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找找一些简短的孙中山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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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的故事
　　辛亥革命胜利后,孙中山当了临时大总统.有一次,他身穿便服,到参议院出席一个重要会议.然而,大门前执勤的卫兵,见来人衣着简单,便拦住他,并厉声叫道：“今天有重要会议,只有大总统和议员们才能进去,你这个大胆的人要进去干什么?快走!快走!否则,大总统看见了会动怒, 一定会惩罚你的!” 孙中山听罢,不禁笑了,反问道,“你怎么知道大总统会生气的?”一边说着,一边出示了自己的证件.卫兵一看证件,才知道这个普通着装的人竟是大总统.惊恐之下,卫兵扑倒在地,连连请罪.孙中山急忙扶卫兵起身,并幽默地说：“你不要害怕,我不会打你的.
　　1892年7月,孙中山先生以名列第一的优异成绩,毕业于香港雅丽氏医院附设的西医书院,荣膺医学博士学位.同年九月,应邀赴澳门镜湖医院,担任不受薪金的义务医师.为了使贫苦病者也能廉价地用上西医西药,他到镜湖医院就任不久,就努力争得院方的支持,借银一千四百四十两,租下草堆街八十四号办起了“中西药局”.
　　这是一幢简陋的木结构两层楼房,楼下的铺面作“药局”,楼上是寓所.那时,他使用的名字是孙逸仙.
　　转眼已是一八九三年初.时间恐怕已是深夜了,孙逸仙的同乡挚友、自号“杨四寇堂”主人的杨鹤龄依然谈兴正浓,边走边谈,执拗地把孙逸仙一直从水坑尾街青砖巷口的“杨四寇堂”陪送回草堆街.
　　当推开“中西药局”那扇半掩着的木门时,孙逸仙和杨鹤龄不由得都怔住了.在柜台上那盏煤油灯映照下,柜台前多了一副用床板临时凑合而成的担架,上面躺着一位用破棉被包裹得严严紧紧的病人.虽然灯光微弱,他那因痛苦而扭歪的脸孔和密布的豆大的虚汗依然清晰可见.
　　扑地一声,一位白发苍苍的干瘦老人,突然从病人身边抢了过来,跪倒在他跟前,嘶声说：“求求孙大夫救治我这唯一的孙子.”
　　孙逸仙吓了一跳,慌忙双手把老人挽扶起来,劝慰说：“老人家不必如此,让我先看看令孙的病况,也许并不像您想象中的那么严重.”
　　杨鹤龄把老人扶在椅子上坐下,也帮着劝慰：“老人家不要慌,孙大夫医道高明,他的话是不会错的.”
　　孙逸仙解开病人的衣服,把听诊器按到他的胸腹部,凝神地谛听着,渐渐地,眉峰蹙成了一团,他陡地转过头来,目光严厉地扫向陪送病者前来的人：“病情不轻,怎么拖延到现在才送来?”
　　老人的两行热泪从眼眶里奔涌而出：“我们小户人家,吃不起西药,看不起洋大夫啊!没奈何,只好求一位看过点医书的街坊开个药方,胡乱抓两剂中药给他吃,却不见好转,反而越病越重.看他病成这个样子,疼痛稍见轻些,又挣扎着爬起来到鱼栏当小工,我心中犹如刀割,可总得挣钱糊口!众街坊看着不忍,凑了几块钱,劝我送他到洋大夫那儿看看.谁知那西洋鬼存心讹诈,这里敲敲,那里摸摸,给了几片药片,一次就收诊金药费整整五元.那西洋鬼还说,这病得开刀,动大手术.这……我倾家荡产也筹不了那么多银两啊!”
　　孙逸仙心里十分难受.他出生于农家,他父亲孙达成年轻时曾在澳门板樟堂街学过裁缝,当过鞋匠,成亲后才在香山县翠亨村老家定居务农.为了生计,常携年幼的 孙逸仙往返于香山与澳门之间.因此,孙逸仙从小便对澳门和旅澳的香山乡亲,怀着一种仅次于乡土的特殊情感.特别是,此番他赴澳在镜湖医院担任义务医师,开办中西药局,对贫病者赠医赠药,正是为了贯彻他“以家堂为鼓吹革命之地,借医术为入世之媒”的初衷.如今,眼看躺在担架上的病者生命垂危,他能不伸出救援的手吗!
　　他先是详细地问了症状,重又听诊了一会,然后从药箱里取出几粒药片,让病人用凉开水送服下,这才脸色凝重地缓缓地说：“病人浮肿、虚脱,时有惊悸之象,且有血尿史,这是中了尿毒所致.最可虑的,是他很可能患了肾结石和泌尿系统感染的并发症.
　　孙逸仙沉吟片刻,终于作出了决定：“刚才我给他服的药,只能减缓一些症候,治标不治本.这样吧,明天不必再送他来了,我到你家走一趟,补作些必要的检验,如有必要,就送去镜湖医院留医,动手术.”
