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传统思维特征 在科技创造中如何扬弃

中国人的传统思维特征 在科技创造中如何扬弃
中国人的传统思维特征 在科技创造中如何扬弃

中国人的传统思维特征 在科技创造中如何扬弃
中国、巴比伦、埃及与印度并称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其中,中国文化的历史最为悠久,这与中国文化形成的特殊背景有密切的关系.中国文化从发迹到今日,历经长时间的演化,有常与变,有冲突调和,有吸收传播,但是它是始终没有亡过的古文化,如此持续发展的文化本身一定有它稳定与适存的结构性条件,而这都离不开环境与人的因素.
中国人并没有以佛教的印度形式来接受佛教.佛教引入中国之后,中国人便将佛教经典完全译成自己的语言,或者是,中国学者对于原著的解释常常给予特意的改写与评注；作为一个整体来说,中国人从未接受任何单一的教义－－这些事实表明了中国人某些特定的思维方式之倾向.这篇文章试图归纳中国文化的特征,并进一步地,借着讨论中国人如何更改印度佛教思想的诸形式,来理解中国人那些一贯的传统思维方式.
（一）崇尚古典的保守主义
在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中,有着一种静态理解事物现象的倾向,我们可以从中国语言的某些表达方法窥探一二.这种静态理解的思维,当特别强调了主体个别性与具体知觉之时,会产生一种偏重过去经验的依恋,并且倾向从过去的惯例与周期性发生的事实中,建立一套基准法则,造成了容易以先例作为先决模式.换句话说,古代人昔日经验的成果在中国人的心理,唤起一种确实感.因此,中国人并不强调抽象原则,而有丰富的历史典故与成语,甚至大多数的中国人认为模仿先人的文章,要比自己努力发明新风格更有价值.中国佛教徒也不例外,例如,玄奘写到：「吾顺古,故不译新.」这种传统的思维倾向在禅宗里更为显著.
中国人的思想与生活总是在有关的古典中受到检验,因为中国人的生活受到古典的强烈制约.中国自古以来就已确定那些制定生活规范的典籍,它们称为「五经」：「易」、「书」、「诗」、「礼」、「春秋」.它提供了先例中的先例,不管民间的生活发生了多大的变化,人生一切的道理都被定义于「五经」之中.传说,是孔子牢固地确定了它们的地位,孔子的学说试图再现与模仿古时的传统,当时不仅仅是儒家崇尚古典,其它诸派也给予古典高度的评价.
中国人尚古与保守的思维方式修正了印度佛教的形式,中国佛教徒甚至武断地改写了「经」的字句,让佛教教义更符合中国古典的传统要求,这使得中国佛教与印度佛教在许多方面是不一样的.其中,佛教五花八门的解释,造成中国佛典隐藏着内在的逻辑错误,这也代表了中国人思维方式的某些典型.
（二）喜好以具体形式表达的复杂多样性
中国人高度重视个性,并且按照传统思维方式来具体叙述表象内容,他们信赖感觉与依附感觉的立场,使得他们对现象的复杂多样性尤为敏感,因而替代了对事物法则的把握,替代了对事物抽象统一性的把握,造成了中国人很少去考虑有关事物规则的普遍性法则,这对于中国人科学方面的想象力有一定的遏制.
中国语言是一种艺术化而喜好华丽措辞的语言,它标榜着喜悦与和谐的气象,这种极富优雅的文句不是以普遍与抽象的概念为基础,而是以历史引喻与成语典故为基础的.这种语言本质的特征,自然也使得佛教改变了表达的方式,源于印度哲学体系的中国佛教在形式上,是非常文艺化的,通过对于具体的、出现在眼前的人物与景象的叙述,造就了某种宗教意象的与隐喻式的风貌.有学问的中国人喜欢用文辞佶屈之语,例如中国佛教徒倾向于用神秘而跳跃式的言辞,而儒家哲学家喜欢用过分修饰的文字,显示了中国人的训诂癖与文辞偏好.
（三）形式的齐合性
如前所述,许多中国学者认定若干特定的经典为绝对权威,他们紧紧围绕着这些经典进行训诂、注疏与解释.除了道家学者之外,中国学者从来不用批判的眼光或过时的眼光来看待这些经典,他们认为在文句中绝无任何矛盾可言.也就是说,他们极其重视形式的齐合性.例如后汉时的郑玄,他注释的风格特征是,他参阅其它一些经典,并试图释除它们中间的矛盾,为了统一所有古典的内容,他有时变更一些字,因为他认为古典中有些词与字被误写了,典型的中国学者认为,所有的古典都立足于相同的基础,它们之间不应该有歧义的部分.
这一种倾向在三国时期与六朝时期继续存在着.中国佛教学者也以这种方式来批注佛教经藏与律藏.中国人不仅努力使佛经系统化,而且努力使戒律系统化,通过对佛经与戒律书中各种教说与戒律的分类、整理、注疏而达到形式的齐合性,这正是中国佛教学者的重要事迹,只是他们系统化的同时,也将许多在逻辑性上相互矛盾的典籍集合在了一起.当中国佛教学者进行分类、整理与注疏时,他们并没有深思各种教理之间的逻辑缺陷,仅仅试图保留外表与形式的齐合性,他们只是喜欢用一定的形式来安排所有的事物.
