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中写牡丹的诗句揭示了唐人怎样的社会风气下面四句诗是唐人写牡丹的诗句,仔细揣摩这些诗句揭示了唐人怎样的社会风气?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刘禹锡《赏牡丹》花开花落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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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诗中写牡丹的诗句揭示了唐人怎样的社会风气下面四句诗是唐人写牡丹的诗句,仔细揣摩这些诗句揭示了唐人怎样的社会风气?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刘禹锡《赏牡丹》花开花落二
唐诗中写牡丹的诗句揭示了唐人怎样的社会风气
下面四句诗是唐人写牡丹的诗句,仔细揣摩这些诗句揭示了唐人怎样的社会风气?
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刘禹锡《赏牡丹》
花开花落二十日,一城之人皆若狂.白居易《牡丹芳》
三条九陌花时节,万马千车看牡丹.徐凝《赏牡丹》
牡丹娇艳乱人心,一国如狂不惜金.王毂《赏牡丹》
唐诗中写牡丹的诗句揭示了唐人怎样的社会风气下面四句诗是唐人写牡丹的诗句,仔细揣摩这些诗句揭示了唐人怎样的社会风气?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刘禹锡《赏牡丹》花开花落二
中国自古就有咏物传统,咏花诗是咏物诗的重要大类.“花”意象植根于中国文化的土壤,具有独特的审美意蕴与精神价值.唐声势浩大的“尚花”风习和咏鹤热潮,以国花产生的方式,推动中国精神体验的攀升.
一“花”意象的审美精神价值
中国的咏花诗词从《诗经》初见端倪,《楚辞》初步建立了“花”作为人格象征的意象内涵.唐诗词上承诗骚与魏晋风流,将“咏花”诗词的书写推向极致.花风即唐宋风,因缘于时代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风气而呈现不同的气象.文人个体命运遭际、升迁贬谪、物喜己悲等主客观原因又导致他们对于“花”的书写融入了强烈的个性特征,生发出摇曳多姿的文化风貌.从审美文化史、文人思想心态史、绘画史等多角度,可以窥见从唐积淀了怎样的文化底蕴和人格形态,揭示出唐人文精神、文化心态、文人审美趣味的流变.国花牡丹的精神气质,折射着潜在的文化裂变与重新整合,展示了中国文化精神整体的辩证统一构成的新境界.
二 牡丹晋身唐代国花的历史文化机缘
“尚花”时尚折射和牵动着时代气象.不同的时代风尚与不同的花的特质和意象内涵相契合,使某一种或某几种花形与神承载着当时文人的理想人格追求,彰显出时代之气象、文化之风貌以及文人的心灵世界.
牡丹花大色艳,层层叠叠,具有雍容华贵的丰腴之美,传达出磅礴的春天气势,因而具有成为盛世精神的最好象征和载体的潜质.隋代即有赏牡丹的记载,但直至盛唐,牡丹才真正取代六朝咏梅的遗风,成为占据咏花新宠地位的“国花”,洵非偶然.经过了将近四百年分裂、动乱之后,唐代出现了一个经济、文化全面繁荣的社会局面,成为整个东方世界最强盛的帝国.南北文化交流融合,中外贸易交通发达,“丝绸之路”畅通引入了外来文化,异国的服装、音乐、舞蹈、美术、宗教等等,都威为长安风尚.佛儒道三教并存,使唐代呈现出多元化的文化交流融合的生动态势.这种空前的大交流大融合,使唐王朝处于四方朝拜的尊者地位,洋溢着积极进取、昂扬奋发:雍容豪迈的精神.
这种盛世辉煌的精神也体现于建筑上.唐有三大皇宫,即西内太极宫、东内大明宫、南内兴庆官.大明宫最大,位于长安城北禁苑东南的龙首塬上,以规模宏伟著称.大明宫始建于唐太宗贞观八年(634年)十月,于龙朔二年(662年)四月完成,是为太上皇修建的避暑别宫,初名永安宫.贞观九年,改称大明宫,在其后的200余年间一直是大唐的政令中枢.这里有巍峨的朝堂含元殿、宣政殿、紫宸殿,有国家最高的衙署中书省、门下省、御史台、史馆、弘文馆、命妇院、集贤院,有碧水荡漾、风景如画的太液池,诸多的后宫别殿中的麟德殿旁夹城内,还有汇集文人墨客的翰林院.著名文人李白、杜甫、岑参、王维、自居易、韩愈、刘禹锡等都曾在大明官内活动,留下许多描写大明宫的文学作品.高宗于龙朔二年(662年)四月迁入大明宫(此时称蓬莱宫),并修建大明宫内第一座正殿——含元殿,有所谓:“含元建名,《易·乾坤说》曰:含宏光大.又曰:元亨利贞,括万象以为尊.”此殿长期作为举行冬至、元日的朝贺及登基、册封大典等重要仪式的场所,是大唐国力的象征,承载了二百余年风起云涌的大唐气象.
