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们社会实践调查报告的题目：用矛盾原理分析社会问题.问题是我从来没写过这种东西,也没个头绪.请各位提点提点~帮小妹个忙,大恩不言谢.

这是我们社会实践调查报告的题目：用矛盾原理分析社会问题.问题是我从来没写过这种东西,也没个头绪.请各位提点提点~帮小妹个忙,大恩不言谢.
这是我们社会实践调查报告的题目：用矛盾原理分析社会问题.
问题是我从来没写过这种东西,也没个头绪.
请各位提点提点~
帮小妹个忙,大恩不言谢.

这是我们社会实践调查报告的题目：用矛盾原理分析社会问题.问题是我从来没写过这种东西,也没个头绪.请各位提点提点~帮小妹个忙,大恩不言谢.
在帝国这个圈子里,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社会矛盾的根蒂无非就是这么几个.宏观上说是城乡二元化日益突出,微观上说就是贫富之间收入差距的二元化.收入分配不公导致社会高度分化,社会政治的稳定就会成为大问题,况且中国历史上杀富济贫向来被看成是正义的现象,毕竟重农抑商在这个土地上沿袭了2000多年了.
　　到了今天,什么“共同富裕”的话题早已难登上媒体的头条,媒体们都在刻意的回避它,这个口号随着太宗的离去和时间的流逝远去了.无论相信或者不相信,自从改革开放以来,西方经济学的理论种子一一在这个社会主义的经济土壤中茁壮成长,并一一得到了应证.既然选择了自由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就逃脱不了“看不见的手”.早年,太宗在南部画圈的时候就注定了开放市场和商品自由流通会带来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分崩离析.从各国的发展经验来看,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的早期收入分配差异的拉大不可避免.但像帝国这样的情形极为少见.尽管政府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并试图努力缩小收入差异,但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情况有所改善.相反,越来越多的证据指向收入分配状况的持续恶化.也有经济学家认为,进一步的经济发展会改善收入分配的情况.但没有任何理由相信,在没有有效的政府政策实施的情况下,经济发展会导向收入分配状况的自动改善.实际上,由收入分配不公所导致的一系列的社会政治问题近年来一直困扰着帝国的决策者们.这一问题已经超越其他所有一切因素成为帝国社会、政治和经济之间矛盾之最主要的源头.
　　社会收入分配不均之所以成为首要矛盾,这也与整个国民心态萎靡和信仰缺失又很大的关系.在帝国初期的近30年里,整个中国经历的是一场从头至尾的彻底思想颠覆,2000多年的儒家思想和道德被完全颠覆,而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生活改善和物质变化又使民众对前30年的意识形态产生怀疑,在没有任何意识形态和宗教去依托的情况下,对物质的彻底崇拜变为了社会的主流.正因为物质生活的改善,帝国30年来用意识和憧憬来约束行为的枷锁被彻底的打破,不再有道德的底线,衡量一切的标准就是物质论,为金钱可以不择手段.这便使在一般国家发展中出现的经济起飞期出现的收入差距拉大的现象在这个又两千年文明的帝国上成为了一切矛盾的根源.
　　决策者们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已经发现了这个问题,并采取了一些措施,中央政府进行以分税制为主体的税制改革,有效集中国家税收资源,以便把更多的资源分配到经济发展落后地区,或者分配到社会弱势群体.比如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中部崛起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都可以说是这一政策的体现.这一政策也体现在诸如扶贫和建立社会低保政策等举措.可是各位不知道看清楚没有,这些政策的基础是通过税制改革来实现的,也就是说这些政策把改变收入分配差异的重点一直放“二次收入分配”上.包括最近一个时期的提高所得税缴税基数和个人自动报税等措施都是从税收的源头控制富人的收入.但这些政策往往根本达不到效果,因为中国的社会里通过“二次收入分配”调整贫富差距收效甚微,除了在“二次分配收入”的执行力度不足之外,我觉得更是因为社会“一次收入分配”调整上没有进行改革.
