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是什么时候发明的以前应该是用注音符号的吧?那注音符号又是什么时候发明的?古人应该不用拼音的吧.那拼音又是什么时候发明的?什么时候开始广泛应用的?又为什么和英文字母那么像?

拼音是什么时候发明的以前应该是用注音符号的吧?那注音符号又是什么时候发明的?古人应该不用拼音的吧.那拼音又是什么时候发明的?什么时候开始广泛应用的?又为什么和英文字母那么像?
拼音是什么时候发明的
以前应该是用注音符号的吧?
那注音符号又是什么时候发明的?
古人应该不用拼音的吧.
那拼音又是什么时候发明的?什么时候开始广泛应用的?
又为什么和英文字母那么像?

拼音是什么时候发明的以前应该是用注音符号的吧?那注音符号又是什么时候发明的?古人应该不用拼音的吧.那拼音又是什么时候发明的?什么时候开始广泛应用的?又为什么和英文字母那么像?
是谁发明了汉语拼音呢?说来有趣,是一个外国人.我国古代汉字读音大多采用“两字相切”的读音方法,如“东”（都笼切）.这个方法显然太繁琐,不易读准.公元1610年,法国有个传教士叫金尼格莱来到了中国,他是个中国通.他在1626年写了一本《西中儒耳目资》的书中,首次准确地用拉丁拼音字母记录了汉字的读音.他在中国期间结识了韩云、王征等人,并在他们的帮助下,在利玛窦等传教士汉语注音的西书《西字奇迹》基础上,编写了中国第一部拉丁化拼音字字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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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谁发明了汉语拼音呢？说来有趣，是一个外国人。我国古代汉字读音大多采用“两字相切”的读音方法，如“东”（都笼切）。这个方法显然太繁琐，不易读准。公元1610年，法国有个传教士叫金尼格莱来到了中国，他是个中国通。他在1626年写了一本《西中儒耳目资》的书中，首次准确地用拉丁拼音字母记录了汉字的读音。他在中国期间结识了韩云、王征等人，并在他们的帮助下，在利玛窦等传教士汉语注音的西书《西字奇迹》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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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谁发明了汉语拼音呢？说来有趣，是一个外国人。我国古代汉字读音大多采用“两字相切”的读音方法，如“东”（都笼切）。这个方法显然太繁琐，不易读准。公元1610年，法国有个传教士叫金尼格莱来到了中国，他是个中国通。他在1626年写了一本《西中儒耳目资》的书中，首次准确地用拉丁拼音字母记录了汉字的读音。他在中国期间结识了韩云、王征等人，并在他们的帮助下，在利玛窦等传教士汉语注音的西书《西字奇迹》基础上，编写了中国第一部拉丁化拼音字字汇。
汉语拼音方案与汉民族标准语
—纪念汉语拼音方案发表44周年
北京大学中文系 王理嘉
[提要]一、从简略的回顾中，阐明从19世纪末发展起来的汉语拼音运动一开始就是与语言的统一、社会的发展、民族的团结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历史事实不止一次的证明，无论哪一种拼音设计，违背了汉民族共同语统一的发展趋势，注定会以失败告终。二、通过注音符号、国罗、北拉和汉语拼音方案的历史渊源关系，具体说明方案在哪几方面继承和发展了这几种拼音的主要优点并加以创新，从而总结了二十世纪前六十多年来中国人民创制拉丁化拼音方案的历史经验。三、通过对台湾通用拼音与汉语拼音之争的分析 ，揭示隐藏在这场发生在台湾的激烈论战的背后，其实质性问题是什么。
一、汉语拼音运动与国语和普通话
汉语拼音方案是拼写汉民族标准语的拼音方案。
