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人类为什么会有战争

论人类为什么会有战争
论人类为什么会有战争

论人类为什么会有战争
将其公之于世,是想广征同仁意见,接受社会审查,看看它是不是真像我自己认为的那样：发现了被隐藏的真理.文明的进步需有不歇的求真,而求真则需不断发现曾经的未曾发现,否定曾经的已经肯定,只要此举不是出于个人纯主观的臆想或无聊的标新立异. 人类为什么会有战争?引起战争的原因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一直是世人极为关注并力图解答的问题.翻开人类浩如烟海的相关文献,以及现今流行于报刊、杂志和各大网络的议论,你会看到关于这一问题的种种不同的回答. 把所有答案归总起来,无非两类：一类认为战争一般是基于人们对利益（权利或者物利）的争夺,当“争夺”变得极为紧张,人们不再能和平地分配利益时,战争就发生了,所以,战争由此被看成是人们具体说即统治者关于利与害的计算结果；另一类则认为,战争一般是因为双方或某方有了某种极端意识,是该种意识把人类引向了战争,如二战前德意志民族的“种族意识”,二十世纪中期的“冷战意识”等.由于这样来理解战争原因,于是今天的人们尤其是今天中国的某些精英,便由此推出了一种关于战争可因理性而避免的结论.在他们看来,既然过去所有战争之发生都是由于人们争夺利益所致,那么当现代文明已经本质地不同于过去,已经能用高扬的理性来主导现实的今天,也就是说,当人类在现代理性主导下,已经知道了“可以用和平的方式而无须动用战争来解决利益分配的难题”时,战争在今天就成了完全可以人为控制和人为避免的东西；另一方面,既然战争是因为双方或某方的极端意识所致,那么从理论上驳倒这类意识,教育人们认清它的危害,使人们拥有清醒的头脑而不致为其宣传鼓动所惑,战争同样也可进入人为的可控和可免范围.战争的原因真是这样的吗?真的如他们所说是可以避免的吗?下面我将向列位提供我关于战争的完全不同的另一条思路.这条思路,我既不希望列位不假思索地简单认同,也不希望列位不假思索地简单否定,我把它提出来,只是期望能引起社会的广泛思考和如实评定,看看它是不是真的符合了客观的实际情况.人类最难于做到的事情,不是对他人思想的简单认同,也不是对他人思想的简单否定,更不是排斥思考他人不同思想的自我坚持；人类最难做到的是能对他人思想以合乎实际的思考,不管这种思想合乎自己的所期,还是不合自己的所期,与自己的见解相同还是不同甚至相反.所以本文要求于读者的是思考,而不是任何形式的支持或者反对!我认为,导致战争的根本原因,并非上述利益的争夺和极端的意识；利益的争夺与极端的意识,在战争的演生过程仅仅只起到了导火索作用. 战争的根本原因深深地植根在人类无意识的原始本性之中；战争始终是人类无意识的原始本性之冲动本能地利用了人类客观的利益矛盾和为之服务的极端意识而使然. 人类只要本性不变,只要它那本性的冲动总在不可遏制地力图实现出来,利益之矛盾与极端意识之产生并最终将人类导向战争,就永恒地总会在一些极端时刻——请注意我说的是极端时刻——成为绝对不可避免的事实.现在为什么会有很多人,包括很多精英,都认为战争是可以避免的呢?原因就在他们没有注意到——甚至可以说尚未认识到——人类拥有无意识的原始本性这一存在；他们只是表浅地外观了在人类意识与人类战争之间显现出来的、那种纯客观外在的直接性联系.他们没有认识到如下这层道理：从内在的而非外显的层面看,人类一切行为,无论经济的、政治的还是和平的或战争的行为,其实最终都不是决定于人们的思想,不是决定于人们如何去看待事物和评价事物的思想,而是决定于他那完全不自知的原始本性的无意识需要；涌动在人们头脑之中作为人类意识现象的思想,只不过是原始本性按照自身需要已经下意识作好了决定之后,才被人从其自有的“思想库”——或者说自身潜意识——中自觉或不自觉地搜索出来,以为本性之决定做论证罢了.