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莲花品质的人有哪些?具体的事迹是什么?同上.人最好是有名一点的.当然一定要是中国人.

有莲花品质的人有哪些?具体的事迹是什么?同上.人最好是有名一点的.当然一定要是中国人.
有莲花品质的人有哪些?具体的事迹是什么?
同上.人最好是有名一点的.当然一定要是中国人.

有莲花品质的人有哪些?具体的事迹是什么?同上.人最好是有名一点的.当然一定要是中国人.
屈原,名平,楚国人,公元前340年诞生于秭归三闾乡乐平里.屈原自幼勤奋好学,胸怀大志,26岁就担任楚国左徒兼三闾大夫.他主张授贤任能,彰明法度,联齐抗秦.他的主张遭到了朝中奸佞小人的嫉妒和诋毁.楚怀王听信谗言,便疏远了屈原、后顷襄王继位,屈原被放逐江南.屈原的政治思想破灭,虽有心报国,却无力回天,只得以死明志,于公元前227年5月端午节这天投汨罗江而死.
　　陶渊明陶渊明曾担任江州祭酒、彭泽令等小官职.彭泽县令,是他仕途生活中的最后一任官职.这在萧统的《陶渊明传》中叙述得最为详细.《传》中说他由于生活所迫,不得不去当彭泽令.他一到任,就令部下种糯米,糯米可以作酒.所以他说：“我常常酒醉,就心满意足了!”他的妻子坚持要种大米.于是,将二顷五十亩田种糯米,五十亩田种大米.
　　到了年底,郡官派督邮来见他,县吏就叫他穿好衣冠迎接.他叹息说：“我岂能为五斗米,向乡里小儿折腰!”当天就解去官职,写了一篇《归去来辞》.
　　陶渊明辞官归隐的真实思想,不仅于此.在《归园田居》诗里,讲得十分明白.他说,十三年中,几度出仕,深受羁缚；这次坚决脱离官场,归隐田园,就像笼中鸟飞回大自然一样,感到无比自由和愉快.家乡的草屋、田地、树木、炊烟,乃至鸡鸣、犬吠,都是那么的亲切、可爱.作者的这种心情,正反映了他对黑暗官场的憎恶和对大自然的热爱.
　　鲁迅鲁迅是20世纪中国知识界最具深刻性、丰富性与文化魅力的伟大人物.且不去争论鲁迅这一位文学家,思想家,是不是那么“伟大”,就看他的文学作品,他不太多的小说、散文和散文诗,乃至最多的杂文,到了今天,还能有许多人喜欢它,去阅读,去研究,也能有一些人讨厌他,想“搬开”他,就足以说明鲁迅这个人,是不那么容易就被人遗忘掉的.这块“老石头”,之所以不太轻易搬得动,除它的质量外,恐怕还有一种“与君同行”的长久性和未来性.人们像无法抹掉一件古老器皿的花纹一样难以抹掉他的光辉.他存在的永久性几乎与任何一个“捍卫”者都无关.也可以这么说：无论你喜欢也好,讨厌也好,你都得承认,比这个世纪里中国许多大作家,鲁迅总是有他自己永远令人琢磨不完的独特的思想.这些思想与整个民族在世界上的生存和出路血肉相关.他的思想甚至超越了一个民族自身的范围.一些熟悉的外国朋友,之所以重视鲁迅,几十年里孜孜不倦地研究鲁迅,主要原因,即在于此.我的一位韩国博士研究生,在去年我开设的“鲁迅研究”课的作业结尾说,她很为自己的国家一百年来的文学感到悲哀,原因就是：我们没有像鲁迅这样的作家.郁达夫1937年给日本《改造》杂志写的只有230 余字的短文《鲁迅的伟大》里说：“如问中国自新文学运动以来,谁最伟大?谁最能代表这个时代?我将毫不踌躇地回答：是鲁迅.鲁迅的小说,比之中国几千年来所有这方面的杰作,更高一步.至于他的随笔杂感,更提供了前不见古人,而后人又绝不能追随的风格,首先其特色为观察之深刻,谈锋之犀利,文笔之简洁,比喻之巧妙,又因其飘逸几分幽默的气氛,就难怪读者会感到一种即使喝毒酒也不怕死似的凄厉的风味.当我们见到局部时,他见到的却是全面.当我们热中去掌握现实时,他已把握了古今与未来.要全面了解中国的民族精神,除了读《鲁迅全集》以外,别无捷径.”诚哉斯言!这段“盖棺论定”似的文字,至今读起来,仍令我们深思.