汉民族标准语是在十九世纪末期兴起的对中华民族的社会、科学文化的发展产生过巨大影响的语文现代化运动中逐渐建立起来的。语文现代化运动最初指的是汉语拼音运动（当时叫“切音字运动、简字运动”）、国语运动和白话文运动。清末民初的三大语文运动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通过改革语言文字，普及教育，以适应当时社会发展和科学文化发展的需要，然后富国强兵，振兴中华民族。国语运动是建立和推广汉民族标准语口语的运动，而白话文运动则是提倡用能够表达口语的白话文取代文言文作为正式书面语的运动。三个运动各有自己的追求目标，但内在关系却十分密切。就历史渊源关系说，切音字运动发生最早并引发了国语运动。其后，国语标准音的确立，注音字母的制定，一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汉语规范化运动，汉语拼音方案的产生，都是由此一脉相承，相辅相成的。所以，我们的论述也由此入手。
汉语拼音运动的历史前奏可以远溯至明末，但是导致中国社会产生声势浩大的汉语拼音运动，其直接原因是中国人至今铭心刻骨的“甲午”国耻。这一点钱玄同在《注音字母和现代国音》（1929）一文中说得很清楚：“1894年（甲午），中国给日本打了一次败仗，于是国中有识之士，知道非改革政治，普及教育，不足以自存于世界，但是提到普及教育，即有一个问题发生，则汉字形体之难识，难写是也。要解决这个问题，就非另制拼音新字不可……”。于是，“推行简字以谋求普及教育的运动，日盛一日……”。其实，文字领域中的思想革新在此之前已经开始，汉字几千年来神圣不可侵犯的崇高地位已经发生动摇。甲午战争后，清政府在日本马关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除了赔偿巨额军费之外，还割让了台湾和澎湖等地。其时，朝野震惊，激发了社会民众，特别是有进取精神的知识阶层的爱国天良，大家推究中国失败的原因，一致认为“汉字不革命，则教育决不能普及，国家断不能富强。”当时，被称为“思想界之彗星”的谭嗣同就首先带头呼吁废除汉字，改用拼音文字。各界人士群起响应，纷纷起来创制简单易学的“切音新字。”清末的切音字运动，也就是汉语拼音运动就这样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了。
据统计，清末最后十年中，至今犹有案可查的各种拼音方案就多达二十七种。这一时期的拼音方案大多为拼写某种方言而设计的，但拼音文字毕竟是一种拼写语言声音的文字，所以一开始就触及了汉民族语言的统一问题。被当时称之为“从事切音运动第一人”的卢戆章，在他的《切音新字序》（1892）中就提出制定拼音字母的两个基本原则：“字话一律”和“字画简易”，也就是文字表达话音，字形简单易写。同时，又倡议以南京话为“各省之正音”，这样全国“语言文字既从一律，文话皆相通，中国虽大，犹如一家。非如向者之各守疆界，各操土音之对面而无言也。”这些话显然已超出了纯粹的文字改革的范围，涉及民族语言的统一和发展了。
但是，卢戆章设计的各种拉丁化拼音方案仍然是以拼写闽广方言为主的。他后来向清政府学部呈交的《中国切音字母》也就因此被认为“不能通行各省”，“不足以统一各省之方言”而批驳了。之后不久，一种体现民族共同语发展趋向的切音方案—－王照的《官话合声字母》立刻脱颖而出了。它拼写的是当时影响最大的“京音官话”，字母形式完全采用汉字的偏旁。《官话合声字母》通行极广，遍及大半个中国，“由京津而奉天，而南京，官话字母遍及十三个省。”王照本人可谓完全把握了当时民族语言的发展趋向，他在《官话合声字母》序中就明确宣称：“语言必归划一，宜取京话……京话推广最便，故曰官话。官者公也，公用之话，自宜择其占幅员人数多者。”也正因为如此，他的《官话合声字母》得到了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总教习吴汝伦的支持并跟张之洞以及管学大臣张百熙一起奏请朝廷在“学堂章程”中规定“于国文一科内，附入官话一门”，理由是“各国语言皆归一致”，清朝也应“以官音统一天下之语言”。