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生活年代背景谁知道阿?有知道的说一下,不用太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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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1881-1936）

中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和翻译家和新文学运动的奠基人.原名周树人,字豫才,浙江绍兴人,出身于破落的封建家庭.青年时代受进化论思想影响.

1902年去日本留学,原学医,后从事文艺等工作,企图用以改变国民精神.1909年回国,先后在杭州、绍兴任教.辛亥革命后,曾任南京临时政府和北京政府教育部部员、佥事等职,兼在北京大学、女子师范大学等校授课.

1918年5月,首次用"鲁迅"为笔名,发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对人吃人的制度进行猛烈,地揭露和抨击,奠定了新文学运动的基石.五四运动前后,参加《新青年》杂志的工作,站在反帝反封的新文化运动的最前列,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伟大 旗手.

1918-1926年间,陆续创作出版了《呐喊》、《坟》、《热风》、《彷徨》、《野草》、《朝花夕拾》、《华盖集》、《华盖集续编》等专集,表现出爱国主义和彻底的民主主义的思想特色.其中,1921年12月发表的中篇小说《阿Q正传》,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杰出的作品之一.1926年8月,因支持北京学生爱国运动,为反动当局所通辑,南下到厦门大学任教.1927年1月到当时革命中心广州,在中山大学任教."四一二"事变以后,愤而辞去中山大学的一切职务.其间,目睹青年中也有不革命和反革命者,受到深刻影响,彻底放弃了进化论幻想.1927年10月到达上海.

1930年起,鲁迅先后参加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等进步组织,不顾国民党政府的种种迫害,积极参加革命文艺运动运动.1936年初"左联"解散后,积极参加文学界和文化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从1927-1936,创作了《故事新编》中的大部分作品和大量的杂文,这些作品收录在《而已集》、《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等专集中.鲁迅的一生,对中国的文化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领导和支持了"未名社"、"朝花社"等进步的文学团体；主编了《国民新报副刊》、《莽原》、《奔流》、《萌芽》、《译文》等文艺期刊；热忱关怀、积极培养青年作者；大力翻译外国进步的文学作品和介绍国内外著名的绘画、木刻；搜集、研究、整理了大量古典文学,批判地继承了祖国古代文化遗产,编著《中国小说史略》、《汉 文学史纲要》、《唐宋传奇集》、《小说旧闻钞》等等.

1936年10月19日病逝于上海.


老照片之--鲁迅在中山大学

1926年秋,原任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的郭沫若随军北伐,中共广东区委员书记陈延年提议中山大学中共组织,要求校方邀请正在厦门大学的鲁迅到中山大学任教.鲁迅接到邀请电后,复电同意赴粤.中山大学、中共广东区委学委副书记毕磊和中山大学党支部书记徐文雅受命公开出面与鲁迅联系.

鲁迅是1926年8月离开北京到厦门大学,没多久,他感到厦门和仍受军阀统治的北京一样“不干净”,是一个没有希望的地方,因此,欣然接受了中山大学的邀请.他给许广平的信说到“造一条战线,更向旧社会进攻.”鲁迅和许广平相识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从通信到交流思想中萌发友谊,在1925年正式确立了爱情关系.许广平本是广州人,在北京女师大毕业后回广州任教,后被迫辞职,进了被称为“左派学校”的中山大学任助教.鲁迅接到许广平的信,告以右派势力在广州也很嚣张,进步势力遭到排挤.鲁迅在船上的回信是：“小小的颠簸自然是有的,不过这在海上就算不得颠簸；海上的风涛要比这险恶得多.”

1927年1月18日鲁迅到达广州后,就任中大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消息传开后,来访者络绎不绝,他开始与各方面人物接触.毕磊以中大学生代表身份上门拜访将中共刊物《向导》、《人民周刊》和共青团刊物《少年先锋》送给他,鲁迅热情地接待了进步学生.鲁迅拒绝了学校当局的欢迎会,却在1月25日下午在毕磊的陪同下,出席了中大学生会为他举行的欢迎会,受到热烈的欢迎.中大校务委员会副主任朱家骅也以学校当局身份上台致欢迎词,说了几句奉承的话.鲁迅在演讲中说：“刚才朱先生说我革命家、是战士,我认为是其实不是的.朱先生那一套我不承认.”“如果我是革命家、是战士,就不应该到广东来了,应在北京或厦门与恶势九斗争,我为什么要来这里呢?因为这里是‘革命的策源地’,听说广东是可怕的地方,并且赤化了!”鲁迅说他在广东只见到街上不少标语,并没有看见什么可怕的东西,又语气双关地说：“按照我的眼睛看来,广东比起旧社会,没有什么特别的情形.我觉得像红布标语中写的白字那样,‘红中夹白’,我感到对革命有点不放心!”