（四）现实主义的倾向
在汉语句子中,中国人常用具有一定概念的「人」做为主语,即使是「人」在句子中没有出现,而印度人经常以一些抽象的概念作主题.例如,印度人说：「所以,苦难陪伴着他.」而中国人会把同样的句子译成：「所以,他经历了重重的苦难.」中国人对于被动语态并没有给予很大的重视,尽管他们以「人」为中心来思考一切事物,但是却没有客观地理解「人」,这使得大多数中国人倾向功利主义与实用主义,以人间现实为考虑依据的态度.在具有中国人特色的推理方式中,没有发展逻辑学的研究,因为逻辑学与实用无关.
中国知识社会所追随的哲学传统与哲学研究,是以实际目的为中心的,这些实际目的是与现实生活直接关联,大多数的中国学者对能导致成功的道德、政治与处世手段颇感兴趣,道教思想关心的则是保身之道、成功之法、治民之术,而在中国思想中占据着最高位置的儒家,则主要是统治阶级的身份伦理体系与一套统治方策.
中国人关注日常生活的思维倾向,导致了一种现世观念.中国佛教也受到这种现实主义思潮的影响,印度佛教一般是关于人间过去与来世的形而上学的教义,但在中国民族传播的佛教常常是祈祷式的与祭拜式的佛教.概言之,佛教「从抽象而哲学形上学倾向的一套印度系统,成为中国人文主义的宗教」,遵从了中国以「人」为中心的人文主义传统.
（五）对身份秩序的尊重
自古以来,中国诸学科特别重视人际关系与人伦秩序,中国思想的显著特征是它的伦理性.伦理学作为学问的分支,中国人认为伦理研究比自然科学研究更为重要,中国人并认为当事物依赖人的行为时,人对自然能够发挥某些作用,认为自然力与精神力是同一实在的两个方面,是同一整体.
高度重视世间的等级秩序,结果是在人与其它生物之间,甚至是人与「圣人」之间,建立了明显区别,他们认为只有当人遵奉正确的人道时,才成为人.佛教起源于印度,传到中国后便相对改变了思维方式,变得与中国人的人伦观一致.中国人与印度人关于人与其它生物关系的观点是不一致的,致使佛教从印度到中国后不得不有所修改.对中国人来说,依附于社会现实架构中的人,被看做是最有意义的与最高的存在,超出这种「存在」之外的角色,在实际人生中意义甚微；相反地,对于印度人来说,现世的人生被视为是短暂的与垂死的,人与其它一切生物的区别几乎是零.
（六）折衷融合的倾向
中国人相信,不仅完善的事物能够在这个世界存在,而且其它属于人的范畴的存在事物是不可鄙视的,尽管其它事物并不完善.没有任何一样事物的存在遭到否定,而完善的事物存在更是必须加以绝对的肯定,因此,中国人没有绝对关于恶的观念,他们承认人们生活的每一种方式都是由于某种理由而存在的.所以,在欧洲由于意识型态的原因而常常发生的宗教战争,在中国并不发生.
中国人不仅承认每一个人存在的意义,而且承认每一种哲学思想作为包含其它真理性思想而存在的意义.因此,当佛教被作为一种伟大的思想体系介绍到中国来的时候,被中国人热烈的讨论与赞叹,并开始逐渐地渗透到中国人的思想中
,这个过程没有什么不可思议之处.中世纪的中国人一方面把儒家经典尊崇为真理之所在,同时又信仰佛教,他们并不感到有什么矛盾.
从一开始中国人就是用一种折衷融合的方式去理解佛教思想,甚至承认一切异端学说.从儒佛一致论与道佛一致论里面,产生出了儒道佛三教一致论的思想,尤其在五代与北宋时期,得到了一般民众的广泛信仰与支持.这种折衷融合的倾向,也使得中国人在很大程度上享有宗教信仰的自由,甚至中国不喜欢仅仅接受基于一种教义的信仰.
中国人试图在当时社会的主流传统思想之框架里,尽可能地（形式化地）调和各种哲学相互对立的问题,不像印度人无视他们实际社会与政治的势力,而努力地找出各种论述之间的矛盾点与歧义,同时提出论证去考察知识相关的各种哲学架构.在中国除了或多或少带有折衷主义性质的理论诠释之外,世界观的研究并没有建立起来.我们可以把这种折衷主义视为一种混合主义,这种几近任性的混合主义对于一般民众的思考模式有巨大的影响,混合主义是近代中国思维的显著特征之一.
结语
从很多特征,例如中国民族如何面对外来文化,中国人的语言文字与生活习性,都可以窥知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根据中国人的这些思维方式,我们更能够进一步理解中国人文化内涵与中国历史的特色.
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常常受到人们自身所处的地理环境,以及历史与文化渊源的制约,而中国文化又是所有文化之中,最为特殊的一个,因为中国文化的发展过程鲜少出现典范转移的重大革命,虽然这代表着中国文化的稳定性,但是这也意味着中国文化的封闭性.在当今世界各种不同思想彼此对立与交流的情况下,我们必然会把自己的思维方式同其它不同的思维方式进行比较,这样才有助于匡正思维方式可能造成的偏差与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