他们的奏请很快得到朝廷的批准。于是，汉语拼音运动在引发了国语统一运动，并与国语统一运动合而为一的同时，得以从民间跻身政府。之后，清政府学部在“国语教育事业”（1911）中规定拼音“简字”的用途有二：一是拼合国语，二是范正汉字读音，并通过了一个“统一国语办法案”，规定在宣统八年（1916）普及国语。没想到就在这一年十月，武昌起义，辛亥革命爆发，清政府被推翻。于是，经公决并通过的“统一国语办法案”也就成了一纸空文。确定国音，制定字母，统一国语的运动，实际是由下一个社会和国民政府开展起来的。
从上面简略的回顾中，我们可以看到，从十九世纪末发展起来的汉语拼音运动，从一开始就是与语言的统一，社会的发展，民族的团结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历史事实不止一次的证明，无论哪一种拼音设计，违背了语言统一的发展趋势，注定会以失败告终。卢戆章设制的第一个拉丁化拼音方案，以拼写闽广方言为主的《中国切音字母》，因“不能通行各省”，“不足以统一各省之方言”被批驳了。其后，又有同治进士，朝廷命官劳乃宣设计了几乎可以使用于各省主要方言的《简字全谱》（一种汉字笔画式的拼音文字），“全谱”包括《京音谱》，《宁音谱》（南京话）、《吴音谱》、《闽广谱》等，几乎涵盖了大部分方言，而且他还提出了“引南归北”的主张：“南人先就南音各谱学习，以便应用，学成之后，再学京音，以归统一。”劳乃宣本人曾得到慈禧召见，他进呈的《简字谱录》也得到御批，让“学部议奏”。即便如此，清政府学部也仍然因“分裂语言，有碍统一”，始终搁置高阁，不议不奏，而社会上也对他提出了尖锐的指责，认为照他的办法，“将使中国愈远同文之治，”骂他是“分裂语言文字的罪魁”。对照清末切音字运动中唱主角的卢戆章、劳乃宣、王照三大家，特别是劳乃宣和因参加了“百日维新”而受到通缉的“钦犯”王照他们两人的拼音方案的命运，实在是足以发人深省的。
二、汉语拼音方案与注音符号、国罗、北拉的历史渊源关系
1912年，民国成立后，政府继续推行国语。在推行国语的热潮中，国语标准音经过“京（音）国（音）问题”大辩论，由“以京音为主，兼顾南北”修正为纯以京音为准的新国音，其后注音字母也更名为注音符号，并成为推行国语的利器，使国语进入师范及小学语文教学中，在电台广播、电影、话剧等领域中建立了牢固的阵地。
民国时期，从官话到国语，从老国音到新国音，国语运动最重要的一条历史经验就是要使自然形成的没有明确标准的初级形式的民族共同语（官话）成为有明确规范的高级形式的民族共同语（国语和普通话），必须选择一种自然语言，作为自身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国语运动在长期的实践中终于找到了“中国语言的心”（刘复语），明确宣布以北京（系）作为统一全国语言的标准音（见《全国国语运动大会宣言》）。这是它最大的历史功绩，它为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所开展的汉语规范化运动、推广普通话和汉语拼音方案的制定，奠定了基础。
从学术发展的角度看，在汉语拼音运动不同历史时期出现的国语注音符号、国语罗马字、北方话拉丁化新文字，直至五十年代后期的汉语拼音方案，显然是一脉相承的继承发展关系。汉语拼音方案的设计充分吸收了过去许多拼音设计，特别是国罗和北拉的许多宝贵经验，并广泛地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方案固然有它匠心独运之处。但更多的是吸取并发展了历史上许多拼音设计的长处。下面我们就从几个主要的方面来说一说汉语拼音方案与注音符号、国罗、北拉以及其他拼音设计的继承发展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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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行汉语拼音方案即将迎来它颁行的第50个年头儿，各种座谈会纷纷召开，电视节目正在筹划。相比而言，这只是一桩寻常事。