鲁迅在广州度过了农历新年,领略了南国风光,观赏了除夕花市,对国民党达官贵人的宴请请帖,一律写下“概不赴宴”退回.对报上借他来穗之题发表的各种文章,一概保持沉默,别有用心的记者邀他对广州的缺点加以“激烈的攻击”,鲁迅冷淡地答以“还未熟悉本地的情形,而且已经革命,觉得无甚可以攻击之处”,由此又招来“老朽”之类的谩骂.鲁迅并未还手,他将全部精力贯注到准备开课的教学事务上,表示要对中山大学“尽一点力”,把“中大的文科办得像样”,出考试题,编排工作时间表,发通知书、计分、放榜,样样自己动手,忙个不停.还曾应香港进步青年邀请,赴港发表了《无声的中国》和《老调子已经唱完》的两场演讲,许广平担任了他的广州话翻译.对于广州的政治形势,他已看出“深绿和深红”的复杂性,他在冷眼观察,用许广平的话来说,“他是要找寻敌人的,他是要看见压迫的降临的,他是要抚摩创口的血痕的.等着终竟到来的机会”.在此期间,他在中大社会科学研究会发表演讲,说出了担忧：“广州的人民并无没力量,所以这里可以做革命的策源地,也可以做反革命的策源地……”

3月1日,中山大学举行开学典礼.鲁迅应邀即席发表了《读书与革命》的讲话,他说：“对于军阀,已有黄埔军官学校的同学去攻击他,打倒他了.但对于一切旧制度、宗法社会的旧习惯、封建社会的旧思想,还没有人向他们开火!”“中山大学的青年学生,应该以读书得来的东西为武器,向他们进攻--这是中大青年的责任.”3月间,他与陈延年还有一次秘密会唔.

4月8日,他应邀到了黄埔军校,发表了《革命时代的文学》的演讲,说：“中国现在的社会情状,只有实地的革命战争,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一炮就把孙传芳轰走了”,他“仿佛觉得大炮的声音或比文学的声音要好听得多似的”. 鲁迅对广州的饮食、文化市场常有接触,颇有好感.他给友人的信中提到广州的“食物虽较贵而质料殊佳”.据《鲁迅日记》和《鲁迅书信集》列出他在广州的9个月光顾过的茶室酒楼就有 20多家. 为了给爱读新书的进步青年提供条件,他和孙伏园在广州芳草街租了几间空房,开了一间北新书屋.从3月25日到8月15日,这里自成了鲁迅和爱好文学的青年见面、谈论文学的一个去处.鲁迅辞去中山大学职务不久,书店也停业了,剩书廉价让给共和书局.移交时,鲁迅动手包装、搬运,自掏腰包付清停业结欠的80元.然后,还兴致勃勃地请那几位帮忙的青年去“妙奇香”茶楼吃饭.这位导师兼“老板”亲自提壶酌酒,谈笑风生,场面热闹,旁人还以为是祝捷宴.

