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讨论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辨证关系,以及这一原理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意义.

试讨论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辨证关系,以及这一原理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意义.
试讨论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辨证关系,以及这一原理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意义.

试讨论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辨证关系,以及这一原理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意义.
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区别
1.内涵不同：普遍性；特殊性
2.广度不同：矛盾的普遍性（共性）是对个别事物,对矛盾的特殊性的抽象,是特殊性之中共同的本质的东西；矛盾的特殊性则是千差万别、丰富多彩、具体生动的.
3.永恒性不同：矛盾的普遍性是无条件、绝对的、永恒的矛盾的特殊性是有条件、相对的、暂时的
联系
（1）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是相互联结的
A 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并通过特殊性表
现出来
B 特殊性离不开普遍性
（2）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不是永久不变的,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换
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导意义
（1）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各国实际相结合
（2）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
（3）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相结合的产物
（4）江泽民同志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新时期建设实际相结合的产物
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原理的意义
江泽民同志在考察中国社会科学院时指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在实践和理论上不懈进行探索,不断在实践的基础上提出创新的理论,用发展的理论指导实践.实践探索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理论探索,就是总结实践探索的经验,加以理性升华,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进程和基本规律.这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客观要求和理性自觉.努力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原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是理论探索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我国哲学工作者的崇高使命.
中国共产党人善于将马克思主义与我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不断地把马克思主义推进到新的发展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成果,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崭新形态.这一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凝结了几代领导集体的心血.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探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提供了许多重要的思想成果.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通过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和新的实践成果的概括,全面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结合我们党和国家发展的实际,又从各个方面丰富和发展了这个理论.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领导全党全国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按照十六大的要求,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拓创新,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继续丰富和发展.从哲学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作出进一步的概括和总结,是当前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一项重要任务.
社会主义的命运与哲学息息相关.社会主义的产生,离不开哲学；社会主义的发展,也离不开哲学.马克思曾指出：“傅立叶是直接从法国唯物主义者的学说出发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67页）.毛泽东明确肯定了哲学在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基础地位,他说,马克思主义有几门学问,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但基础的东西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邓小平也明确地指出,搞社会主义一定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是因为哲学作为世界观、价值观、认识论、方法论,是社会主义者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是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逻辑前提、理论根据和方法论工具.没有唯物史观的创立,社会主义就不可能从空想变成科学；没有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时期支持实践标准的讨论、重新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就不会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社会主义登上世界历史舞台以来,经历了起伏跌宕的发展历程.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哲学上的是非对错往往十分重要,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原因.不仅如此,哲学还是社会主义理论的灵魂、精髓和核心.邓小平反复强调,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应该准确地完整地理解它的体系,从整个体系上获得正确的理解,要学会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来指导我们的工作.邓小平高度评价毛泽东用“实事求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所作的概括,并进一步将“实事求是”概括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他的意思是说,我们只有掌握这个精髓,才能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才能准确地完整地理解它.换言之,一个理论只有达到哲学层面的自觉,它的完整性、体系性才能得以确立.我们同样可以说,只有在哲学层面上达到了理论的成熟,才能从根本上增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一句话,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原理,是完整地表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不可缺少的,是深化对这一理论的认识以及表明该理论成熟程度的重要标志,更是自觉运用这个理论体系指导实践的重要前提.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是文明的活的灵魂.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命运同样是与社会主义的实践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哲学要完成时代赋予的使命和社会功能,就必须立足时代、立足本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马克思说过,每个时代总有属于它自己的问题,准确地把握并解决这些问题,就会把理论、思想和人类社会大大向前推进一步.研究时代提出的问题,并作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回答,这是哲学家的重要职责.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既是我们所面对的时代主题,也是哲学研究所面对的中国最大实际.时代的发展推动哲学理论的发展,时代提出的问题需要哲学的研究和回答.立足时代、立足中国,是实现哲学与现实接触和结合的关键.解决哲学脱离现实的问题,必须找到作为结合载体和结合途径的课题.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原理,既是实现哲学与现实结合的主要载体,也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举措.