正如50年前那个下午，在北京大学念理科的大一学生冯志伟，到校外溜达时，捡到一张报纸，上面刊登着一份汉语拼音方案。冯志伟试着拼了一下，“觉得很好拼，很快就学会了”。
那是1958年年初。2月11日，刚刚结束的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上，《汉语拼音方案》被正式批准。同年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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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行汉语拼音方案即将迎来它颁行的第50个年头儿，各种座谈会纷纷召开，电视节目正在筹划。相比而言，这只是一桩寻常事。
正如50年前那个下午，在北京大学念理科的大一学生冯志伟，到校外溜达时，捡到一张报纸，上面刊登着一份汉语拼音方案。冯志伟试着拼了一下，“觉得很好拼，很快就学会了”。
那是1958年年初。2月11日，刚刚结束的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上，《汉语拼音方案》被正式批准。同年秋天，拼音方案成为小学生的必修课程，取代了通行近40年的“注音字母”方案。据统计，当时每年大约有2000万小学生学习拼音。
在国家对拼音方案作出选择后不久，冯志伟也作出个人选择：他放弃所学专业，调到中文系学习语言学。如今，他是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研究员。
一场改革热闹
事实上，1958年拍板的汉语拼音方案，早在1949年就开始着手研制。当民间团体“中国文字改革协会”成立时，开国典礼刚刚过去没几天。3年后，这个民间团体摇身一变，成为政府机构，定名为“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
“一个政权刚建立就成立文字的改革机构，这在世界上是很少见的。”已经退休的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原常务副主任陈章太回忆。
1956年，陈章太大学刚毕业，分配到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旁观了当时汉语改革的一场热闹。
此时，关于文字改革的争论已经进行了5年多。其中最根本的争论是，要不要用拼音文字直接取代汉字。
早在1951年，毛泽东曾表示“文字必须改革，必须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这句话长期被主张废除汉字的一派挂在嘴边。不过，陈章太认为，当时的国家领导人最终倾向于采用稳妥的方式，即在简化汉字的同时，创立汉语拼音方案作为辅助。
究竟采用哪种拼音方案，成为争论焦点。
各种拼音方案层出不穷。最初，毛泽东主张的“民族形式”占上风，同时存在的意见还有苏联代表提出的“斯拉夫字母方案”，部分学者坚持的“拉丁字母方案”，以及民间自创的字母方案。一份统计显示，当时社会上存在的拼音方案共有1000多种。
转折发生在1955年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前后。陈章太回忆，当会议开到一半时，正在复旦大学教书的经济学教授周有光，被点名调到北京。会上及会后有关场合，他“侃侃而谈，论证严密”，最终说服了相关领导人。
拉丁字母化的拼音方案被确定下来，而苏联的要求和毛本人的偏好则最终让步。陈章太认为，这显示了决策层的气度，以及冷静的判断力。当时正值国际关系紧张，英语等西方语言在社会上受到排斥。