所以,思想完全是后起的和派生的东西,服从并服务于本性需要的东西；而且作为一种需要,原始本性之冲动,又非人类可随意留存或随意放弃的东西,按照人的取舍性考虑可行则行、不可行则不行的东西,它是一种能量宣泄,该能量无论在个人还是群人一经形成,在纯粹的自身趋向上,它的被宣泄便是绝对不可阻遏也绝对不可消除的,就像自然界每每泛滥的洪水是绝对不可阻遏也绝对不可消除的一样.要理解上面这个观点,我们不妨再读读叔本华的如下一些文字：“我们并不是因为发现了欲求某个事物的种种理由才去欲求这个事物,而是因为欲求某个事物才去寻找欲求它的种种理由.……所以逻辑是无用的,没有人靠逻辑说服任何人；连逻辑学家也只是把逻辑作为收入的一个来源而已.” 关于人类原始本性,我在先前的一些文章中已有论述,我曾指出：人有两类无意识的欲求（或称无意识的“形式需要”）,其中一类是善的,另一类是恶的；前者如对服从、服务、牺牲和热爱的欲求,后者如对支配、反抗、征服和憎恨的欲求.与此同时我又从另一层意义指出：人活着的本真目的,即体验在世的活动（可参看本博《对西方现代人文主义思潮的批判与吸取》、《活动求索才是人一生的本真求索》等博文）.那么从这两点,我便发现到了人类在“关于它自己应如何存在才符合了它自己的本性”这一生存问题上一个最关本己的道理,即：由于存在两类无意识的欲求,则,人唯有通过两类活动的同时或不同时存在,才有可能客观地实现自身；没有该两类活动的同时或不同时存在,他的自身就一定会在客观的被压制中陷入压抑,其原始本性就必然达不到能较充分实现自身的那一高度.这两类活动是什么?简单地说,就是“爱的活动”与“恨的活动”,或曰“团结的活动”与“斗争的活动”——爱或团结的活动对人而言所以需要,是因为须满足人对服从、服务、牺牲和热爱的无意识欲求,恨或斗争的活动对人而言所以需要,是因为须满足人对支配、征服、反抗和憎恨的无意识欲求.因此说,世界（社会）作为对立于人的东西,则必须将爱与恨或团结与斗争这两类活动同时或不同时地展开于自身,使自身成为该两类活动的社会化时空载体,人的原始本性才不会被压制,否则,即被压制——这是我从人性论观点得出的第一个认识.进一步我们发现,斗争的活动并非一定要在战争的形式中才有可能,斗争的活动同时可以在和平的形式中展开,也就是说,人类既可和平地、非暴力地展开斗争（例如经济的竞争、思想的争辩等）,也可非和平地即暴力地展开斗争.这样一来,我便得出第二个认识： 无论和平时期还是战争时期,实际上人类永恒地总在进行斗争,也总在实施团结.由于人类永恒地总在进行斗争,也总在实施团结——这层现实性便有了如下一种逻辑必然：既然既要斗争也要团结,团结当然就只能在放弃斗争的人际展开,斗争当然就只能在放弃团结的人际进行,斗争由此变成只能在相互结团的社会团体间进行,而相互结团的社会团体,最后则变成了好像是专为满足人类斗争之需才团结起来以实现这一社会目标的社会承担物.这种逻辑必然,于是就向人类客观地提出了如下一种要求：人类必须自我分裂为若干不同群体,以不同群体为团结单位来达到实现人类斗争所需.再进一层看,在现实中,此种为斗争而设立的单位,在彼此关联的社会必然是不同等级的存在,而社会作为涵盖它们的全体,也必然会在多级结构的混沌性上最终系统化自身,使自身成为一个整体,即成为国家.所以我由此而来的最后一个认识便是：世界必然也必须自我分裂为大大小小的不同国家,这些国家所以存在,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为了满足人类原始本性中的团结与斗争之需,甚至可以说就是为了人类斗争才需要设立的东西,需要有存在的东西.基于以上三个认识,我发现：关于战争何以发生以及它是否可避免的问题,不可回避地便与国家的存在,与国家内外矛盾及其进程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联系,使得我们关于战争问题的所有解答,都必得围绕国家这一单位之内外关系及其矛盾进程而作出.下面,我将从国家内外矛盾进程的三个方面,也就是三条关于战争何以会发生的因果线路,推出“人类战争绝对不可避免”的历史必然性结论. 