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原理的目标及难点
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邓小平理论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贯通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领域,涵盖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民族、军事、外交、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等方面比较完备的科学体系”.这是我们努力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原理的主要依据.
邓小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创立者.作为该理论的奠基人,他多次强调,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要从理论上进行深刻、实际的阐述,要形成“准确的表述语言”（《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1页）.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多次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进行科学概括和总体性表述,不断深化了对这一理论体系的认识.邓小平作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总是站在全局的高度,善于从哲学世界观的角度提出并解决问题.他的著作充满了哲学智慧和辩证法.邓小平关于反对“两个凡是”的论述,关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论述,关于实践标准的论述,关于生产力标准和“三个有利于”标准的论述,关于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和人民利益标准相统一的论述,等等,不仅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邓小平理论的思想基础,也表明在邓小平理论体系中存在着一个实质性的哲学系统.从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到江泽民的《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再到科学发展观,更加彰显了邓小平提出的“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命题的哲学理念.把这一哲学理念具体化为一个由哲学概念和范畴构成的有内在联系和开放结构的哲学体系,就是摆在中国哲学工作者面前的重要任务.
应该承认,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原理还存在若干困难.首要的一点,这项研究不单单是一项文本梳理的案头上的工作,不是靠摘引书本上的词句抽象地演绎出体系,而是要深入到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的起点,理论地反思中国人民在现代化进程中所从事的最基本的实践活动,分析和研究实践中所提出的重大问题以及在解决这些问题中所形成的哲学观念.马克思指出：“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所有这些体系都是以本国过去的整个发展为基础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44页）.列宁指出,根据书本争论社会主义纲领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今天只能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邓小平也明确地指出,列宁和毛泽东之所以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就在于他们不是从书本里,而是从本国的实际中找到了革命的道路.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始终坚持要冷静地总结经验,要研究新的实践.他说：“一个新的科学理论的提出,都是总结、概括实践经验的结果.没有前人或今人、中国人或外国人的实践经验,怎么能概括、提出新的理论?”从1956年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其间经历过多次失误和挫折,通过艰辛的探索,才终于找到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是史无前例的,哲学研究要无愧于时代,就要研究这一探索过程本身所蕴涵的哲学精神、哲学思维和哲学方法,正是它们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哲学精髓.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原理,还要克服两个困难,即如何把哲学的实质和哲学的形式有机地结合起来.金岳霖先生在审读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的报告中指出：“有哲学的实质而无哲学的形式,或有哲学的形式而无哲学的实质的思想,都给哲学史家一种困难.”冯友兰在该书“绪论”中指出,中国哲学虽然没有“形式上的系统”,但有“实质上的系统”,“讲哲学史之一要义,即是要在形式上无系统之哲学中,找出其实质的系统”.套用金、冯两位先生的说法,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原理的目标和任务,也是要在形式上无系统的哲学思考和论述中,梳理出有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思想的主要内容,找出其实质性的系统,然后再由实质性的系统上升为形式上的系统,形成由哲学概念、范畴和原理所构成的逻辑系统.就目前研究现状而言,有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研究的成果虽然不少,但有哲学的形式而无哲学的实质的现象大量存在,真正有哲学实质的精品之作尚属凤毛麟角.哲学的实质和哲学的形式的关系,实际上是哲学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原理应体现哲学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有机统一.所谓“哲学的实质”,指的是这个原理的特殊性,是能够真实反映“中国特色”的概念和原理.所谓“哲学的形式”,指的是这个原理的普遍性,即表达“中国特色”的概念和语词应达到哲学的层次或符合哲学学科的规范.这是一种带有中国特色的普遍,是一种具体的共相,而不再是以往那样永远正确、大而无当、毫无具体内容的抽象普遍的东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我们党经历近半个世纪改革和建设艰辛探索所取得的思想结晶,要将这一重大成果上升到哲学层面,形成科学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哲学体系,还需要作出极大的努力.