　　由于鲁迅和他的遗产与20世纪中国文化发展之间存在的非常特殊的关系,由于政治权力与意识形态在进行人民群众的精神塑造中对文学某种功能的依赖,也由于权力者与研究者出于舆论一律或思想挑战的需要各自对于鲁迅进行的“过度诠释”,由于上述种种原因,在30年代以来的鲁迅被接受的整个历史中,始终存在着一个超世俗的神圣化与反神圣的世俗化之间的矛盾运动过程.近二十年来时断时续出现的以各种形式批评鲁迅的许多现象,当前的“走近”风,就是仍在进行中的对于鲁迅反神圣的世俗化过程中一种必然.
　　鲁迅的诠释,历来由一些政治权威、文化精英和学院知识群体所主导.虽然他们之间,在观念上也有很大的矛盾与对抗性,但不管是他们的政治阐释,思想阐释或是文化阐释,不论是处于“主流”还是“边缘”,在将鲁迅作为解决某种社会问题的一把万灵的钥匙,而不断往鲁迅身上增添一些光辉的“附加值”,这个方面,以及由此而反映的文化心理与思维方式,却大体上是一致的.他们（很多时候,也包括我自己在内）实际上并没有在更深的层面上吸取“文革”十年鲁迅被独树一尊的历史教训.在各自不同方式的阐释中,仍然让鲁迅充当了一种制导舆论的,最大限度具有压倒对方的权威性声音的代表,用当下时髦的“话语”来讲,就是营造一种或是维护主流意识形态或是挑战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霸权”.这样,就自觉或不自觉地,无形中在努力将鲁迅拉下神龛（或只是表面上拉下了神龛）位置的同时,又给鲁迅身上涂饰了许多新的光环.结果是,不仅妨碍了更多人对于真实鲁迅的接近和认识,也会在当下文学创作中制造一些不可逾越的心理阴影和艺术“神话”.稍有不恭之词,即视为“颠覆”,群起“捍卫”,指斥“贬损”,甚至封杀刊物,因言罹罪.在打碎“铁屋子”的呼声中,鲁迅自己被不同的力量铸就成了一个不许碰一个指头的“铁屋子”.这正是鲁迅无法摆脱的命运的悲剧和苍凉.
　　反神圣的“世俗化”的努力,“解构”神圣的呐喊和抗争,为我们带来的渴望进一步破毁禁锢、要求思想解放这一点信息且不用说它,至少,它可以让我们在不同的声音里,即使不能让我们换一种视角和思维去看鲁迅,思考鲁迅,也可以给我们的研究增加一些“冷却剂”,让我们反思自己,以利前行.