第一条因果线（世界观）：依据上述“无论和平时期还是战争时期,人类永恒地总在进行斗争,也总在实施团结”这一认识,我们可以推出如下一个简单结论,即：存在于人类的一切和平,实际上无不是以国家为团结单位而进行着斗争的“斗争性和平”,而作为斗争性和平这一和平实质,便决定了世界任一时期之和平都决不可能是无限期的和平,它只能是某种有限的时空存在.也就是说,世界任一时期的和平本身,都一定会将与本期之和平矛盾相适应的战争不可避免地产生出来,使本期之和平性斗争最终跃变为本期之战争性斗争.为什么?因为是斗争就一定会升级!为什么是斗争就一定会升级?因为在斗争中互较长短的各方谁都拥有无止境欲望,这种倾向是人类无论怎样努力、无论取何限制最终都遏制不了的趋向.只有理解了这两点：一、和平是斗争着的和平,二、斗争又是被无止境之欲望所推动的斗争；你才会了解战争在人类何以会有发生. 我曾在《论人的欲求与社会的疏导》（湖南师大出版社04年版）第十二章专门论述了“人何以会有无穷欲望”这个问题.我认为人之所以有无穷的欲望就因为：人们在追求物质占有、实现物质欲望的同时,已经不知不觉地、本能地塞进了他自己的无意识的斗争需要（例如无意识的征服需要）.一个非常浅显的道理是：如果人们仅仅只是追求物的占有,他的欲望决不可能是无穷的,这种单纯的物性追求完全有可能终止于他那生存所需的一般性满足；然而人一旦本能地加进了斗争需要,这就使得他的欲望不可能不是无穷的了.因为,此时的人既然不是纯以物的占有为目标,而是同时混入了为满足斗争之需而隐于其中的斗争性目的,那么,无论占有多少财富,每一次的占有,对于他就只会成为新一轮战斗的斗争条件：占有的越多,新一轮的战斗,对于他就越具刺激,越有动力（详细分析,见拙著上述章节）.我们再想：如果说在人的方面,其欲望是无穷的,各个国家及民族之群体欲望是无穷的,那么,现实的存在,供人们彼此进行争夺的客观的存在——无论是自然界所提供的、现实的与潜在的物质财富也好,还是世界或者国家按其系统需要所提供的权力或权利也罢——它们又会不会同样是无穷的呢?不是!它们在历史的每一具体时期总是相对有限的存在.于是,在主体与客体之间就有了一种矛盾,一种绝对不可调和的矛盾：主观需求的无限性与客观供给的有限性之矛盾.这种矛盾,无疑就在每一个和平期愈来愈加剧着本期的和平斗争,无形中升级着本期的和平斗争,使得各方之现实关系,将沿着斗争不断升级的阶梯变得愈来愈紧张,其间的冲突变得愈来愈激烈.如果说在这一过程之初,由于该时之和平乃继起于前在的战争,因战争摧残,人们在此时的欲望必然不太高涨,那么,和平越是延续,上述极端化进程无疑就越加明显.这样,我们便发现了如下一种终极趋势：只当和平发展到后期,此时,一方面是客观的供求关系已变得异常紧张,人们间的矛盾已变得异常激烈；另一方面是,存在于人们本身各种自觉和不自觉的欲望（无论是单纯的物质欲望,还是夹杂在物质欲望中的种种斗争性欲望,如征服、反抗和憎恨的欲望等）又已异常高涨,已经有了一个历史性的被推高了的水平；这就意味着人类已经进到了一个非常时期,进到了一种极不对称的主客对峙：愈来愈提高了的主观欲望与愈来愈落于其后的客观供给的对峙.在此种对峙中,无论哪个方面,无论哪个国家、哪一民族,要想继续实现自身本性中的团结与斗争之需,无疑就不能继续使用先前那种和平方式了,先前那种和平方式现在无论如何也实现不了冲动于自身的此种需要,于是,紧张的对峙便在到处迫使着人们只能去选择战争,以战争的方式来实现现在的自身所要,哪怕你那温顺的、自视为真理的理性并不予以赞同甚至坚决反对.战争便在这一历史之最高梯级无可逆转地产生出来.反思这一线路,我们发现,其中最根本之处就在人有无意识的斗争欲求,是无意识的斗争欲求使得人们有意识的欲望变成了绝无止境的东西,从而使战争成为了不可避免的东西.因为,从客观的层面看,人所以有围绕利益的斗争,无疑是因为人有无穷的欲望,但是人所以有无穷的欲望,归到底就还是由于人有无意识的斗争欲求.由于斗争性欲求之被人宣泄不可阻遏,欲望无穷之于人便变得无法制止；正因为欲望无穷无法制止,战争最终才成为了人类无论如何也拂之不去避之不了的东西.