北伐节节取胜,4月10日,鲁迅在白云楼寓所听到广州民众上街游行,庆祝北伐军攻克上海南京的欢呼声,写下了《庆祝宁沪克复的那一边》一文,他敏锐地提到“庆祝,讴歌,陶醉着革命的人们多,好自然是好的,但有时也会使革命精神转成浮滑”.他直言告诫,要防止“革命精神从浮滑,稀薄,以至于消亡,再下去是复旧”.鲁迅的预言,为两天后的上海“四·一二政变和5天后广州“四·一五”政变所证实.事变中,中山大学遭到大搜捕.下午,鲁迅冒着狂风暴雨,赶回中大出席各系主任参加的紧急会议.在会中他提议,要求当局不要再来继续搜查,还要设法营救被捕学生.朱家骅压制说：“这里是‘党校’,凡在这里做事的人,都应服从党国的决定,不能再有异议.”鲁迅单刀直入：“试问朱先生,被抓去的学生都犯了什么罪?”朱家骅支吾说：“不清楚”.鲁迅语锋犀利地责问,“既然不清楚,为什么要在座的诸位都要服从他们的决定呢?”会议作不出决定,鲁迅愤怒退席.他奔走营救学生,捐款慰问被捕学生.然而,中山大学图书馆前贴出开除数百名学生学籍和教职员公职的布告.鲁迅以辞去中山大学一切职务表示抗议.学校当局还想利用他的声望装饰门面,都被鲁迅拒绝.中大当局拉不来鲁迅,翻脸将接近过鲁迅的人都说成“鲁迅派”或“语丝派”,用尽手段孤立鲁迅.鲁迅看穿了反动派罗织罪名的伎俩,坚持继续留在广州从事创作和翻译,他说：“倘我一出中山大学即离广州,我想是要被排进去的.”来访的青年朋友恳切地劝他到别的地方去,鲁迅说：“他们不是造谣说我已逃走了,逃到汉口去了吗?现在到处都是乌鸦一般黑,我就不走,也不能走.倘一走,岂不正好给他们造谣?”他在白云楼内的灯光下编完《唐宋传奇集》,在题记中悼念被杀害的革命青年.

7月16日,鲁迅在许广平陪同下,到知用中学作《读书杂谈》讲演,他告诫中学生,必须“用自己的眼睛去读世间这一部活书”,“必须和社会接触,使所读的书活起来.”7月23日,在广州市教育局主办的夏期学术演讲会上,他作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演讲.他说到司马懿加罪对手的手法,掉转话锋,说譬如反对革命的军阀,在革命势力大起来时,挂起青天白日旗,还要做总理纪念周,真的“三民主义”信徒不去就要被说成反对“三民主义”模样,巧妙地抨击了反革命两面派. 9月27日,鲁迅和许广平登上“山东”号轮船,离开广州去上海.

在广州,鲁迅度过8个月零9天,他在复杂的环境中笔耕不辍,编辑了旧作《野草》、《朝花夕拾》,续译《小约翰》,创作了《故事新编》中的《铸剑》,编录《唐宋传奇集》等,写了计划中的《中国文学史》自古文字起源至汉司马迁的10篇.更写了一批杂文,辑成《而已集》,记录着他在广州期间的足迹和思想转变的过程,《而已集》的题辞,可以看作是他对自己在广州的这段经历史意义的小结： 这半年我又看见了许多血和许多泪, 然而我只有杂感而已. 泪揩了,血消了； 屠伯们逍遥复逍遥, 用钢刀的,用软刀的； 然而我只有“杂感”而已. 连“杂感”也被“放进了应该去的地方”时, 我于是只有“而已”而已!
鲁迅的幼时家庭背景

出生日期：1881年九月二十五日（农历八月初三）
出生地：生于浙江绍兴城内东昌坊口 鲁迅原名周树人,字豫才,小名樟寿,至三十八岁,始用鲁迅为笔名.

祖父周福清（1837一1904）,翰林院庶吉士,曾任江西金欲县知事,此时正在北京任内阁中书.

父亲周伯宜（1860一1896）,秀才,闲居在家.

母亲鲁瑞（1857一1943）思想颇为开通,出身于绍共近郊安桥头一户官宦人家,没念过书,但以自修得到能够看书的学力.

家庭：

在绍兴,周家算得上一门望族,做官经商且都不说,单是人丁的繁衍,就相当可观,所以到鲁迅出世的时候,周家已经分居三处,彼此照应,俨然是大户了.鲁迅的祖父周介孚,出身翰林,做过江西一个县的知县老爷,后来又到北京当上内阁中书,成为标准的京官.绍兴城并不大,像周介孚这样既是翰林,又做京官的人,自然能赢得一般市民的敬畏.周家门上那一?quot;钦点""翰林"的横匾,正明白无误地宣告了周家的特殊地位.鲁迅真是幸运,他的人生长途的起点,就设在这样一处似乎距乐园相当近便的地方.

