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社会主义能否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论文,我们要搞一个辩论赛,急求一片观点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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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有《社会主义能否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论文,我们要搞一个辩论赛,急求一片观点论文.

谁有《社会主义能否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论文,我们要搞一个辩论赛,急求一片观点论文.
在心情复杂地庆祝新中国建国六十周年之际,写下了这个题目.这个题目颇为令人费解,有乱点鸳鸯谱之嫌.从科学的意义上讲,社会主义与两极分化这两个概念,怎么也扯不到一起.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是在推翻了一切剥削制度、铲除了私有制、消灭了资本对劳动奴役和剥削的雇佣劳动制以后,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其追求的目标和结果都是全社会成员的共同富裕,绝对不可能产生两极分化.两极分化是一切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的必然产物.因为在私有制为基础的任何社会形态中,总是由极少数非劳动者占有劳动的物质条件,即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对绝大多数人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榨,社会成员对社会财富的占有必然悬殊巨大,出现贫富两极分化必不可免.唐代大诗人杜甫的著名诗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就深刻形象地刻画出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封建社会中两极分化的悲惨情景.到了资本主义社会,贪得无厌的资本为追逐最大限度利润而造成的社会财富的集中达到空前未有的高度,两极分化随之加深.可见,两极分化与社会主义毫不沾边,凡是社会主义一定不会出现两极分化,凡是存在两极分化的社会肯定不是社会主义社会.
然而,中国的现实情况却是：一方面,“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或“当代马克思主义”者们一再宣称：我们正在建设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或者说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另一方面,经过30年的市场化改革开放,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已经成了世界上两极分化相当严重的国家,其基尼系数已经达到甚至超过了世界上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出现这种情况不能不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不能不促使人们认真思考.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过时了,不适合中国,或者仍然只是空想、乌托邦,并不科学,根本行不通?还是所谓“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伪科学、货真价实的修正主义,出卖了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把我国引上资本主义歧路呢?如果我们还真有一点点实事求是精神,真有一点点起码的马克思主义常识,真有一点点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感情,还真的要坚持共产主义信仰,结论是很清楚的.不是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不科学,行不通,而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伪科学,背叛了马克思主义,适应了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社会主义中国的需要,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两极分化在我国的严重存在并继续加深,就是有力的证明.
新中国建立60年了,当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于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在我国建立以后,社会主义一直受到全国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爱戴和热烈拥护,人们普遍以生活在社会主义的强大祖国,沐浴着社会主义的阳光,而感到无比的幸福和自豪.改革开放以来,责备我国社会主义改造搞快了搞早了的说法虽然不断出现在一些领导人口中和主流媒体上,也有人制造出“搞了几十年社会主义,还没弄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舆论.但是,迄今为止,至少还没有人公开否认我国于上个世纪50年代,就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这一事实.
而且,改革开放就是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号下进行的,30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改革开放步骤也都是在社会主义的名义下,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提出的.
有人说那个时候还是存在缺点、问题以致错误,并非十全十美.此话不假.问题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和错误,是根本的方向性错误,还是前进中的问题.当然具体问题出问题也会给人民造成损失,却不会让人民重受奴役剥削之苦.而那个时候虽然也出现过缺点、问题和错误,我们却始终坚定不移地走在社会主义大路上.
改革开放以来,虽然一再声称改革是自我完善社会主义,从没有人公开宣布放弃社会主义这块招牌.但是,这30年来,社会主义因素在迅速削弱、减少以至消失,资本主义因素正在迅速产生、扩展以至占居统治地位,特别明显的是所有制关系已经大幅改变,传统的所有制关系,不仅死灰复燃,而且远非补充,早已成了龙头老大,在一些市县甚至一个省的范围内达到或几乎达到统治一切的地步.而且时至今日,这种趋势仍在继续,毫无停止的迹象.例如,有关主管部门还在强调要打破国营经济在某些关系国计民生行业的垄断地位,扩大私人资本准入范围；主管国营企业的国资委打定主意还要继续减少国营企业,甚至根本不顾职工的强烈反对,强行压制国企改制,接受私企的廉价重组.在农村有所谓以强化资本主义私有化为特征的林权改革,即公有林地承包到户；农民土地承包权转让等.更为严重的是共产党热衷于瓦解公有制,推进私有化,一些手握大权的党政领导,公然在报刊上发表谈话,把消灭国营经济,实现私有化列为自己的主要业绩,成为升官发财的考核依据.舆论界也对国营企业横加指责,对私人企业倍加爱护,大有不彻底实现私有化誓不罢休之意,特别是那些市场拜物教者表现尤为突出.