毫无疑问,在这一由和平走向战争的过程,如下一种潜移默化着的边际状况,在整个过程之前期即和平气氛较浓时期,人们肯定是想象不到的：当和平的矛盾日益增多,当世界的关系愈趋紧张,人们普遍具有的情绪、思想和意志会随着关系的变坏而变坏,即愈来愈具有敌对的情绪和报复的意志；此时的人不仅不会视战争为不该,相反,回避战争会被看作极不应该的举动.人们的思想,社会的环境,从环境的土壤里生长出来的主流意识,在和平过程的前期与后期,无疑会彼此不同甚至相反；这是一种恒常会有的历史的异化.看看今天的中日、中越、中菲问题,看看今天发生在南海的紧张对峙,你就会发现这一异化的明显的痕迹.为什么这些个紧张对峙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都不曾出现,至少不像今天这般让人忧心忡忡?为什么过去的几十年,无论在中日之间、中越之间,还是在中菲之间,双方所谈大都是些加强合作、增进友谊之类的话题,而现在围绕的好像就只剩下了双方的分歧、双方的争执,那种谁也不肯做出让步的分歧和争执?我唯一能给出的合理解释只能是：当代和平过程已经进到了过程的后期! 第二条因果线（实力观）： 依据上述“人有两类欲求”——对支配、征服、反抗、憎恨的恶的欲求,以及对服从、服务、牺牲、热爱的善的欲求——的认识,我们可得如下关于人的定性结论：人永恒地乃一善恶兼有及善恶两欲的人.既然人是善恶兼有及善恶两欲的,这便意味着：人如果想要完全实现自身本性,则,既须实现自身之善,亦须实现自身之恶；单方面实现自身之善或者自身之恶,对他来说就都意味着本性之被压抑——自我实现的不完全形态或片面形态.这样,如果再结合考虑上述“国家存在就是为满足人类原始本性中的团结与斗争之需”这一国家使命观,我们又可推出另一结论：国家要能履行好这一使命,则必须对人们善、恶两类欲求,从趋向上予以分流,具体说来即： 把善的欲求引导到从国家内部来获得实现,同时把恶的欲求引导到从国家外部去争得宣泄.国家实施了这一分流,人们的原始本性才可达至较完全实现形态.——实际上,多数情况下历代国家已经这样做了,已经不自觉地实践了这一本真的历史目的,只是始终未将其变为自觉的国家意志罢了.这么一来,关于国家间的关系,就有了一种最不为人注意的实质进入我们眼帘,这实质告诉我们： 国家与国家的关系绝不同于寻常情况下个人与个人的关系,国家与国家的关系,除同盟关系外,本质上就是一种斗争关系,是各个国家为实现内部团结和内部整合而“相互宣泄国民恶欲”的一种斗争关系.对于上述这一至今尚未引起人类注意的关于国家与国家之关系的可怕结论——它也许会让读者您感到恐怖,但毕竟是事实——我们还可从另一角度来进行思考：以前,英国启蒙学者霍布斯就曾主张人性本恶,他认为,人与人的关系就如同狠与狠的关系,所以,一个国家要想使其社会达于和谐,避免人与人陷入由其本性发动的赤裸裸的战争状态,则必须依赖国家的强权和严厉的法制.我们姑且不论其人性观如何,有一点必须承认,即：对社会的治理来说,国家除了要有理性的引导和道德的规范之外,它的强权以及以强权为后盾的法律的限制,诚然也是不可或缺的东西.社会的和谐与稳定,正是依赖了所有这些方面的综合作用才有了可能.但是,如果说一个国家所以能稳定是因为它既有理性、又有强权、又有法律,那么,这些为求社会稳定而绝对不可缺少的东西,世界有吗?个人干出了严重损害他人利益的行为,国家可以用相关的法律来制裁他,也正因为有这一依赖国家强权的制裁的威慑,个人特别是有权力的个人才不敢随意越轨,然而在世界范围,一个国家干出了严重损害他国利益的行为,干出了假如是个人就一定是犯法的行为,世界拿什么制裁它?而且如果干坏事的国家拥有超强的军力,谁又敢不顾安危地去招惹它,按照正义的法则去反对它?由于世界没有一种像国家一样的统一的强权和法律来对实际是犯法国家以制裁和威慑,国家的犯法行为,由此就成为了无法遏制和无法消除的东西,这就决定了国与国的关系只能是任由狭隘的国家意志和民族意志来随意安排的相互斗争的关系.这么一来,读者肯定就要生出疑问了：如果按照你以上的逻辑,那我们这个世界还能有一刻的和平、一丝的安宁吗?