这就使鲁迅获得了一系列穷家小户的孩子所无法享受的条件.家里四五十亩水田,就是周介率不从北京汇一文钱回来,日常生计总是绰绰有余,足以将贫困从他身边赶得 远远的.周家是讲究读书的,周介率甚至有过让儿孙一起考取翰林,在门上悬一?quot;祖 孙父子兄弟叔侄翰林"的匾额的雄心,那种书香人家的气氛,自然相当浓厚,鲁迅家中 有两只大书箱,从《十三经注疏》和《四史》,到《王阳明全集》和章学诚的《文史通义》,从《古文析义》和《唐诗叩弹集》,到科举专用的《经策统纂》,甚至《三国演 义》和《封神榜》那样的小说,都挤挤地堆在其中,不但自己家里有书,众多亲戚本家 中,不少人也藏书甚丰,而且不单是那些枯燥难懂的正经书,更有许多使小孩子非常喜 欢的好玩的书,从画着插图的《花镜》,到描写少男少女的《红楼梦》,几乎什么都有.

一次,一位亲戚甚至允许鲁迅到一间堆满杂书的小屋于里自由翻拣,他推开那房门的一 刹那间,脸上的表情会是多么惊喜!从六岁开始,鲁迅就开蒙读书,先是随本家亲戚学,后来又被送到绍兴城内最有名的一家三味书屋去读经书,《论语》、《孟子》……甚至连古旧难懂的训诂书《尔雅直音》,也在塾师的指导下读了一遍.自然,要他自己说, 一定不觉得这样读书有什么快乐,但是,一个小孩子初生人世,不愁吃穿,又受着书香门第的熏陶,有傅学的老师指点,能够日日读书,还能用压岁钱自己买喜欢的书来读,这实在是那个时代的小孩子能够享受的最好的条件了.

中国是个讲究父权的国家,独多那种粗暴专横,将子女认为私产的父母,你就是生在再富裕的家庭里,倘遇上这样的父母,你的童年仍然会被糟蹋得暗淡无光.鲁迅的运气如何呢?周介孚虽然脾气暴躁,有时候要打骂孩子,但在教鲁迅读书这件事上,却显 得相当开通.那时一般人家的孩子,开蒙总是直接就读四书五经,叫一个六岁的孩子天 天去念"学而时习之",他会多么痛苦?周介孚却不这样,他让鲁迅先读历史,从《鉴 略》开始,然后是《诗经》,再然后是《西游记》,都是选小孩子比较感兴趣的书.即使读唐诗,也是先选白居易那些比较浅直的诗,然后再读李自和杜甫,这就大大减轻了鲁迅开蒙的苦闷.祖母更是特别疼爱他,每每在夏天的夜晚,让鲁迅躺在大桂树下的小板桌上,摇着芭蕉扇,在习习的凉风中给他讲故事,什么猫是老虎的师父啦,什么许仙救白蛇啦,鲁迅直到晚年,还清楚地记得当时的兴味和惬意.鲁迅的父亲周伯宜,神态一本正经,却比祖父更为温和.他家教虽严,却从不打小孩子.鲁迅在《朝花夕拾》的那一篇《五猖会》中,记过他一件事,就是在小鲁迅那样快乐的时刻,偏偏逼他去背书.可实际上,周伯宜平时对儿子们的读书,监督得并不紧.在日常管教上,更常常很宽容. 有一次鲁迅和弟弟偷偷买回来一本《花经》,被周伯宜发现了,他们又害怕又绝望,因 为这是属于闲书,一般人家都不许小孩子看的："糟了,这下子肯定要没收了!"谁料周伯宜翻了几页,一声不响地还给了他们,使他们喜出望外,从此放心大胆地买闲书,再不用提心吊胆,像做贼似的.至于母亲鲁瑞,对他的挚爱就更不必说了,几个孩子当 中,她最喜欢的就是鲁迅.从人情来讲,父母总是爱子女的,可由于中国人祖传的陋习,这种父母之爱竟常常会演化成对幼小心灵的严酷的摧残.当然不能说鲁迅就没有遭过这 样的摧残,他后来会写《五猖会》,就说明内心也有深刻的伤痕.但总的来说,他还是相当幸运的,至少在童年,他经常都是沐浴在温和宽厚的长辈之爱中.



