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孟之道对今天的影响是什么?两千年的孔孟之道对中国古代伦理道德产生了深远影响造就了中华民族尊.孝.礼.义之道.而孔孟之道对现在究竟有什么影响?

孔孟之道对今天的影响是什么?两千年的孔孟之道对中国古代伦理道德产生了深远影响造就了中华民族尊.孝.礼.义之道.而孔孟之道对现在究竟有什么影响?
孔孟之道对今天的影响是什么?
两千年的孔孟之道对中国古代伦理道德产生了深远影响造就了中华民族尊.孝.礼.义之道.而孔孟之道对现在究竟有什么影响?

孔孟之道对今天的影响是什么?两千年的孔孟之道对中国古代伦理道德产生了深远影响造就了中华民族尊.孝.礼.义之道.而孔孟之道对现在究竟有什么影响?
首先,孔孟之道是农本经济的产物,作为政治伦理的孔孟之道始终维护农业小生产的生活方式,其对个人要求“安贫乐道”、“何必曰利”,“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体现在两千余年以来的政治决策中则是“重农抑末”,轻视（或敌视）商品市场经济.在孔孟之道所确立的传统经济伦理支配下的中国人,从帝王到平民,在西方列强扣响关防的初期,先是对其发展贸易的要求不屑一顾,继而对其以武力威胁为后盾强迫开放通商口岸的要求惊恐万状、不知所措,实在是孔孟之道所体现的封闭的农本经济观念对于市场经济的本能反应.可以说,如果中国社会不能摆脱儒家传统的顽固的“本”、“末”经济观念,脱不掉小农思维的局限性,意识不到商品生产和市场运作方式对于财富积累的重要意义,就不可能走到市场经济的道路.以孔孟之道的经济伦理,反观近50年一度热闹非凡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我们不得不说,所谓“没有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中国也会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结论,不过是想当然的伪命题. 新中国建立以后,主要当权者仍然视商品市场经济为洪水猛兽,长期蒙昧于市场经济的作用和发展市场经济的必然性,甚至坚持“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以意识形态作为经济决策的依归,以道德而不是以物质作为价值标准,不患寡而患不均,推行孔孟之徒的理想化的乌托邦经济平等主义,终至将国民经济推向崩溃的边缘.孔孟之道造就的封闭的小农心态,甚至在80年代初改革开放以后相当长时期内,仍然是强大的惰性力量,其最明显的表现之一,是市场经济“姓资姓社”的争论.直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时以其政治家的勇气断然否决这场无谓的争论,确立“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发展市场经济的必然性和重要性才得到全民族的接受和肯定.这场争论实质上折射着新旧两种思维.2000年中国成功加入世贸组织,标志着中国现代性改造中的第一个层面的改造——经济市场化改造已展露曙光.但是,两千余年来孔孟之道的小农经济伦理仍具有顽强的生命力,是中国现代性改造的重大障碍.对此,人们应有清醒的认识,保持高度警惕. 孔孟之道对中国现代性改造最大的妨害,是它所塑造的政治伦理与近代中国政治民主化的目标格格不入.首先是它对皇权专制主义的张皇.儒教主张“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帝王外于法的观念在法家与儒家都是如出一辙.管仲说：“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管子任法》）君主是法的制定者,能做到“以法治国”——以法律治理别人——已是天大的善政了.而在后来的儒家的政治伦理中,君权完全是以上对下的单方面的权力,韩愈《原道》说得直白露骨：“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则失其所以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则失其所以为臣；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在孔孟政治伦理中,君主有独裁的权利,臣下只有执行君主意志的义务,而民众则只有奉献物质、接受君命、服从君命制裁的义务.在皇权专制主义观念中,“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是天经地义.在帝王那里,任何不利于权力独断的思想都会遇到天然的敌意.如孟子主张 “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讎”,虽然是从维护君权的角度对帝王提出的劝勉,但一千几百年后还是惹得游方和尚出身的朱（元璋）皇帝大光其火,下令将孟子牌位逐出文庙,剥夺其配享. 且不要认为儒家皇权专制主义已是与现代中国历史进程无关的历史陈迹.民国初期,小学生要唱“把生命交给（孙）总理”；蒋介石统治时期,学生们要唱“大哉中华,代有贤能,蒋公中正,今日救星”.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学生准则中,第一条便是：“无限终于毛主席”,而毛本人则公然声明自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对歌唱 “大救星”的《东方红》和海啸般的“万岁”、“万岁”、“万万岁”的高呼声,听之泰然,甘之如饴.显然,现代无产阶级在《国际歌》中表达的“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的自由、自为的现代社会的崇高理念,并没有取代他思想中根深蒂固的孔孟之道所尊崇的帝王意识.而中国民众的思想,如毛所言,是“党外无党,帝王思想”,也来自孔孟思想的熏陶和教化. 孔孟之道对中国社会的最大功用,是提供了一套稳固宗法皇权专制统治需要的道德礼仪规范,即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套维护礼治秩序的伦理学说在国家强力推动下,几乎演变成宗教式的信条,两千余年中使人无逃避于天地之间.直到近代鼎鼎大名的曾国藩在给儿子的信中还有这样的家训：“尔当谆嘱三妹,柔顺恭谨,不可有片语违忤三纲之道.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是地维之所赖以立,天柱之所以赖以尊.故传曰：‘君,天也；父,天也；夫,天也.’仪礼记曰：‘君,至尊也；父,至尊也；夫,至尊也.君虽不仁,臣不可以不忠；父虽不慈,子不可不孝；夫虽不贤,妻不可不顺.’”（《曾文正共全集家训卷下同治二年正月二十四日》）儒家纲常、名教、道德、礼仪的最大特点,是损卑下以奉尊长,牺牲被统治者的个性以事统治者.在君臣关系上,用一个“忠”字使臣的一方完全牺牲于君；在父子关系上用一个“孝”使子的一方完全牺牲于父；在夫妻关系上,用“顺从”“贞洁”等名词使妻子一方完全牺牲于丈夫,女子的一方完全牺牲于男子.这种不平等观念的基础是“天命”理论,所谓“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左传昭公七年》）用孔子的话说就是“惟上智与下愚不移”.在这套伦理化的政治学说中,绝对找不到现代社会所需要的平等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