　　其实,早就有专家提出“如果一次分配出了大问题,那么二次分配怎样努力也会无济于事.要有效追求分配的公正性,就首先必须从一次分配入手”.所谓的一次分配,简单说,就是表现在个人劳动所得的收入分配上,就是每个人手上的“工资条”.在中国,由于改革开放的历史遗留问题,中国一次分配收入就出现了二元化：一种是国家公务员和国有企事业单位,他们的账面工资收入很低,甚至20年来不曾进行大调整,所以在工资条上,他们的账面工资并不高,而他们的收入却以“住房公积金补贴、岗位津贴、防暑降温费、公费医疗”等福利的形式发放,所以在国家财政发放的工资里他们的收入并不高,而是各个单位通过把单位收入转为上述的福利形式发放的,也就是说他们的隐形收入基本高于账面收入；另一种是私企和外资企业,他们工资条上反映的就是全部的收入,除了扣除各种社会保险和商业保险之外就要严格按照税收制度扣除税率后发放,这也是西方社会普遍使用的办法.所以第一种人的收入与单位的效益完全挂钩,所以同样的职位在不同地区的收入是不一样的.
　　改变一次分配制度的不合理,现在我们遇到的有两个瓶颈.一是一次分配制度没有法制上的保障.中国尽管有最低工资制度,但法律名存实亡.并且最低工资制度在多数情况下只针对城市居民.要意识到,几乎在所有的中国城市,低收入的工作大多是由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的农民工从事的.中国有一亿多流动人口,表明至少这部分人口的最低工资是没有得到任何法律保障的.尽管中央政府三令五申地呼吁要保护农民工的利益,但在各级政府和资本利益（无论是外资还是民族资本都一样）一体的情况下,法律和政策一文不值.二是结构性的经济垄断.经济垄断对城市不同社会群体的收入分配差异影响最大.在帝国的经济发展中,形成了一些巨大无比的国有企业,其实就是西方的“托拉斯”,只不过我们不愿意在“社会主义”模式下这么称呼罢了.这些国有企业也往往是垄断企业,如电力、铁路、电讯、银行、证券、保险、烟草和石油等.尽管不同行业的收入不可能平等,但收入差异过大现象主要是通过垄断行业造成的.例如一个只有受过初等教育的抄电表工的收入可以大大超过一个在另一行业工作的、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专业人士.越是垄断性的企业,工资管理越是失控.这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只要这个结构存在,不仅改善收入分配情况没有任何希望,而且也导致着国有资产的严重流失.
　　另一个有效制约收入分配状况得到改善的重要因素就是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方式.说白了,收入不均直接导致社会二元化加剧,而提高公共服务是最好的解决方式.马斯洛的层次需要论早就说的很清楚了,人的需求心理是按照一定的顺序呈金字塔型结构的,我的意思是无论富人或者穷人,他们所需要的就是基本的福利,这是他们满足于现状的基点,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这个基点早已不是满足吃饭穿衣,而是应该与国家发展相适应的“住房、教育、医疗、交通”等福利.而上述三条福利的不平等倾斜却成为现在社会的突出矛盾,现在的教育、交通、住房和医疗给人感觉往往都是为富人提供服务的,忽视了最需要的应该是占绝大多数的穷人.在任何一个社会里,需要福利的往往都是穷人,富人对这些基本福利的诉求反而很少.如果能解决这些问题,那么就会很大的缓解现阶段贫富差距导致的严重社会对立问题.
　　很显然,从税收等方式进行改革就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政策举措”,这些举措的效果都早已经证明很难有效改变收入不公的状况.其实,现在社会的发展和民众的诉求已经不再是哪个依靠口号和意识形态过日子的时代了,既然选择了“看不见的左手”控制经济发展方向, 那就更应该选择“看不见的右手”来保持整体的协调了.
　　嘿嘿,今天废话又多了!看来大学学那点玩意还没有扔在校园里,用经济学原理诠释社会现象是最能透过现象看本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