关于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原理的几点思考
第一,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转变为研究范式.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它与旧哲学有一个重大的区别,即申明自己的理论是一种“发展的学说”,始终坚持辩证的历史的发展原则,用发展的观点对待理论,具体地历史地把握科学的原理和结论.用发展的观点对待理论,最紧要的是立足于本国的实践,贯彻马克思所说的从实践出发解释观念、而不是从观念出发解释实践的历史唯物主义原则.从观念出发的现代形态是本本主义.毛泽东一贯反对本本主义.邓小平明确指出,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不仅会导致思想僵化,还会危及党和国家的命运.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我们不能单靠本本来理解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以及如何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形态也不是靠改良传统教科书体系、围绕旧体系兜圈子产生的,而是在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过程中孕育形成的.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是在解决中国实际问题过程中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把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转化为研究范式,就要立足于改革开放的实践,以实践过程为基础,从中发掘重大的哲学问题及其解决的核心哲学理念.把书本的哲学变为实践的哲学,其根本途径是坚持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邓小平指出：“我们坚信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只有结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13页）他认为,离开本国的实际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从而提出了扎根中国实际来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任务.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哲学原理,要遵循邓小平的嘱托,立足于中国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践,是为形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而进行的一项极其困难而又极有意义的哲学探索.
第二,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原理,必须坚持以研究实际问题为中心的原则,以实事求是为根本的研究方法.马克思在谈到他的研究方法时说：“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3页）他所说的占有材料、分析内在联系及其发展形式的方法,就是从感性具体到思维抽象再到思维具体的方法,也就是实事求是的方法.毛泽东和邓小平面临的共同问题都是怎样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体化,即实质上是如何把思维一般上升到思维具体的问题.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我们多次重申,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事求是既是科学研究从感性具体到思维抽象的方法,也是保证思维一般上升到思维具体的科学方法,因而是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体化的根本保证.实事求是方法之所以是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方法,还在于它就是毛泽东所主张的全面的历史的方法.所谓全面的历史的方法,就是弄清楚所研究的问题发生的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把问题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从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要坚持实事求是的研究方法,一是要克服教条主义、公式主义的倾向.公式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抽象不变的公式,硬套在事物上.这种原理加例子的做法,把实际事物的完整性割碎,分门别类地塞到旧的框架中去,其结果是把活生生的东西变成了僵死的东西.二是要处理好实事求是方法与解释学方法的关系.解释学方法是研究经典文献的重要方法.坚持实事求是、以研究中国实际问题为中心,不是不要本本,也不是否定解释学的方法.问题在于,仅有本本是不够的,还要将本本与实际结合起来.所以,不应把解释学这种研究文本的方法视之为哲学研究的最主要的方法.
第三,开展跨学科研究,为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原理创造条件.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原理,要妥善处理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哲学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问题,即怎样植根于现实（特殊性）又超越现实（普遍性）的问题.换言之,是既面对现实又能保持哲学学科的高度.积极开展跨学科研究,搞好中、西、马之间的对话,是实现学术性与现实性有机结合的重要条件.
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既是重大的理论问题,也是重大的现实问题,是当代中国向哲学各学科提出的时代性课题.任何时代性问题都不是主观意念的产物,而是在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涌现的.科学的理论总是以满足时代发展的要求为前提,从而促进了自身的发展,不断地拓展其理论内容和理论形态.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原理,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的任务,也是哲学各分支学科的共同使命.要创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代形态,必须走会通中西、综合创新的理路.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哲学原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的重要内容,同样离不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同西方传统哲学、现代西方哲学关系的专题研究,只有在与西方哲学、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层对话和理解中,才能深刻理解马克思实现的哲学变革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性,从中获得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理论的重要思想资源.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继承中国传统哲学精神是内在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中国传统哲学现代化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侧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原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当代形态.因此,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哲学形态,必须走古今贯通、史论并进的哲学理路.要破除传统与现代简单对峙的观念,自觉开发和借鉴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资源,深入把握其具有原创性的哲学智慧,以之作为哲学创新的思想资料.总之,要开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新局面,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原理,就要始终保持开放的胸襟,广泛吸收和借鉴人类思想文化发展中的一切优秀成果,这是使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永葆生机和活力的根本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