　　“夜深了,回去好好睡一觉,一切会好起来的.”
　　孙逸仙俯到病人耳边,柔声安慰着.
　　听孙逸仙的意思,好象没提到诊金,老人那颗悬着的心却还没能放下,怕耳朵不灵听漏了.他悄悄地扯扯杨鹤龄的衣角：“孙大夫看一次病,诊金多少?”
　　杨鹤龄笑笑,竖起两只手指.
　　老人吃了一惊：“两元?”
　　杨鹤龄摇了摇头.
　　“二十元?”老人连眼睛都睁圆了.
　　“不,是两角钱.”见老人家吓成那个样子,杨鹤龄连忙更正.
　　“像老人家这样家境的病者,我向来是分文不取的.”当老人家终于抬起头来时,孙逸仙已经换过一杯热茶,端到他的面前了……
　　翌日中午,按着二伯公——这就是人们对那位老人家的称呼――的地址,孙逸仙在望厦村的一间残旧不堪的房子里,找到了他们爷孙俩.
　　孙逸仙举头四顾,在二伯公那空荡荡的破屋里,见不到一件象样的家具,只见墙角斜靠着一根竹杠,地上一堆散发着鱼腥味的粗麻绳.
　　最令他疑惑不解的是,二伯公这人,虽然形容枯槁,脸上爬满了饱经忧患的皱纹,浑身上下却自然而然地流露出一种书香世家特有的儒雅风度.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古仁人之心,何尝不善!可惜难以办到.今天么,咳,更休提了.”说到时下的国计民生,老人只是摇头叹息.
　　“那又为什么呢?”孙逸仙热切地问道.
　　“为什么?豺狼当道,社鼠横行.当今崇尚的,不就是‘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优胜劣败,弱肉强食’吗?”
　　孙逸仙心里陡然一震.当年,他在书院读书时读到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曾觉得它似乎很有道理,对饱受列强欺负的中国,不啻是一记当头棒喝.同时,又模模糊糊地觉得,把生物进化中的一般规律,引伸到人类社会中又不尽恰当.到底中华民族的出路在哪儿?终于,他的思路逐渐清晰了：只有推翻帝制,创立民国,才能使中华古国五千年的辉煌历史重放异彩.
　　在这短短的一瞬间,孙逸仙重又经历了一遍当年痛苦思索的整个过程!老人那一番话留给他的印象太深刻了.这些话如果出自一位青年学生的口,或许不会引起他这么大的感触.可是,眼前这么一位满腹“子曰诗云”的老人,他怎会如此熟悉当时刚传入中国不久的达尔文著作呢?
　　孙逸仙问道：“二伯公,像您这么一位博古通今的儒者,怎么会流落到这般地步的?莫不是家中发生了什么变故?怎么膝下无儿,只留下这么一个独苗苗孙子?”
　　二伯公长叹一声,说：“老朽一生坎坷,那倒不必说了.文章憎命达,自古皆然.你看屈子、贾生、司马太史,哪一位不是空负补天之才,而不得其用的!区区如我辈,又何足道哉!只可惜稚子无知,误交匪人,受骗卖身,沦为‘猪仔’（广东人对到外国谋生当代契约华工的俗称）,糟糠难熬,媳妇改嫁,这才贻我邓攸之痛啊!”
　　沉甸甸的灰色天宇,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又下起纷纷扬扬的小雨,一股寒意从孙逸仙心里透发出来.
　　孙逸仙慨然说道：“二伯公,请放心,阿成（二伯公孙子的名字）的事包在我身上.明天,您约同街坊把他送到镜湖医院留医,过几天我给他动手术,把‘沙淋’（广东人对肾结石的俗称）割掉,还您一个健康完好的孙儿.至于诊金、药费,您就不必操心了.”
　　告辞时,孙逸仙紧握着二伯公枯瘦的手,恳切地说：“二伯公,您对这个世界的看法未免太悲观了.时代之所以能够不断进步,是因为有一股凛然正气磅礴其间.古贤人的话不会白说,‘天下为公’的理想终究要实现的.”
　　孙逸仙把话说得很慢、很轻,但每字每句,都蕴涵着充沛的力量.说到后来,连他自己也难以分清：他是在告慰老人呢,还是在鞭策、勉励自己……
　　其实,当孙逸仙毅然决定义务做这例手术时,他是深知道这并不仅仅是关乎一个垂死病者的安危的.那天晚上,在“杨四寇堂”,杨鹤龄就曾担心地提醒他说：
　　“这里的一些葡籍西医,对你妒嫉得很哩,恨你在镜湖医院主刀,打破了他们在澳门的一统天下；恨你开设中西药局,赠医赠药,抢走了他们的饭碗.听说他们唆摆澳门当局出面,要限制你的行医哩!”
　　“医者父母心,但求实现我‘救国工作自救人开始’的主张,我又何惧乎区区几个庸医的忌恨.”孙逸仙记得,那天晚上,他是这样回答挚友善意的提醒的.
