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阳楼记》到底要写什么?

《岳阳楼记》到底要写什么?
《岳阳楼记》到底要写什么?

《岳阳楼记》到底要写什么?
1009年,范仲淹到长白山醴泉寺借读,刻苦自律,饱受磨难,即使每日“画粥断齑”,也笃学不辍.
1011年,范仲淹得知身世后,前往应天府拜戚同文为师,继续苦学.
1015年,时年26岁的范仲淹终于金榜题名,迎来了他人生的大转折,从此,开始了他三十七年的宦海生涯.“初授广德军司理参军,迎母归养.29岁恢复范姓,改名仲淹.”
尽管他文韬武略样样超群,担任过大理寺丞、秘阁校理、太常博士、右司谏、枢密副使、宣抚史、安抚史、参知政事(副宰相)等高官,甚至还立有赫赫战功,但每个岗位都呆不长.这种官场上的频繁“轮岗”,并非他见异思迁,实乃不容于权贵利益集团.
范仲淹宦途十分曲折,四起四落,数度遭贬,大部分时间都“处江湖之远”,被弄去搞基本建设去了.说来简直难以置信,他一生中竟到泰州、楚州、陈州、睦州、饶州、润州、越州、延州、耀州、彬州、邓州、青州等十数个基层“锻炼”过.他的这些跌跌撞撞、载沉载浮,当然与真宗、仁宗父子对他的政治信任度有关.因为“忠”是封建官吏的第一要务,是他们博取皇帝政治信任的本钱,也是加官之本,晋爵之基,富贵之源.范仲淹在官场历练了几十年,从一个书生气十足的愣头青,成长为一名老练的政治家,这点他还是清楚的.可惜的是,忠君与恤民的范仲淹屡遭挫折和打击,这说明在真宗、仁宗父子心中,他的忠诚度不怎么高.所以,他还得不停地努力,还得拼命地加油,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抓住任何一个可能的机会,表忠心、献忠心.这其实也是大多数封建官吏的心态.正是在这样的心态下,范仲淹迎来了撰写《岳阳楼记》的非常时刻.
谁都清楚,《岳阳楼记》不仅是写给天下人看的,更是写给宋仁宗看的.我们完全可以想见,饱经沧桑、心底凄凉的他,没准已是老泪纵横了!一个落难的“问题官员”,下笔之前,不能不在这“一宗”的问题上慎之又慎,费些踌躇：滕子京不远千里派人送来画图,希望他“记”些什么呢?他又能“记”些什么呢?哪些该说,哪些不该说?范仲淹自己希望通过“作文”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或者说他打算给世人,尤其给赵祯留下一个什么样的印象呢?
我们也许需要从头说起.
滕子京是他的“同年”,他的官场好友,可滕子京毕竟是个有过经济前科的人.正因为如此,才“谪守”的.重修工程是否负案,范仲淹显然心中无底,万一滕大人旧病复发,又闹出一个“挪用公款案”的问题呢?事实上,时人已有非议了,说他故伎重演,利用重修之机搜刮民间,“所得近万缗,置库于厅侧自掌之,不设主典案籍.楼成极雄丽,所费甚广,自入者亦不鲜焉.”这种情况下,冒冒失失去“记”一个明显是政绩工程的楼宇,那该是何等幼稚啊!他不是三岁的毛孩子,不可能感情用事,更不会轻易被人利用.友情是该讲,义气也该重,但一码归一码,他不能拿政治生命去冒险.因此,滕子京的“画外音”肯定是不能沾的,岳阳楼即使“重修”得再高大再雄伟再完美,他也别无选择,恕不着墨了.
这就是说,范仲淹写《岳阳楼记》的“一宗”,头一条便是规避政治风险.
其次,仅有规避政治风险显然远远不够,容易给人造成一个敬而远之的消极印象.他必须“上台阶”,抓住这机会,竭力向朝廷表明忠心.这才是最重要的,是他煞费苦心的核心与要害.当然,作为才高八斗的文学巨匠,如何归置,如何附丽,技巧上难不倒他.可以说,范仲淹甚至比谁都清楚,摒弃对楼姿楼貌的正面描绘,另辟蹊径,选取以楼说事的角度,写景抒情,借题发挥,比单纯“记”楼不知要事半功倍多少.事实上也正是如此,“楼记”洋洋洒洒,一气呵成,“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他这种一忧再忧的心声,朴实而深沉,似乎还夹带着些许苍老与悲凉,嗅不出唱高调的气味,也看不见作秀的成分,没有一丁点的阿谀之嫌,使人感觉完全是发自肺腑,如行云流水般娓娓道来,不曾露出刻意所为的任何痕迹.而且,字里行间看似感叹唏嘘,实则是不动声色,思想和艺术二者高度统一,完美结合.千百年来洞穿时空,不知倾倒过多少仁人志士!如此,非但辞章出新出彩,展示了非凡才华,更是极其巧妙地表达了忠于朝廷的心曲,即使重修工程出了天案,也牵涉不到他头上.这是不是一石而三鸟?此其“一宗”之二也.
第三,范仲淹也要就此好好规劝一下滕子京.此乃“一宗”之三.
滕子京此前在泾州的经济问题被监察御史揭露出来后,宋仁宗派人前往查勘,滕子京却以销毁支付凭证的手段加以抵制；岳阳楼重修落成之日,他又“痛饮一场,凭栏大恸十数声.”很显然,滕子京既没有做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更没有达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那样的一种境界.这让作为老朋友的范仲淹很没有面子,不免失望和痛心.
“微斯人,吾谁与归?”不需要复杂的铺陈,更不需要喋喋不休的说教,干净利落.如果加以解读,那就是除了表明他矢志不渝、忠于朝廷的政治立场,起到世人所称道的“政治宣言书”作用外,同时也在用自己交友的原则和做人的信条,委婉地对滕子京进行批评,当然也包含有给滕子京打气,要他夹起尾巴做官、为人的意思在内.
说到这里有必要顺便提一句,有人说《岳阳楼记》是为滕子京歌功颂德的,这就费解了,试问,开篇用一个“谪守”,就毫不留情面地将滕子京那点见不得人的老底抖落出来了,这叫歌的什么功,颂的什么德?天下有用翻老底、提丑闻来歌功颂德的吗?至于“政通人和,百废俱兴”,就跟时下之“盛世”不绝于耳一样,明摆着是场面上的恭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