政府高层的决定，迅速平息了各种不同意见。当陈章太刚刚进入语言研究领域时，关于汉语拼音方案的争论已经尘埃落定。1956年2月12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发表《汉语拼音方案(草案)》，公开征求意见。1957年11月1日,国务院通过《汉语拼音方案(草案)》。
至此，中国历史上多种拼音方案交错使用的乱象，面临终结。
一道历史谜题
在这种乱象中，冯志伟完成了自己的基础教育。1945年,他进入小学，被规定学习注音字母方案。
这套方案拟订于1913年，共设37个字母，全部从古代汉字中选取部分笔画充当。1918年，该方案由北洋政府教育部正式公布实施。
不过，这套“官方字母方案”，从未一统天下。
当时，五四时期由钱玄同等知识分子发起的“国语罗马字运动”仍在继续，主张废弃汉字，采用罗马字母书写汉语。经过黎锦熙、赵元任等学者的研究，1928年9月，时任大学院院长的蔡元培正式公布了《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用于给汉字注音和统一国语。这一派注音法，被称为“国罗派”，并于1932年由教育部确认。
几乎同一时间，中国拉丁化新文字运动在苏联开始。当时，为在苏联远东地区华工中扫除文盲，身在苏联的中共党员瞿秋白等人与苏联汉学家合作，研究并创制拉丁化新文字。1931年9月，在海参崴召开中国文字拉丁化第一次代表大会，并通过《中国汉字拉丁化的原则和规则》。这一新文字派别，被称作“北拉派”，并与“国罗派”发生激烈论战。
如果再加上更早时由传教士创造的“威妥玛式”等拼音方案，在国内和国际上，拼音方案让人眼花缭乱。
1958年颁布的《汉语拼音方案》，最终舍弃了以上所有方案，另起炉灶。不过，有学者发现，除了标调法不同，这套方案与之前的“国罗”拼音方案，差别并不大。
作为当时公认为最科学的拼音方案，“国罗”为什么没有被新政权直接采用？这个问题似乎很难找到答案。
多数学者选择沉默。有不愿透露姓名的学者评价，在“国罗”和“北拉”争辩的背景下，当时的决策者很难摆脱革命情感和意识形态的影响，从而直接采用“国罗”拼音方案。
而陈章太则认为，当时的决策是冷静和客观的，也获得了多数人的认同。那个时候，这名年轻人因为语文研究与编辑工作需要，接触过许多老辈学者。在他的印象中，大多数学者都积极参与了文字改革方案的讨论，他们的观点，也都“随着国家政权的政策变化而改变”，而且这种改变显得很自然，并不勉强。
不过，历史也记录下一些例外。在当时关于汉字拼音化的讨论中，文字学家陈梦家曾提出不同意见。结果，他被划为右派，“下场很惨”。当时，许多大学者都曾写长篇文章，对其进行批判。
一次方向重立
冯志伟记得，现行汉语拼音方案制定不久，便风行全国，他自己也很快舍弃了用注音字母拼写的习惯。
不过，与周围其他人相比，冯志伟并不是最狂热的一个。他有许多同学，当时便开始用拼音记日记。不过他没有这么做，他担心这种不区分同音词的日记“以后自己看不懂”。
尽管1958年周恩来在宣布《汉语拼音方案》时，曾经表示，汉字是否会被字母代替“这个问题我们现在还不忙作出结论”，新中国成立初开始的汉字拼音化倾向，仍然是一种潮流。在许多人心中，汉语拼音最终的发展方向，将是字母文字。
由于汉语拼音方案还不具备作为文字的资格，当时，相关部门曾组织专家继续研究。据回忆，这个研究的最终结果，是编制了一套只在内部发行过的《定型化汉语拼音词典》，通过复杂的方式，使拼音具备了文字的基本形态。
不过，这套汉字方案并未公布。由于1977年“第二批简化字”的公布，文字改革委员会一时“声名狼藉”，处于瘫痪状态。“文革”结束后，这一状况亟须改变。
陈章太又一次出现在语言文字改革的热闹里。不过这一次，他不再是旁观者，而是推动者。
1983年，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胡乔木与吕叔湘商量，点名将陈章太从社科院调进文字改革委员会，让他将这个几乎处于瘫痪的机构重新运转起来。
