史之乱的斗争中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和爱国精神.
关于《垂老别》的艺术特点,和杜甫其他叙事诗特别是同一类型的如《新婚别》、《无家别》,差不多.一是人物语言的个性化.男女老少,各有各的口吻；二是人物心理的刻画,非常细致逼真；三是运用细节描写,凡是足以显示人物思想感情和性格的小动作都不放过.如“投杖”、“长揖”、公然自称“男儿”等.《新婚别》的“对君洗红妆”,也是一个例子.四是结构严谨,层次分明,这几乎可以说是全部杜诗的共同特点,所以梁启超曾说过杜甫最反对作诗“乱杂无章”的话,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