　　第一,鲁迅的文学创作有没有得到更符合实际的认识和把握?“神化”鲁迅的后果之一,就是掩盖了对于鲁迅文学创作实在性的探讨.实在性的缺乏就是不切实际的拔高,就是维护完美.因此现在人们有理由提出这样一些问题：鲁迅的小说《呐喊》、《彷徨》,艺术是不是就都那么完整,成熟?思想是不是就那么无边的深刻?里面有没有败笔和二流三流一类的东西?具有不朽价值和世界影响的《阿Q正传》、 《狂人日记》等小说,是不是都那么尽善尽美,有没有可挑剔的艺术与思想的瑕疵?《故事新编》里的那许多“油滑”的描写,是不是就都有那么多的艺术的和审美的合理性与先锋性?至于占鲁迅作品最大分量的杂文,怎样作出科学的评价,更是一个问题.我们北大的老系主任杨晦先生,就始终认为,鲁迅的杂文不是文学作品.他的疑问至少有一部分的道理.因为杂文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模糊的概念.鲁迅的杂文,有些纯属学术论说、文艺论文、通信（非文艺性的）、讲演、广告、启事、说明、勘误,这些似乎都与文学创作的性质无关；一些吵架争论、零星记事、时事短论、古事考说、书刊序记、译文序跋、杂志答问、著译目录……,等等,多数看来也很难说有什么文学品格.当然,杂文中也有众多的“美文”和审美品格很强的散文.郁达夫关于鲁迅这一文体的贡献“前不见古人”的判断,正以此为据.现在的情况是：鱼龙混杂,良莠不分.我们起码应该做一些淘洗筛选的工作,让作为文学作品的杂文,浮现出来.那样,也就不会总是不断地发出这样的声音了：“鲁迅杂文?!那也是文学吗?”
　　第二,造神趋向是否仍然是鲁迅研究中一个潜在的存在?新时期以来,维护神性权威的思维和捣毁神性权威的思维走到一起了：结束了“文革”将鲁迅偶像化的历史,这些年学术研究中又自觉或不自觉地出现了一些造神的趋向.有的研究者根本不承认十年灾难中有神化鲁迅现象存在,认为那是对鲁迅的庸俗化而不是神化,对于鲁迅一直向着自己理解和意愿的方向加以诠释,总在鲁迅的光辉与深刻方面不断加码.因此对于挑战性的不恭的评骘,常常有一种捍卫者的警觉和反应.另外的情况是,80年代开始,在将“五四”重塑为想象中自己的幻影的同时,鲁迅又被多方诠释为一个伟大的先知.对他的“立人”、“改造国民性”等思想的诠释,已经过分脱离了历史处境和自身性质,它的功能被抽象化,普泛化,片面化,“神话”化了.割断和漠视了与代表社会进步力量的联系,淡漠了与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革命的联系,为民族事业奋斗终身的鲁迅,被塑造成为一个一生充满个人痛苦和内心黑暗,只身与孤独绝望抗战到死的“精神战士”.鲁迅的黑暗和虚空被赋予了几近神性的哲学色彩.这样,就在颠覆了一个“文化革命伟大旗手”神像的同时,又在一步一步塑造出一个终生坚持个人独立精神和自由主义思想的偶像.无论研究者如何有一个真诚的愿望,学术上如何的严肃与超越,鲁迅已经又成为一面旗帜,一个符号,一个寓言,一个不同社会思潮之间对抗的工具,这是事实.反对工具论者自己又陷入了另种工具论.恢复历史面目的同时又塑造了自己的历史想象物.“神化”被置换为“神话”.在捍卫偶像与破坏偶像的运行中,潜在的“造神”影响下的学术思潮如此诠释鲁迅的同时,不能不使反对神化而要求认识真实鲁迅的愿望受到了压抑和遮蔽.由于他们对权力意识和启蒙诠释有双重的不满,他们所表示的对鲁迅本身和鲁迅研究的那种极端的反感,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文化“造神运动”的激烈批评,也就是可以理解的呼声了.