鲁迅的中文藏书
王稼句
鲁迅先生读些什么书,又买些什么书,向为读书人所关心,孙犁老人说,他当年就是根据鲁迅日记中的“书账”,去找读,去采买,以丰富自己的庋藏.我除了鲁迅的“书账”之外,经常读读的,是《鲁迅手迹和藏书目录》,这是北京鲁迅博物馆在1957年7月编印的内部资料,共三册,第一册是手迹目录,第二册是中文藏书目录,第三册是外文藏书目录.我读的,当然是第二册与第三册.第三册,不过是看看鲁迅在于美术方面的兴趣.日本印的画册非常精美,鲁迅是着意收罗的,如颇为著名的《世界美术全集》、《世界裸体美术全集》、《玩具丛书》、《乡土玩具集》等,但由于我不识日文,只能是揣摸着读读而已.于第二册的中文藏书目录,倒是认真去读的.这份目录分三个部分,即线装、平装、期刊.据编者统计,线装书有930种,7579册,又未订之散页490页；装书有797种,965册；期刊有218种.

我未将它与鲁迅日记中的“书账”对照过,但可以肯定地说,这是鲁迅中文藏书的大部.

在鲁迅的中文藏书中,线装古籍占了很大比例,经史子集的常见书,基本完备,其中尤以杂史、杂家、艺术、小说、总集为多,另外有80多部完整的丛书,有《汉魏丛书》、《儒学警悟》、《顾氏文房小说》、《说郛》、《津逮丛书》、《稗海》、《雅雨堂丛书》、《知不足斋丛书》、《十万卷楼丛书》、《仰视千七百二十九鹤斋丛书》、《观古堂汇刻书》、《双梅景丛书》、《涵芬楼秘笈》、《四部丛刊》、《纪录汇编》等杂丛类丛书60余部；有《石林遗著》、《少室山房笔丛》、《巾箱小品》、《张南山先生全集》、《观古堂所著书》等自著类丛书20余部；又有《绍兴先正遗书》、《台州丛书》等郡邑类丛书.从中可以看出,鲁迅的藏书以实用为目的,大都是当时流行的版本,没有什么宋版元椠.景宋女士在《北行观感》之四《藏书一瞥》里这样写道：“国学方面各种类书、丛书也占了一些地位,但似乎并没有什么难得的海内孤本,不知是原来没有呢?还是偶有一二亦不能保.或则因为鲁迅先生平时对于善本、珍本的购买力未必很多,而他的记忆强和图书馆的徘徊恐怕对于他更易借助.”然而在他感兴趣的方面,想要去研究的题目,版本则搜罗得较多,比如阮籍,他便有明刻本《阮嗣宗集》三种,另有张溥评本《阮步兵集》等；再如嵇康,鲁迅曾做过《嵇康集》的校点,藏有明人汪士贤校刊本《嵇中散集》两部,其中一部有鲁迅用石朱笔做的校勘,另外还有一部《四部丛刊初编》本的《嵇中散集》,上面有台静农过录的石朱笔校勘批注.

鲁迅于自藏线装书,十分爱惜,有的在第一册加盖一印外,一般没有其他藏书印记,鲁迅的用印有“鲁迅”、“会稽周氏”、“会稽周氏收藏”、“周氏”,一般也不作题跋眉批.凡有缺本的,他还补抄成全帙,如《罗氏群书》共有十册,其中缺了两册,鲁迅便手抄两册补全,并手抄全书目录一页,置于卷首.

至于平装本的中文书,鲁迅花钱买的不多,不少是出版社和著译者的赠送.当时与他有关系的,如北新书局、良友图书印刷公司等,都将一些新印的书赠送给他.著译者赠送的,包括像胡适、林语堂、顾颉刚、章衣萍等人,也都将自己的书题字签名送给鲁迅,如今浏览,确乎能略略感受到那时文坛气候的冷暖.

在那次应《京报副刊》征求“青年必读书”时,鲁迅说：“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其实“中国书”,特别是古典的“中国书”,鲁迅藏得最多,读得也是最多,这篇《青年必读书》,不过是他借题发挥的一篇杂感而已.



鲁迅曾拒绝诺贝尔奖提名

鲁迅是第一位受外国人关注并有可能获得诺贝尔获提名的中国作家.