与此相应,唐代的宗教与世俗岁时庆礼,也规模空前.唐代的礼佛之盛,有玄奘法师在贞观年间西行取经归国后,在朝廷资助下翻译了大量经文典籍.更为空前狂热的是,唐皇帝曾七次于皇家寺院法门寺举行开塔迎请佛骨的盛大活动.贞观五年(公元631年),唐太宗李世民第一次开示佛指合利.此后唐皇帝每隔130年迎一次佛骨,成为举国参与的盛典.《旧唐书》中记载了迎佛骨的壮观场面:“自开远门达安福门,彩棚夹道,念佛之音震地.上登安福门迎礼之,迎入内道场三日,出于京城.诸寺士女云合,威仪盛饰,古无其比.”
唐代曾多次由宫廷举办皇帝“与民同乐”,共度元宵佳节的盛大活动.公元713年,宫廷组织了几千女子的队伍,在灯火通明的京城踏歌三天三夜.据(《旧唐书》记载:“上元日夜,上皇御安福门观灯,出内人连袂踏歌,纵百僚观之,一夜方罢.……初,有僧婆陁请夜开门然灯百千炬,三日三夜.皇帝御延喜门观灯纵乐,凡三日夜.”张祜《正月十五夜灯》云:“千门开锁万灯明,正月中旬动帝京.三百内人连袖舞,一时天上著词声.”灿烂盛大的“踏歌”场面,尽显盛世辉煌.盛唐的民间体育运动也极具气魄.清明拔河于唐为盛,唐玄宗李隆基在军队中积极推广,后从宫内梨园搬到宫外广场,变成全民欢庆的盛大集会.《唐语林》记载“明皇数御楼设此戏,挽者至千余人,喧呼动地,蕃客庶士观者莫不震骇.进士河东薛胜为《拔河赋》,其词甚美,时人竞传之.”盛唐拔河所用绳子“两头分系小索数百条”,千余人开拔,其场面宏伟壮观,气势磅礴.
如此遍及朝野僧圣俗的盛唐气象,为其“国花”的追 寻注入巨大魄力.牡丹作为唐代备受推崇的“国花”,适逢其会地呈现出雄视百代的气势与襟怀,折射出大唐帝国的王者之风.说牡丹,便是说唐人的大气与雍容.
牡丹唐代甫一登场,就得到了国君爱宠并予以大力推崇,视为奇赏,旋即名倾朝野,推之民间,使“赏牡丹”成为举国若狂的盛事.据李肇《唐国史补》载“京城贵游,尚牡丹三十馀年矣.每春暮,车马若狂,以不耽玩为耻.执金吾铺官围外寺观,种以求利,一本有直数万者.”这“牡丹热”一直延续到北宋,横跨两代.此间,唐和北宋文人更是争相歌咏.
这里必须谈到大诗人李白.开元中,皇宫内庆兴池东沉香亭前牡丹盛开,唐玄宗李隆基与杨贵妃乘夜游赏,招来翰林待诏李白赋诗助兴,风华正茂,英姿勃勃的李白借花喻人,以牡丹喻杨玉环,写下了千古名作《清平调》辞三章:
(一)
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
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
(二)
一枝红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
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
(三)
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
解释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阑干.
关于这三首咏牡丹诗的成诗过程,古书记载大致相同,不外是“开元中,禁中初重木芍药,即今牡丹也.得数本红、紫、浅红、通白者,上因移植于兴庆池东沉香亭前.花方繁开,上乘照夜白,妃以步辇,诏梨园弟子李龟年手捧檀板押众乐前.将欲歌,上日:‘赏名花,对妃子,焉用旧乐辞为?’遂命龟年持金花笺宣赐翰林学士李白进《清平调》辞三章.白欣承诏,犹苦宿醒未解,援笔赋云……”较之这种说法,《唐诗纪事》中的记载似乎更符合李白“诗仙”的天才禀赋“明皇坐沉香亭,意有所感,欲得白为乐章.召入,而自己醉.左右以水颓面,稍解.授笔成文,婉转精切无留思.”李白于深醺之时,不假思索,一挥而就,旷古奇才,当是如此状.这三首诗借花喻人,巧妙摄取杨玉环与牡丹相通的特质——大气雍容、体态肥酿、艳压群芳、宠冠后官的至高地位融于一体,形神两入,达到了人花合一的完美境界.