随着传统的所有制关系的迅速恢复壮大,在经济上丧失了主人翁地位的无产阶级,重新沦为雇佣劳动者,回到了原有的被剥削被压迫的地位.一部分利用权钱交易等多种手段一夜暴富的人,跻身于统治集团,成为新贵.
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瓦解消失,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制的遍地开花,加之政治骗子所提倡的允许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占有社会财富的贫富两极分化像火箭升空一样快速拉大,在短短30年间,我们就由世界上收入分配最平等的国家变成世界上收入分配最不平等的国家之一,成了在世界上都称得上严重的两极分化国家之一.
前30年我国基尼系数在0.2～0.3之间,但是改革开放后,自1992年以来这个数字就扩大到0.4以上,并且在继续扩大,没有逆转的迹象.据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2006》所示,在统计的124个国家中,基尼系数高于中国的只有29个,低于中国的有94个.我国的贫富两极分化大于所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大于撕下了社会主义招牌、公开复辟了资本主义的原苏联和东欧各国.
贫富两极分化的结果,必然是社会财富日益高度的集中在极少数人手里,出现一个以拥有巨额财富的富豪、超级富豪为代表的新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其生活方式和思维观念都与国际财阀们迅速接轨,而与普通群众疏离日深,据一个统计资料显示,富豪们年均生活消费在200万元以上,有的富豪乘坐的私家汽车,价格高达2400余万元.据《福布斯》2007年3月8日发布的富豪榜,拥有10亿美元以上财富的富豪中,我国就有20人榜上有名.据有的资料显示,我国的亿万富翁人数已居世界第二位,仅次于美国,超过了日本及英、法、德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据美国波斯顿全球咨询公司公布的2006年全球财富报告,占我国人口0.4％的人,约150万个家庭,占有全国财富的70％.而号称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占该国人口5％的家庭,还只占有该国56～59％的社会财富.
一极是财富的高度集中在极少数人手里,另一极必然是绝大多数人处于贫困状态,成为弱势群体,无论经济地位或是政治地位都处于劣势,不得不依靠出卖劳动力为生,其中尤以广大农民工和私有化过程中失业的原国营企业职工最为突出.我国本来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经过前30年的努力,已经建立起雄厚的物质基础,尤其在重工业领域,一些行业的发展水平已达到或超过世界先进水平.近30年来,GDP增加很快,但由于种种原因,我国仍然还是一个低收入国家,据国家统计局统计,全国人均可支配收入约合美元2000元左右,由于大量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大多数人的实际收入都远在平均水平之下,据政府公布的资料,我国贫困人口还约有4800万人,占全国人口3.7％.但是如果按照国际上的标准日平均1美元计,我国尚有1.3亿人处于贫困状态.更为严重的是,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GDP年均以10％以上的速度增长,而低收入人群的实际收入不仅未随GDP同步增长,反而有所下降.
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在设计改革开放的蓝图时曾经说：“我们遵循两条最重要的原则：第一,公有经济占主导地位；（注意：原本应是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引者注）第二,坚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不会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允许一部分人先好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好起来,目的是更好地实现共同富裕,我们的政策不会导致两极分化,我们不允许产生新的资产阶级”.（《邓小平年谱》1075～1076页、1133页）总设计师在这里赌咒发誓说的“不会导致两极分化”,“不允许产生新的资产阶级”,言犹在耳,我国的两极分化就出现了并且十分严重,还在继续扩大,那我们又该怎样来评价总设计师所设计的改革方案呢?且不说事实证明总设计师并非一贯正确,客观的事实无情地打了他一个响亮的耳光.单就导致两极分化在我国如此严重存在并日益加深的那些政策,是否应当认真反省,坚决纠正,如实向人民做出交代呢?要是这样,还可能获得人们的谅解,不然的话,只能落得有意欺骗人民的骂名.当两极分化在我国已经露头的时候,总设计师还曾以更加明确、更加坚定的语气说：“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了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那么,现在两极分化已经出现,新的资产阶级已经产生,试问,是成功了或是失败了?是否走上邪路了?导致这种结局的政策是否错定了?几十年来,我们那些领导人“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不离口,他们是不是应该按总设计师上述“理论”勇敢地站出来宣布导致两极分化的政策错了,宣布“我们真是走了邪路了”,宣布立即停止执行错误政策,回到正确路上来呢?可是,谁这样做了说了?没有,不仅没有承认政策错了,走上邪路了,而且,还不厌其烦的天天在大讲成绩如何伟大,是“建国以来最好时期”,是历史上少有的“圣界”,坚持要在邪路上一直走下去.谁要是对这些歌功颂德讲点不同意见,立即就会遭到打击、压制.对于那些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冠以“先进生产力代表”,“先进文化代表”桂冠,强拉入共产党内,同他们共掌大权.