1927年,来自诺贝尔故乡的探测学家斯文海定到我国考察时,在上海了解了鲁迅的文学成就以及他在中国文学上的巨大影响.这位爱好文学的瑞典人,与刘半农商量,准备推荐鲁迅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刘半农托鲁迅的好友台静农去信征询鲁迅的意见.鲁迅婉言谢绝了.他回信说：

静农兄弟：

九月十七日来信收到了,请你转告半农先生,我感谢他的好意,为我,为中国.但我很抱歉,我不愿意如此.

诺贝尔赏金,梁启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这钱,还欠努力.世界上比我好的作家何限,他们得不到.你看我译的那本《小约翰》,我哪里做得出来,然而这作者就没有得到.

或者我所便的,是我是中国人,靠着“中国”两个字罢,那么,与陈焕章在美国做《孔门理财学》而得博士无异了,自己也觉得可笑.

我觉得中国实在还没有可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人,瑞典最好不要理我们,谁也不给.倘因为黄色脸皮的人,格外优待从宽,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以为真可以与别国大作家比肩了,结果将很坏.

鲁迅写这封信的时间正是中国新文学经过风风火火的10年之后,其时中国文坛上出现了许多卓有成就的作家,当然包括鲁迅本人.但鲁迅是一个清醒的理性主义者,尽管新文学在最初十年取得了瞩目的成就,他仍能看出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差距,对中国新文学的实绩作出了客观的评价.

我们从鲁迅的这封信中,可以看出鲁迅对诺贝尔文学奖的态度：其一,鲁迅认为诺贝尔文学奖是高水平的奖项,在没有实力竞争的时候侥幸得到它,名实不符,不利于文学扎扎实实的发展,反而会掩盖自己的缺陷和不足.其二,鲁迅以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为标尺,意识到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之间的距离.强调这种距离,不是妄自菲薄,而是为了使中国文学能更好地向前发展.其三,鲁迅对诺贝尔文学奖保持一种平常心态.鲁迅看到世界优秀作家极多,而诺贝尔文学奖不可能把每位作家纳入自己的体系之中.僧多粥少,不必为此计较.

我想,鲁迅先生60多年前对诺贝尔文学奖的态度,也是我们应该持有的态度.

鉴于过去我们对鲁迅与诺贝尔文学奖的关系有些误解,我们想在此多说几句.

一个典型的观点曾经影响了一部分人,他们认为鲁迅获得了提名,但遭鲁迅拒绝,因为他不愿为当时的国民党反动派政府增添光彩.这种将事件政治化的解释,虽然具有激进色彩,拔高了鲁迅,但与实际情况不相符.

首先,了解诺贝尔文学奖操作程序就会知道,提名和获奖两者之间不能划等号,从提名到获奖有许多路要走,有的由提名到获奖中间长达二十余年,有的作家每年都获得提名,但终其一生亦未能获得评委的垂青.很少有一次获得提名便获得通过的.

其次,我们来一个假设,如果1927年鲁迅先生没有拒绝提名的话,能否在这一年摘取桂冠呢?可以看看1927年的评奖经历.这一年,评奖竞争非常激烈,进入候选人名单被淘汰的作家,竟有36人之多,这其中还包括托马斯·曼和高尔基这样屡获提名的享有世界声誉的作家；同时,法国一批有影响的学者推荐了20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柏格森.这种推荐的号召力是不言自明的.如果把鲁迅和这些作家相比,他创作的数量或许还略嫌轻了些.

鲁迅本来不是共产党徒，也不是同路人，而且最初颇为反对当时的左倾分子，因此与创造社的一班人龃龉。他原是一个典型的旧式公务员，在北洋军阀政府中的教育部当一名佥事，在北洋军阀政府多次人事递换的潮流中没有被淘汰，一来因为职位低，二来因为从不强出头，顶多是写一点小说资料的文章，或从日文间接翻译一点欧洲作品。参加新青年杂志写一点杂感或短篇小说之后，才渐为人所注意，终于卷入当时北京学界的风潮，而被章行严排斥出教...