牡丹成为“国花”与杨贵妃的得宠有着内在联系.初唐以至盛唐前期,文化审美意识与文人的精神仍沉浸在前朝旧梦里,梅花绍承六朝遗绪,仍为文人追捧.而此时也正是另一位与唐玄宗相关的美人——梅妃江采苹得宠之时.《梅妃传》云:“梅妃,姓江氏,莆田人.父仲逊,世为医.妃年九岁能诵《二南》,语父曰:‘我虽女子,期以此为志.’父奇之,名曰‘采苹’.开元中,高力士使闽粤,妃笄矣,见其少丽,选归侍明皇,大见宠幸.长安大内、大明、兴庆三宫,东都大内、上阳两宫,几四万人,自得妃,视如尘土,宫中亦自以为不及.妃善属文,自比谢女,淡妆雅服而姿态明秀,笔不可描画.性喜梅,所居阑槛悉植数株,上榜日‘梅亭’.梅开赋赏,至夜分尚顾恋花下不能去.上以其所好,戏名曰‘梅妃’.”从记载中可知,在梅妃身上,梅花与美人合二为一,花即人,人即花.“淡妆雅服而姿态明秀”且内在修养极高的梅妃在当时得到了唐明皇的专宠,梅花清净素雅的美质依然颇受认同.而杨玉环替代了梅妃宠冠后宫,也使牡丹伴随她一起登上历史人情物态的审美峰巅,成为一代至宠.梅花则与梅妃一起走向了边缘.梅、杨替代的背后有着某种隐喻,宣示着光芒四射的大唐盛世的全面到来,一种大气雍容、雄霸天下的文化精神开始居于统治地位.梅花转化为牡丹恰是这一历史文化禅代的最突出表征.
而李白的创作恰使这一文化选择得到成全,牡丹正是凭藉李白的《清平调》辞三章与盛唐最高的政治中心结缘.这三首诗及其
典故传为千古佳话,集中了太多人间至美的因素,聚合了几个“第一”——唐玄宗李隆基位居九五之尊,为权威第一;杨玉环是美人第一;李白是诗人第一;李龟年是当时歌者第一;高力士是内官第一.几个第一因“牡丹”而汇聚,共同托举起牡丹“国花”地位和王者风范的精神气质.
三 雅俗同赏国花的狂欢
提起唐代极写牡丹的绝妙诗篇,当然要说到刘禹锡那首风流倜傥的《赏牡丹》,以白描创造出情深词显的境界,含不尽之意尽在象中:
庭前芍药妖无格,池上芙蓉净少情.
惟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前两句以芍药、芙蓉两种绝色花卉的美中不足,而“惟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两句随之喷薄而出,以一个“动”字,将牡丹艳压群芳的王者之美,以及牡丹花开时长安倾城观赏、万人空巷的轰动盛况,“超以象外,得其环中”“地投诸于读者无尽的审美联想中.唐代文人热烈的吟咏诞生了不少流光溢彩的传世佳作,将牡丹作为“国花”的王者之美烘托得淋漓尽致,如徐凝之《牡丹》:“何人不爱牡丹花,占断城中好物华.疑是洛川神女作,千娇万态破朝霞.”皮日休之同题诗作:“落尽残红始吐芳,佳名唤作百花王.竞夸天下无双艳,独占人间第一香.”以及徐夤之《牡丹花》:“万万花中第一流,浅霞轻染嫩银瓯.能狂绮陌千金子,也惑朱门万户侯.朝日照开携酒看,暮风吹落绕栏收.诗书满架尘埃扑,尽日无人略举头.”另如“三条九陌花时节,万户千车看牡丹”(徐凝《寄白司马》)、“牡丹娇艳乱人心,一国如狂不惜金”(王睿(一作王毂)(《牡丹》)、“牡丹一朵值千金,将谓从来色最深”(张又新《牡丹》)、“花开花落二十日,一城之人皆若狂”(自 居易《买花》)、“金蕊霞英叠彩香,初疑少女出兰房”(周繇《看牡丹赠段成式》)、“开日绮霞应失色,落时青帝合伤神”(唐彦谦《牡丹》).