为什么会如此呢?是后继者们不给总设计师面子,阳奉阴违,有意让其失信于民,给总设计师难堪吗?非也.后继者们都是总设计师钦定的,受其恩宠才青云直上,这点面子是一定要给的.问题是他们早把总设计师心思摸透了,明白那些话只是说说而已,当不得真,总设计师在离上述讲话若干年后的1993年,同其兄弟的一次谈话中,就曾讲到过“两极分化已然出现”,但是,他自己也没有说导致两极分化的那些政策错了,更没有承认“真是走了邪路了.”别人自然不敢轻举妄动.这恐怕是其处世哲学的经典之作,“说的不做,做的不说”.如果把上述几句话放到总设计师关于改革开放所有那些精彩指示中分析,他所选择的道路似乎一开始就是明白无误的,并非事后的发展超出了他的预料.如此一来,我们就可以弄清楚了绝对不会有人会站出来说导致两极分化的所谓改革开放错了,更不会承认走上了邪路.如果有谁敢于站出来说,一定会被戴上“反对改革”的大帽子,打入另册.
面对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在全中国范围内出现如此严重的两极分化,引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工农大众的严重不满和强烈反对,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突出,群体性事件激增,令既得利益集团和权势阶层感到恐慌.为缓解矛盾,平息不满情绪,于是乎在收入分配上大做文章,力图把所谓的蛋糕切好,切得“公平合理”,认为这样可以阻挡两极分化继续加深,并逐步缩小两极分化,保持社会和谐,稳定.
据媒体报导,由国家发改委牵头,打算通过多个部门参加的联合调研,提出一个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方案,提高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特别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以缩小两极分化.据说,在他们看来造成收入分配悬殊的原因,是在我国收入分配制度中,劳动工资在初次分配时所占比例太低,因此在初次分配中,提高劳动工资所占比例能有效抑制两极分化,能有效解决只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低收入人群的困难.
还有人主张运用税收的杠杆作用,在再分配过程中,对高收入人群课以高额的超额累进税,调节高收入人群收入,以缩小收入差距.
近些年来,由政府推出的各项惠农政策,也实际上与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有关.如像全部免除农业税,对年满60周岁的农村人口发放一定数额的退休金,对城乡所有社会成员实行医保全覆盖等.另外,对于城镇原有国营企业的退休职工,连续多年提高退休金,也是调整国民收入的一个步骤.
所有这些都局限于就分配论分配,在分配范围内兜圈子,丝毫不涉及造成收入分配不公产生两极分化的根本原因,这可算是总设计师的又一大发明.就是在前面提到的1993年在与其兄弟的那次谈话中,总设计师就定下了这个调子.他说：“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分配的问题大得很”.“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从上述这段话看,在总设计师那里,发展、怎样实现富裕是没有问题的,问题出在分配上,“少数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因此要从多方面来解决什么问题呢?当然是分配问题.于是马屁精们纷纷登场表演,就如何切好蛋糕、解决分配这个大问题献计献策,于是一门新的学问蛋糕学也就应运而生.可是十多年过去了,问题不但没有解决,还更加严重了,少部分人获得的财富比1993年时不知多出了多少倍,大多数人仍然没有.于是乎才有了各项惠农政策,才有了发改委牵头准备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方案.
这些政策的出台,这些调整收入分配方案的制定,对靠只有劳动力出卖的人群会有点好处,让他们多分一羹残汤,提高提高生活水平,也能缓解他们的不满情绪,有利于“和谐”、“稳定”.但是,能解决“大得很”的分配问题吗?能使收入分配公平合理吗?根本不可能,甚至连抑制两极分化继续加深的作用都可能十分有限,更不要说形成公平合理分配.
那么,他们这样做又是为了什么呢?就是为了保证通过30年改革开放已经形成的资本主义复辟的大势继续向纵深发展并最终完成,同时,通过调整收入分配以阻止总有一天可能会出现的可怕问题,缓解日益恶化的社会矛盾.这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制造的又一个迷雾.
对于这个问题,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有精辟的论述.马克思指出：“把所谓的分配看作事物的本质并把重点放在它上面,那也是根本错误的”.总设计师及其信徒们应该是读过《哥达纲领批判》的,他们自诩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者”,也犯了这种“根本错误”,“把分配看作事物的本质,并把重点放在它上面”,这充分暴露出所谓“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实际上连一点马克思主义的味道都没有.
