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为什么取得独尊的地位

儒家为什么取得独尊的地位
儒家为什么取得独尊的地位

儒家为什么取得独尊的地位
历史人物的历史活动,不是随从所欲的行为,从根本说,只是历史规律的能动反映.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基本是由以下三点决定的. （一）、政治转轨变型,思想必须改弦更张. 西汉立国之后,内忧外患百弊并存.政治上,不得不暂行分封,但为时不久,诸王坐大,“藩国大者夸（跨）州兼郡,连城数十,宫室百官、同制京师”,（28）至景帝时,终于爆发“七国之乱”.虽然旋即被平定,由于并未从体制上真正解决问题,隐患依然存在.这是长期困扰西汉政府的一件事情,也是景帝留给武帝的一道历史难题.西汉前期最大的边患是匈奴的掠夺侵扰.由于汉廷反击匈奴尚无实力.于是采取娄敬“和亲”之策,苟安延年,以待时机.景帝时,已经作了反击匈奴的准备,但未真正实施,这一历史重任又留给了武帝.经济上,西汉初年承接秦末大乱之势,社会凄凉残破,经济彻底崩溃.为了恢复经济,西汉政府早年以黄老思想为指导,实行“无为而治”、“与民休息”的政策,特别是经过文景两朝的薄赋轻徭,励精图治,终于造就了“文景之治”的伟大盛世. 汉武帝即位之日,正是西汉国力雄厚之时,好大喜功的特性,加上国力允许的客观条件,决定他一定会奋然跃起,内多兴作,以巩固和强化中央集权政体；外勤用兵,征讨匈奴以除边患,同时开疆拓土,扩大汉家基业.为了施展他的雄才大略,必须从多方面转轨变型,这就需要一个权威的思想作为坚实的理论基础,为其政治任务服务.而黄老之术“出世”的性质和“无为”的取向,与其政治抱负处处相左,显然已经过时.于是绌抑黄老,以新的思想取而代之就必然地提出了. （二）儒学名高势大,势在必尊. 儒家是孔子创立的一个学派,在先秦百家争鸣中,已经名高势大,与墨学并称为显学.随着秦王赢政振长鞭,扫六合,一并天下,法家学说也被奉为官方的意识形态.其后则又“焚书坑儒”,重创儒学,使儒学进入低潮；但“儒术既绌焉,然齐鲁之间,学者独不废也.”（29）经秦末大乱后,儒学又重新振作起来.至武帝即位,儒学已经发展到名家辈出,学科精细的繁荣阶段.“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于燕则韩太傅.言《尚书》自济南伏生.言《礼》自鲁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于鲁自胡母生、于赵自董仲舒.”（30）每一位名家都是一面思想的旗帜,每一门学科都是儒学的渊薮,所以很容易统摄社会的思想信息.儒学的发展也进一步吸引了更多的人学儒、从儒、如鲁申公自楚返鲁之后,“退居家教,终生不出门”,但其“弟子自远方至受业者千余人”.（31）儒生之众多,儒势之炽烈,儒学之影响由此可见一斑.面对这种不可抗拒的学术势力和思想家群体,任何政治家也不能无视它的存在和价值,贵因顺势,才是上上之策,所以汉武帝要独尊儒术. （三）、实行多欲政治,儒学可用. 汉武帝之前汉代政治的特点,一言以蔽之：“寡欲政治”.但自汉武帝开始逐渐转向“多欲政治”,这就需要相应的理论支持.汉武帝之所以面对百家而对儒学情有独钟,关键是儒学适应他的多欲政治的需要.首先,儒学自身功能完备.此时的儒学,经过吸纳百家,整合体系,阐幽发微,不仅形态完备,精英辈出,而且其势难违,儒学积极入世的性质,特别是它所倡导的“主唱臣和”、“主先臣随”,与汉武帝的多欲政治最为投合,诸如《春秋》公羊传开卷即讲“大一统”,这就很合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巩固国家统一的政治需要,因而被拿来作为政治统一,强化君权的理论依据.董仲舒弟子吕步舒官至长史,“于诸侯擅专断,不报,以《春秋》之义正之,天子皆以为是.”（32）其次《春秋》公羊学既提倡尊王攘夷,又说“复九世之仇”.这正好为汉武帝对外用兵,特别是征讨匈奴提供了一条“最高指示”.这种强有力的理论支持是任何其他理论所无法提供的.再次,儒学还可以修饰统治行为.历来的旧统治,其本质都是赤裸裸的暴力行为,但总得经过一番精心包装之后才隆重推出.《汉书·汲黯传》说：“上（武帝）方向儒术,尊公孙弘,及事益多,吏民巧.”“吏民巧”三字就是传神之笔,很可玩味一番.汉武帝在封禅泰山时,“颇采儒术以文之.”（33）名臣倪宽为汉武帝行封禅之事,也“自制仪,采儒术以文焉”.（34）汲黯曾当面指称汉武帝“内多欲而外施仁义”.（35）此话太过直截了当,直呛得汉武帝龙颜大怒,拂袖罢朝；但又所言真切,他也无可奈何.即使是主张独尊儒术的董仲舒,也公开建言“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饰也.”（36）后世据此常说汉武帝阳尊儒术而阴事申韩,此说中肯.这也是汉武帝以后中国封建时代经常运用的一个统治术,但也仅是“术”而已. 结论：汉武“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适应西汉政治、思想和社会转轨变型需要的重大举措,先后以十一年之久,历经罢黜刑法、议立明堂、增置博士、绌抑黄老,制策贤良和任用儒吏六个阶段,由政治开路到理论完成继而组织实现,构成一个险象环生、波澜迭出的历史过程.此举对后世历史产生深刻影响：一方面,使汉代儒家经学得到重大发展,并从此成为后世历代的正统思想；另一方面,它又桎梏民族思维,使学术自由从此成为后代士子的奢望,中华民族为此付出极其高昂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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