人咏花,花映人,彼此间彰显着雍容华贵、灿烂绚丽和大气磅礴,共构着自信开阔、昂扬奋进、雍容大度的时代风神.唐舒元舆在其《牡丹赋》中的句子代表了时人心目中的牡丹形象:“我案花品,此花第一.脱落群类,独占春日.其大盈尺,其香满室.叶如翠羽,拥抱比栉.蕊如金屑,妆饰淑质.玫瑰羞死,芍药自失,天桃敛迹,秾李惭出,踯躅宵溃,木兰潜逸,朱槿灰心,紫薇屈膝——皆让其先,敢怀愤嫉!”宋代高承《事物纪原》进一步发掘了牡丹冠绝群芳的劲心刚骨的品格:“武后诏游后苑,百花俱开,牡丹独迟,遂贬于洛阳,故洛阳牡丹冠天下.是不特芳姿艳质足压群葩,而劲骨刚心尤高出万卉,安得以‘富贵’一语概之!”由此可见唐宋之世对于牡丹花容花品卓绝于万花的高度肯定.
牡丹意态,雅俗共赏,但其精神内核深处蕴涵着以李白为代表的诗酒风流和人格精神,以及那个时代政治文化对这种人格行为的双重包容.牡丹敢于违抗武后之命,特立独行,傲世不迁的性格恰如传为李太白敢让贵妃捧砚、力士脱靴笑傲王侯的盖世豪情.牡丹花期前后只有二十日,但在这短短的时光里,却演绎了最为辉煌风光的生命,亦如同李太白“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的积极进取、锐意立功的昂扬品性牡丹暮春而放,其时春花俱凋,独立收尽春光,颇可引李白“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睥睨自雄名士风范为同调;牡丹被贬而不自弃,蓄势待发,终使洛阳独名其为“花”,又何尝不令人想起李白怀才不遇之时却葆有“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的寥廓浩然的豁达之怀?
“牡丹”所象征的,是声色之美与性情之美完美融合的大唐盛世的精神,亦是唐代文学的主体风貌.张潮在《幽梦影》中说:“牡丹令人豪.”唐人以源自生命本真的奔腾澎湃和盛大开阔,酣畅恣肆的自由思想,开放健康的进取精神,“无所畏惧无所顾忌地引进和吸取,无所束缚无所留恋地创造和革新”.以此滋育着牡丹意象,以牡丹意象滋育着人的意志品格,其内在精神的结合点,就是这个“豪”字.即便安史之乱后,国运日颓.但牡丹的“国花”地位却没有动摇,文人诗家继续赋写牡丹,只是其中渗入了一种变调,由对牡丹的一味赞美歌咏转化为通过讽喻来反省盛唐.以白居易的新乐府为代表的一系列诗作,上承《诗经》讽喻传统,以讽世和议政的意识,反思盛唐,兼及以杨贵妃误国为戒.其《买花》诗云:“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牡丹芳》诗云:“花开花落二十日,一城之人皆若狂.我愿暂求造化力,减却牡丹妖艳色.少回卿士爱花心,同似吾君忧稼穑.”二诗的创作立意诚如诗人自述“系于意,不系于文,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其志,《诗三百》之义也.……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这种写实讽世的创作意图,为鲜艳的牡丹涂上一层忧郁的色彩.至唐末五代,咏牡丹的诗作中则连讽喻也没有了,成为一种隐约间的遥远追忆.进入一种个人化的欣赏.陈与义其《牡丹》通过咏牡丹,抒发兴亡之慨、乡关之思:
一自胡尘入汉关,十年伊洛路漫漫.
青墩溪畔龙钟客,独立东风看牡丹.
牡丹意象在五代、宋的私人化过程中,联系着乱世忧患,也触动了个人的乡关身世之感.这种国花在唐代的公共化,以及在五代、宋的私人化,使之含蕴深厚,历久不衰地扣动人的心弦.
唐代朝廷打破魏晋以来世族阀阅的政治 选举垄断,庶族士人得到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心中充满着梦想的欢悦.同时,都市经济的发展、城市扩张、民生富庶,也使市井尘俗细民产生了文化审美的需求.如此,王公权贵的喜尚和士人勃发的欢悦、社会大众的需求相契合,构成“牡丹”怒放的时代文化心理的场境.然而,这个场境因热闹而浮躁,由泛众化而蕴浅,使“牡丹”意象不得不在骨子里沾上唐代社会文化之“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