全部展开

鲁迅本来不是共产党徒，也不是同路人，而且最初颇为反对当时的左倾分子，因此与创造社的一班人龃龉。他原是一个典型的旧式公务员，在北洋军阀政府中的教育部当一名佥事，在北洋军阀政府多次人事递换的潮流中没有被淘汰，一来因为职位低，二来因为从不强出头，顶多是写一点小说资料的文章，或从日文间接翻译一点欧洲作品。参加新青年杂志写一点杂感或短篇小说之后，才渐为人所注意，终于卷入当时北京学界的风潮，而被章行严排斥出教育部。此后即厕身于学界，在北京，在厦门，在广州，所至与人冲突，没有一个地方能使他久于其位，最后停留在上海，鬻文为生，以至于死。
鲁迅一生坎坷，到处“碰壁”，所以很自然的有一股怨恨之气，横亘胸中，一吐为快。怨恨的对象是谁呢？礼教，制度，传统，政府，全成了他泄忿的对象。他是绍兴人，也许先天的有一点“刀笔吏”的素质，为文极尖酸刻薄之能事，他的国文的根底在当时一般白话文学作家里当然是出类拔萃的，所以他的作品（尤其是所谓杂感）在当时的确是难能可贵。他的文字，简练而刻毒，作为零星的讽刺来看，是有其价值的。他的主要作品，即是他的一本又一本的杂感集。但是要作为一个文学家，单有一腹牢骚，一腔怨气是不够的，他必须要有一套积极的思想，对人对事都要有一套积极的看法，纵然不必即构成什么体系，至少也要有一个正面的主张。鲁迅不足以语此。他有的只是一个消极的态度，勉强归纳起来，即是一个“不满于现状”的态度。这个态度并不算错。北洋军阀执政若干年，谁又能对现状满意？问题是在，光是不满意又当如何？我们的国家民族，政治文化，真是百孔千疮，怎么办呢？慢慢的寻求一点一滴的改良，不失为一个办法。鲁迅如果不赞成这个办法，也可以，如果以为这办法是消极的妥协的没出息的，也可以，但是你总得提出一个办法，不能单是谩骂，谩骂腐败的对象，谩骂别人的改良的主张，谩骂一切，而自己不提出正面的主张。而鲁迅的最严重的短处，即在于是。我曾经写过一篇文字，逼他摊牌，那篇文章的标题即是“不满于现状”。我记得我说：“你骂倒一切人，你反对一切主张，你把一切主义都褒贬的一文不值，你到底打算怎样呢？请你说出你的正面主张。”我这一逼，大概是搔着他的痒处了。他的回答很妙，首先是袭用他的老战术，先节外生枝的奚落我一番，说我的文字不通，“褒”是“褒”，“贬” 是“贬”，如果不作为贬用，贬字之上就不能加褒，（鲁迅大概是忘记了红楼梦里即曾把“褒贬”二字连用，作吹毛求疵解，北方土语至今仍是如此。）随后他声明，有一种主义他并没有骂过。我再追问他，那一种主义是什么主义？是不是共产主义？他不回答了。
不要以为鲁迅自始即是处心积虑的为共产党铺路。那不是事实，他和共产党本来没有关系，他是走投无路，最后逼上梁山。他从不批评共产主义，这也是不假的，他敞开着这样一个后门。所以后来共产党要利用他来领导左翼作家同盟时，一拍即合。事实上，鲁迅对于左倾分子的批评是很严厉的，等到后来得到共产党的青睐而成为左翼领导人的时候，才停止对他们的攻击。大约就在这个时候，他以生硬粗陋的笔调来翻译俄国共产党的“文艺政策”。这一本“文艺政策”的翻译，在鲁迅是一件重要事情，这很明显的表明他是倾向于共产党了。可是我至今还有一点疑心，这一本书是否鲁迅的亲笔翻译，因为实在译得太坏，鲁迅似不至此，很可能的这是共产党的文件硬要他具名而他又无法推卸。这一文件的寿命并不长，因为不久俄国的文艺界遭受大整肃，像卢那卡尔斯基，普列汉诺夫，玛耶卡夫斯基，全都遭受了最悲惨的命运，上海的“普罗文艺运动”亦即奉命偃旗息鼓，所谓“左翼作家同盟” 亦即奉命匿迹销声，这一段戏剧式的转变之经过详见于伊斯特曼所著之“穿制服的艺术家”一书。经过这一段期间，鲁迅便深入共产党的阵营了。