摆在陈章太面前的事情，就是如何对待汉语字母化的历史思潮。当时，毛泽东“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的言论，仍有许多人信奉和坚持。而经过“文革”后的反思，曾经激进地主张汉语拼音化的胡乔木，态度发生了变化。陈章太记得他曾与自己谈话，指出汉语拼音化是“长期而复杂的问题”，不可急于求成。陈章太曾在胡的讲话稿中添入“循序渐进”的词句，胡在旁边批注：“很好。”
在这种背景下，1986年召开的“全国语言文字工作大会”，成为重新确立文字改革方向的重要会议。
这时候，“文字改革委员会”已更名为“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改革”的色彩已经淡化。陈章太回忆，这次会议之前，关于拼音方案如何对待，主要有两种针锋相对的意见。一种是重新确立毛泽东时代“汉语拼音化”道路，另一种则认为，拼音已经没有太大用处，不需要多提。
两种意见都没有被采纳。最终，这次会议没有提“汉语拼音化”的问题，只是对拼音方案作了“继续推行”、“扩大应用范围”、“研究解决应用中的实际问题”等决定。
“这实际上是不再提汉语拼音化了，将拼音方案作为文字辅助工具确立下来。”陈章太说。
如今已年过七十的陈章太，至今仍十分怀念当时工作中求实、民主、融洽的氛围。当时，他这个中年“布衣”，与胡乔木讨论文字改革方案，时有争论，胡总是平等相待。
据他回忆，“文革”中，胡乔木偷偷对第一批简化字方案进行研究和反思。他希望在重新颁布简化字总表时，将100多个简化字改回繁体字。陈章太则以“汉字字形应保持相对稳定”为理由，没有接受。
当时，胡乔木发着高烧，两人的辩论从北京一直进行到北戴河。胡的要求从100多字改为20多字，仍然没有说服陈章太。一次，胡乔木躺在床上，一边输液，一边与陈争论。说到最后，胡乔木“动了感情”，陈章太却依旧坚持己见。这时，胡乔木说：既然我说服不了你们，你们也说服不了我，那么我们分别向中央书记处申诉。
“这就是民主的作风。”回忆至此，陈章太感叹说。
这次会议上，有几名老一辈“文改”同志，坚持要重提毛泽东的言论。有些工作人员曾经建议“批他们”，但多数人认为，这只是表达不同观点，应该被允许。
最终颁布的简化汉字表，部分尊重胡乔木的意见，改动了7个汉字。
历史尘埃落定否？
陈章太关于汉语拼音命运的最近一次记忆，发生在上世纪末。当时，他参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的制定工作。关于拼音方案“要不要提”，成为争论的一个话题。
最后，汉语拼音还是在这部国家法律里“挤”到一席之地。但“这种争论本身，就说明拼音的地位已经大大被削弱”。陈章太记得，当时在对全国统编教材进行修改，一个很强势的观点是，将汉语拼音教学从小学教材中削弱甚至移除。
他分析，那个时候，拼音在电脑、手机等输入领域，作用尚不明显，而“汉字将成为世界强势”一类论调高涨，这成为拼音被人轻视的理由。
在冯志伟看来，这种轻视如今已经消失。商品包装上印上了汉语拼音，中药和西药上也标着拼音。就连外国人学汉语，也多半借助于拼音。许多人尽管已能讲一口流利的普通话，但是并不会写汉字，只能依靠拼音。
汉语拼音占据了绝大多数领域，从国际标准中的中国专用名词，到大多数人的手机和电脑输入法。曾经有一项统计显示，“鲁迅”这个名字，在全世界不同语言里共有12种拼法，现在则只有一种拼写被认为是标准的了。
如今，“注音字母”被作为历史名词，放进语言学课堂，以及字典里不起眼的一页。而曾经被作为国际惯例应用的“威妥玛”式拼音，也逐渐失去了市场——为保持品牌效应，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校名，仍然沿用威式拼音的拼写。不过，许多学生已经不知道这个拼写方法的来源。他们觉得，把“清”拼成“tsing”，说起话来会咬舌头。
有人甚至担心，汉语拼音的应用是不是有点过头了。冯志伟就发现，很多人因为长期单纯依靠拼音在电脑上输入，逐渐丧失了写字的能力。“提笔忘字”，正在成为惯见的新病症。

收起

非常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