世界因此不会永无宁日决无止息地陷入混乱的战争状态吗?我们所看到确有存在的世界和平又是怎么来的呢?——请不要着急!我就是想告诉大家,世界在上述可怕的国家关系里所以还有和平,就是因为它仍有一种依赖,而且是唯一依赖,这就是：相关国家的综合实力以及由综合实力带来的国家与国家间的相互钳制.世界和平并非某些人说的那样,是因为人们普遍拥有文明的理性,是理性让他们意识到了须用和平的方式实现生存,因而才有了和平.世界和平唯一依靠的就是各个国家所具有的综合实力的相对平衡；如果该平衡被打破,在某个实力悬殊的平衡破灭点上,战争不可避免地就发生了.——只有在这样的时候,利益的争夺与极端的意识才真成了引发战争的力量,那些战争可避免论者,恰恰注意到了也仅仅只注意到了这个时候的情况.他们没有进一步地想想：如果不是此种时刻,不是平衡已被打破的时刻,利益的争夺与极端的意识还能起到这样的作用吗?!但是,和平的本身就是世界实力之平衡被逐步打破的本身,和平时间愈长,平衡被打破的程度就会愈大,这是任何一个和平时期都绝对摆脱不了的历史必然性锁链.原因就一点：一切和平都是斗争着的和平,是人们假和平之方式改头换面地进行着不断升级并决不妥协的斗争的和平；而由于斗争着的各方条件（客观的和主观的,历史的与现实的）必然彼此不同,不平衡之形成与扩大,便成为了不可逆转的事实——这就把引发战争的那一“平衡破灭点”最终产生出来,从而把战争的残酷游戏最终演绎出来.该原理我们可以简洁地表述于下：和平有赖于实力之平衡,然和平的本身恰是平衡被打破之本身,故战争在和平延续里产生诚属不可避免. ——顺便说说：这种“以实力赢得和平”的观点,一直以来都是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籍以立国的一个重要的策略依据点,可现在的中国精英们,别的都跟着西方学,唯独这一点不学,不但不学,且起劲反对拒不认同.想起来实在有点让人啼笑皆非：为什么别人越强越想求强,我们不强却不想求强呢?! 第三条因果线（国家观）：要进行这样一条线路的思考,我们则须把眼光集中到一般国家之内部,从其内部来发现和平进程中的因果关系.实际上,单从矛盾的关联和矛盾的演进这一整体性的发展过程看,国家就是一个世界,世界就是一个国家,所以我们基本上可把上述第一条因果线大致不变地放到每一个国家（不管大小）的内部来看.也就是说,一方面,当世界自我分裂为大大小小的不同国家时,国家同样也在自我分裂为大大小小的不同群体,如阶层、阶级以及各阶层或阶级中的不同集团；另一方面,人们无止境的欲望在和平中的逐步升级,同样也是一种逐步恶化内部关系使之沿内部斗争阶梯而不断发展的一种存在.所以,在经历了一段时期的和平过程之后,毫无疑问,在一般国家之内部,势必也会迎来每一和平后期日趋紧张的社会关系,无论在群体之间还是在个体之间；此时,极端紧张的主客对峙,同样也会不可抗拒地迫使着各方,各阶层、阶级、集团或者个人,彼此不得不去选择放弃和平的战争,即选择以极端方式来嬴得生存.这对于任何一个国家的和平延续来说,同样是一种谁都走不出来的铁定的历史逻辑.这样,我们便发现了如下一种祸于国家而殃及世界的人类涌动：当一个国家的内部矛盾已经异常激烈,社会关系已经异常紧张,以至一场内部战争的导火索已在和平迷雾的笼罩中悄悄挪动时,此时,那些具敏锐目光的政治家们便有了一种联想：必须把有可能引发内战的隐患,引向外部,泄到世界,以拯救国家之整体生存.由上我们得出的又一个结论是：国家与国家间常常并不是因为利益的争夺才打了起来,更不是由于某些别有用心者制造了什么极端意识才悍然开战,人们恰恰是因为和平的延续已让自己的国家处在了内部矛盾再也无法调解的积重难返的境地,处在了内战隐患即将爆发从而极有可能断送国家生存的历史边缘,才在转移内患以维持国体的紧急需要中,对外发动了战争或者利用了战争.这就是人类为什么会有战争的又一个重要原因.关于最后这一条思路,我想再说几句：在我们很多人的心目中社会最为安定、国家最为繁荣的美国,其实就是一个对外用兵最频繁的国家.