　　第三,90年代思想启蒙和以鲁迅为宗师的启蒙运动的倡导,有没有值得反省的精神缺陷?应该承认,在封建主义遗毒长期存在的中国现代社会,思想启蒙必然是一个长时期里永未完成的知识界的承担.只要政治体制改革与社会思想现代化的追求没有实现,鲁迅就会成为这个漫长的启蒙运动中被推重的一个最合适的角色.面对某些思想桎梏和黑色“大染缸”一样的现实,我与现代思想启蒙提倡者们抱着同样的痛苦与热望,希望自己或借助鲁迅,发出一些真实的呼声.但是,人们渐渐发现,知识界在标举鲁迅参与这个启蒙思潮的合理性的同时,也表现了启蒙者相悖于鲁迅的自身缺陷：过分参照西方社会政治的和思想的模式,较少考虑鲁迅与广大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这一个最重要的精神侧面,视个人的独立自由和虚无缥缈的“终极关怀”高于一切,而对人民群众的种种疾苦却漠然处之,关注点往往只是在一个很有限的范围里.自由主义的追求和具体的历史处境之间不可回避的关系被大大忽略了.千百万人民的现实生存状态,生命疾苦和他们所能够享受的自由,在我们的心里究竟有多大的分量?这样,就不能不表现出现代启蒙思潮重视“人本”而漠视“民本”的思想狭窄性.启蒙者的叙述里,“民本”往往被等同于颇遭贬抑的“民粹主义”,即透露出这样的信息.被誉为“民族魂”,死去时有上万人群为之送葬的鲁迅,在诠释者的笔下,总给人一种“高处不胜寒”的感觉.我因此也总有一种疑惑：一个时期里似乎鲁迅在什么地方被误读了.而这种误读恰恰来自对鲁迅思想精神更深的诠释本身.
　　时间是一个承诺,时间更是一种压迫.21世纪的鲁迅认识和鲁迅研究,不可避免地会有一个新的突破和与过去不同的特质.那时的鲁迅想象与鲁迅研究的面貌,与我们这个世纪比起来,肯定是不会完全一样的.未来的鲁迅形象与鲁迅研究,是多种声音的共生.叔本华说：“有些人每每爱引权威的字句,来争论某事件”,“振振有辞的据之以辩,发出胜利的呼声”；他又说,“无论什么时代,都有两种不同的文艺”,一种是“真实的”“不朽的文艺”,一种是“每年送出无数作品在市场上”的“流动性的文艺”.（《叔本华论文集》第10,12页,百花文艺出版社,1987）鲁迅反对“摘句”似的引用“权威之言”,但他永远成为一被“摘句”式的引用者.鲁迅希望他的作品“速朽”,但他的作品却成了这个世纪“不朽的文艺”.我相信,不仅在我们这个世纪,即使在下一个世纪,下下一个世纪,下下下一个世纪,恐怕还将被“摘句”下去,还将会“不朽”下去.阿Q到今儿个还没有“断子绝孙”, 真心热爱鲁迅的,喜欢读鲁迅书的,专门吃鲁迅饭的,借鲁迅当敲门砖的,用各种方式批评和挑剔鲁迅的,以一生反鲁迅为荣的,贬损鲁迅的和捍卫鲁迅的,等等,这样的人,相信也会永远存在下去的.当然我也更相信：去掉神圣的光环,在遭到更多的批评与贬抑的同时,未来的鲁迅,也一定会在一些人们的眼里显出他的更加深刻与伟大来.
　　我们不得不看到,“走近”中不同声音里,透露的可能正是这样一种追求对20世纪“经典”多元诠释的信息.没有什么值得惊诧.在即将进入一个新世纪的这个时候,最值得追问和反思的,倒是我们自己.
　　面对来自传媒的议论鲁迅的观点,对他们的所以产生,作出解释和答辩,是比较容易的.困难的是,由他们的议论,触动我们鲁迅研究自身和清醒：怎样以一个即将进入新的世纪的更为广远的胸怀、眼光和期待,不为各种社会思潮所左右,保持关注鲁迅的一颗静心,也不为市场经济的压力和诱惑所干扰,保留鲁迅研究的一片净土.真正花工夫地去促进鲁迅研究工作的深入,对于鲁迅这个极富魅力的文化人物,作出更为符合实际的诠释,从而在我们自身不断走近鲁迅同时,让一个更为真实的鲁迅走近人们的接受场,参与人们的艺术和生活的创造.过时的就让它过时,乌有的应该还给乌有.做到这样,当然需要时间,更需要经历超越自己的痛苦,意志和真诚.也许可以这样说,研究鲁迅也要有一份如同鲁迅一样没有“瞒和骗”的对于人民的诚实的心：实事求是,黾勉耕作,不躁动,不惊变,不唯新是骛,不哗众取宠,不唯我所用,不鬻官以求.这些,正是从这个“走近鲁迅”冲击波中我们所获得的一点点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