为什么把所谓分配看作事物的本质并把重点放在它上面,是根本错误的呢?马克思继续说：“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例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就在于：物质的生产条件以资本和地产的形式掌握在非劳动者的手中,而人民大众则只有人身的生产条件,即劳动力.既然生产的要素是这样分配的,那么自然而然地要产生消费资料的现在这样的分配.如果物质的生产条件是劳动者自己的集体财产,那么同样要产生一种和现在不同的消费资料的分配.”马克思批评庸俗的社会主义仿效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把分配看成并解释成一种不依赖于生产力方式的东西,从而把社会主义描写为主要是在分配问题上兜圈子.”他指出：“既然真实的关系早已弄清楚了,为什么又要开倒车呢?”
马克思在这里讲得再明白不过了,不能局限在分配范围内来解决分配问题.因为任何一种消费资料的分配,都是生产条件分配的结果,也就是由生产条件分配决定的,所以有什么样的生产条件,就有什么样的分配关系,生产条件变了,分配关系必然随之改变.世界上绝对没有不依赖于生产条件而独立存在的分配关系,生产条件的分配,表现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是社会生产方式的基础.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当发现分配领域出现严重不公以致两极分化的问题时,首先想到是应当检查生产条件的分配是否出了问题,而不是仅仅在分配上兜圈子.
所谓生产条件的分配,通俗点说就是生产资料（包括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归谁所有.马克思接着所举的实例就说明了这点,他说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物质的生产条件以资本和地产的形式掌握在非劳动者手中,而人民大众则只有人身的生产条件,即劳动力,生产条件这种分配必然决定消费资料的资本主义分配.而生产条件如果都是劳动者的集体财产,分配也必然不再是资本主义的.因此,表现在分配领域的问题,根子在生产资料占有的性质,就是生产条件的分配,是资本主义私有制,还是社会主义公有制.新中国前30年分配比较公平,基尼系数较低,没有两极分化,就因为那时候消灭了私有制,建立了公有制,铲除了产生剥削的根基.生产条件即生产资料成了劳动者的集体财产,分配只能以劳动为唯一尺度,任何人都不可能利用劳动以外的其他手段参与分配.后30年,瓦解了公有制,大规模的发展了私有制,并使私有制经济成了社会经济的主体,劳动不但不再是分配的唯一尺度,而且早已退居于次要地位.相反,资本以致权力反而成了参与分配的主要因素,分配领域怎能不产生两极分化.令世人难以理解的是,为什么仅仅只经过了30年的所谓市场化改革,两极分化就达到如此严重的程度,这究竟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或是实实在在的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共产党领导搞资本主义把资本的贪婪本性发挥到登峰造极的程度,把他们的先生都远远抛在后面,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难道还不令人醒悟吗?
读了马克思的这段话,我们也就很容易理解总设计师先生探索了若干年后,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概括,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以及他提出的判断改革成败的标准,即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总设计师的社会主义本质为什么偏偏没有生产资料公有制这个根本呢?难道是一时疏忽吗?当然不是.没有建立起生产资料公有制,单单靠发展生产力就能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吗?显然是不可能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起码常识问题.那么,出现这样的疏漏是缘于什么呢?出于根本改变已经建立的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的需要,用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为幌子骗人.再在这个幌子下,加速私有化的进程,这就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伪科学的本质.那个判断改革开放成败的标准,同样如此,虽然在生产力、综合国力前都加上社会主义这块招牌,但却故意将人们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引开,闭口不提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用这些与马克思主义完全相悖的东西,公开与马克思主义对抗,敢于违背历史潮流,不怕钉上历史的耻辱柱.足见其复辟资本主义心情之迫切,决心之大.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要解决我国社会存在的严重的两极分化,其实也并不那么困难,但必须采取一些带根本性的改革方能凑效.具体来说,第一,坚决调整现有的指导思想,从根本路线上解决问题.那就是要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决把真正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即毛泽东思想请回来,用毛泽东思想指导整个工作,指导改革开放.摒弃一切违反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伪理论、伪科学.第二,采取一切有力措施,全力扶持壮大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营经济,加强对国营经济的管理和整顿,在国营企业内部,要充分保障职工当家作主的权利,实行“鞍钢宪法”.在农村要坚决支持像河南南街村、刘庄、河北周庄那样的集体经济,鼓励农民重走集体化的道路.第三,立即停止继续搞私有化,坚决扭转航向,要求一切公开发行的报刊和其他舆论工具立即停止私有化宣传,政府各级主管部门不能再出台任何有利于私有化的措施、政策、办法.第四,对现有的资本主义企业要严加管理,适当限制.对其中合法经营者,要给予支持,教育和鼓励他们积极为发展社会主义事业和改善人民生活服务.对那些非法经营者要给予坚决打击,没收其非法收入,对情节严重的要动用法律手段.第五,在分配领域要严格限制资本的非法所得,限制资本非法追逐超额利润,要在生产发展基础上,不断提高劳动者收入,增大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真正保证按劳分配在分配中的主体地位,并逐步升到统治地位,最终消灭阶级剥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