下面有一组从其建国至今的对外战争的统计资料足以证明这一点： 建国至二战前：1776-1945年169年时间,美国共参加了全球9场战争,平均每18.8年卷入或发动一场战争； 二战后,1945-2008年63年时间,美国共参加了全球30场战争,平均每2.1年卷入或发动一场战争. 冷战期间,1945-1991年46年时间,美国共参加了全球18场战争,平均每2.6年卷入或发动一场战争； 冷战结束后,1991-2008年17年时间,美国共参加了全球12场战争,平均每1.4年卷入或发动一场战争（资料来源：洪源著《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对外战争统计》）.根据这一资料,我们就要问：美国为什么要这样做?它那隐藏着的真正动机到底是什么?我的回答是：为了转移内战隐患.有些人看到美国如何如何繁荣,就以为这繁荣纯粹是因为了它那健全的国家制度.殊不知,单靠制度是取不到上述社会效果的,这其中最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它经常性地转移了内战隐患.由于经常转移了内战隐患,内部因此便团结了起来,而团结也就带来了它的一般性繁荣和强大.从这里我们实可得出关于美国国格的两个评价：一个评价是,美国人的确深明治理国家的要机所在；另一个评价是,它无疑是一过于自私的国家,为了自己的生存与繁荣而不惜将别国推向灾难深重之战火——当然,如果我们设身处地想想：如果一个国家之整体生存不能维持,如果它确已面临国家极有可能因内战散架同时又再无其它办法予以解救之时,它的选择我们能说错了吗?“自保”难道不是人类无可厚非的天性之一? ——————————————————————————就本文观点与网友进行的一段讨论：东方树叶2012-09-19 16:08:07 刚看了一本叫《郁闷的中国人》的书,书中写到人类战争的原因乃是贫富差距,仔细想想挺有道理的,不知道先生有何感想? 我的回复：谢谢您与我讨论这一问题.贫富差距固然是战争原因,但不是根本原因,而是纯客观的诱发因,或曰战争导火索.战争的根本原因,我在文中已经说了,是人类无意识的本性需要,具体地说：是人类无意识的本性需要在某种极端恶化了的客观情况（比如贫富差距极端扩大,又比如历史性的民族矛盾极度恶化）下的产物.这是因果关系中的两个面：一是人性之需,二是客观情况的恶化；前者是根本因,后者是诱发因. 为什么要做这种区分?因为,如果根本因不存在,或者说,如果该种因素尚不足以引发战争,那么,此时即使诱发因已经存在,客观的情况已经变得极端恶化,战争仍然不会发生.比如人们总是把社会革命与人们没有饭吃连在一起,认为如果大多数人处在了饥饿边缘,这个社会就一定会发生革命.其实现实并非如此,没饭吃有时会引发社会革命,有时不会.例如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全国都在挨饿,社会却相当稳定,革命并未发生.这说明革命与战争一样,都是以人性的需要为其根本因的.当根本因尚不存在,或者说,尚未达到足以引发革命的时候,即使全都在饿肚子,革命也不会发生.反过来,如果人性根本因存在了,即使人们大都有吃有穿甚或比较富裕,革命也会发生.隋末农民起义与法国十八世纪革命就都是在社会经济相当繁荣时发生的. 最后作一补充说明,所谓“人性根本因”,更加完整地看可以这样来表述：即人类本性中的无意识的需要及需要的压抑.从社会普遍意义看,当需要被压抑到了一定程度,即人们普遍不再能自抑与自控的程度,革命或者战争就发生了.老子曾有“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一语,然而我们看现实却发现世上没人不畏死.现在不是有很多人都信奉“好死不如苟活着”这一信条么?其实人确有不畏死的时候,不在平时,就在自身需要“不能自控”之时,可问题在于：人类一切和平的治理过程,恰恰是把人的需要继续不断地推近到不能自控时段的历史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