　　是的,无论是镜湖医院院方、少数对孙逸仙心怀忌恨的葡医,甚至消息灵通的市井小民,对这例手术的关心早已远远超越这例手术本身.孙逸仙是华人主办的镜湖医院有史以来的第一位西医,这例手术是院方设立西医室后的第一例大手术,今年又正值医院落成二十周年的喜庆日子,院方对这例手术的重视程度可想而知.按照中医的传统理论,肾乃五脏之一,是一个十分重要而又充满神秘感的器官.孙逸仙到底能不能在这禁地上顺利开刀,为全澳门的中国人争一口气呢?即使是与二伯公一家毫不相关的市井小民,也不由得寄与极大的关注.
　　时钟当当地打过九点,整座镜湖医院都笼罩在一片异乎寻常的肃穆中.在这座典型的中国古祠堂式的建筑物里,无论是候诊室、院旁的通道、甚至院门外,都挤满了各种职业、各种服饰、怀着各种心情前来的人.
　　而在手术室里,那种极度的紧张,简直令空气也停止了流动.孙逸仙正在手术前的最后准备,尚未露面.躺在轮床上的患者,已由护士小姐推送到手术室正中.镜湖医院的总理们,远远地环坐在手术台周围.二伯公拼死拚活也要进来,却被老街坊搂住,拦在门外,怕阿成万一有什么好歹,老人家受不了刺激.
　　突然,通往内室的白门帘无声地抖动了一下,全部的视线立刻朝那儿聚集.门帘掀动处,孙逸仙身穿白罩衣,戴着大口罩、乳胶手套,径直地走过来了.
　　迈着稳重的步伐,孙逸仙走进了手术室.他那沉着的大将风度,具有一种非凡的魅力,使得身材矮敦的他,穿上医生的白大褂后,在旁人眼中,显得修长了许多.那英俊而略带清癯的脸,虽然被大口罩遮掉了大半,明亮的眼睛却更具神采,在手术灯的映照下,显得格外柔和,给人以一种可把生命付托给他的安全感.
　　在孙逸仙背后,站着从香港专程赶来、自愿为他当助手的康德黎博士.他们师生俩的关系也真特别,在香港西医书院的课堂上,康德黎是孙逸仙的老师；而在另一方面,康德黎却情不自禁地为自己学生的品格所倾倒.多年以后,康德黎是如此向别人解释的,他说,孙逸仙的“天性易于吸引人们注意他,使人们时刻在诊室中或沙场上替他服务,这是一种不可言喻的内在力量,一种吸引人们愿意亲近他的磁性.”
　　康德黎主动提出给孙逸仙当助手,一点也不意味着他对孙逸仙不放心.不,对这位得意门生,他认为是完全可以信赖的.此刻,他要看的是孙逸仙如何准确、干脆利落地下刀.那心情,恰似一位艺术家在欣赏另一位艺术家的精心杰作.
　　围观者屏气息声,注视着孙逸仙以极其熟练的手法,剖腹取肾石……直至手术后在创口上缝合了最后一针.
　　护士小姐把孙逸仙从病者肾中摘除的结石,用洁白的搪瓷盆盛着,托送到围观的总理们的面前.这枚形如鸡卵的肾石,重一两七钱多!
　　大喜之下,人们反而有点不知所措.过了好一会,才听到从喉咙底发出的压抑不住的欢呼.因为怕惊扰病者,总理席上的声音是压得低低的,就像一筐春蚕在咀嚼桑叶.随着总理等人的鱼贯退出,欢呼声一直从手术室扩散到外边来,越传越响.
　　杨鹤龄的第一反应便是跑到菜市,斩了半斤烧鹅,买了几样鱼菜,一瓶“玉冰烧”米酒,他要赶回寓所,炒几味拿手的家乡小菜,准备邀孙逸仙痛饮三杯.
　　一些葡籍医生的密友也夹杂在人群中,听到手术成功的确讯后,他们声息悄然地离开,脸上流露出掩饰不住的失望和沮丧.
　　二伯公迷惘了许久,这才猛省起来：孙大夫妙手回春,把阿成肚子里的“沙淋”割掉了,他唯一的亲骨肉得救了!
　　两行欢喜泪从二伯公的老脸上滚下来……
　　两个月后,澳门当局终于以“只有在葡萄牙学医毕业的人士才能获得医生执照开业”为理由,饬令药房不得为孙逸仙所开的处方配药.孙逸仙于是改赴广州行医……
　　痛感于“医术救人,所济有限”,“若救国救人,非锄去恶劣政府不可”的孙逸仙,从此“决计抛弃其医人生涯,而从事医国事业”.
　　孙逸仙暂且放下惯用的医用手术刀,满怀信心拿起了另一把他暂时还不熟悉的武装起义的“利刀”,他要向在中国土地上孳生数千年之久的封建帝制的毒瘤开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