在这个时候，我国东北发生了中东路抗俄事件。东北的军阀割据，当然是谁也不赞成的。可是当我们中国的官兵和苏俄帝国主义发生了冲突，而且我们的伤亡惨重，国人是不能不表关切的。这对于中国共产党及其同情者是一个考验。我很惊奇的在上海的马路旁电线干及各处的墙壁上发现了他们的标语“反对进攻苏联！”我很天真的提出了询问：是中国人进攻苏联，还是苏联侵入了中国？鲁迅及其一伙的回答是：中国军阀受帝国主义的唆使而进攻苏联。经过这一考验，鲁迅的立场是很明显的了。
鲁迅没有文艺理论，首先是以一团怨气为内容，继而是奉行苏俄的文艺政策，终乃完全听从苏俄及共产党的操纵。
鲁迅死前不久，写过一篇短文，题目好象就是“死”，他似乎感觉到不久于人世了，他在文里有一句话奉劝青年们，“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们也不必以人废言，这句话便是：“切莫作空头文学家。”何谓空头文学家？他的意思是说，文学家要有文学作品，不是空嚷嚷的事。这句话说的很对。随便写过一点东西，便自以为跻身文坛，以文学家自居，这样的人实在太多了，怪不得鲁迅要讽刺他们。可是话说回来，鲁迅也讽刺了他自己。鲁迅死后，马上有人替他印全集，因为他们原是有组织的、有人、有钱、有机构，一切方便。猩红的封面的全集出版了，有多少册我记不得了，大概有十几册到二十册的光景。这不能算是空头文学家了。然而呢，按其内容则所有的翻译小说之类一齐包括在内，打破了古今中外的通例。鲁迅生前是否有此主张，我当然不知道，不过把成本大套的翻译作品也列入全集，除了显着伟大之外，实在没有任何意义。幸亏鲁迅翻译了戈果里的“死魂灵”而未及其他，否则戈果里的全集势必也要附设在鲁迅全集里面了。
鲁迅的作品，我已说过，比较精彩的是他的杂感。但是其中有多少篇能成为具有永久价值的讽刺文学，也还是有问题的。所谓讽刺的文学，也要具备一些条件。第一、用意要深刻，文笔要老辣，在这一点上鲁迅是好的。第二、宅心要忠厚，作者虽然尽可愤世嫉俗，但是在心坎里还是一股爱，而不是恨，目的不是在逞一时之快，不在“灭此朝食”似的要打倒别人。在这一点上我很怀疑鲁迅是否有此胸襟。第三、讽刺的对象最好是一般的现象，或共同的缺点，至少不是个人的攻讦，这样才能维持一种客观的态度，而不流为泼妇骂街。鲁迅的杂感里，个人攻讦的成分太多，将来时移势转，人被潮流淘尽，这些杂感还有多少价值，颇是问题。第四、讽刺文虽然没有固定体裁，也要讲究章法，像其他的文章一样，有适当的长度，有起有讫，成为一整体。鲁迅的杂感多属断片性质，似乎是兴到即写，不拘章法，可充报纸杂志的篇幅，未必即能成为良好的文学作品。以上所讲也许是过分的苛责，因为鲁迅自己并未声明他的杂感必是传世之作，不过崇拜鲁迅者颇有人在，似乎不可不提醒他们。
在小说方面，鲁迅只写过若干篇短篇小说，没有长篇的作品，他的顶出名的 “阿Q正传”，也算是短篇的。据我看，他的短篇小说最好的是“阿Q正传”，其余的在结构上都不像是短篇小说，好像是一些断片的零星速写，有几篇在文字上和情操上是优美的。单就一部作品而论，“阿Q正传”是很有价值的，写辛亥前后的绍兴地方的一个典型的愚民，在心理的描绘上是很深刻而细腻。但是若说这篇小说是以我们中国的民族性为对象，若说阿Q即是典型的中国人的代表人物，我以为那是夸大其辞，鲁迅自己也未必有此用意。阿Q这个人物，有其时代性，有其地方性。一部作品，在艺术上成功，并不等于是说这个作家即能成为伟大作家。一个伟大作家的作品，必须要有其严肃性，必须要有适当的分量，像“阿Q正传”这样的作品似乎尚嫌不够把它的作者造成一个伟大作家。有一次肖伯纳来到上海，上海的所谓作家们便拥出我们的“伟大作家”鲁迅翁来和他会晤，还照了一张像在杂志上刊出来，一边站着的是一个身材高大须发银白的肖伯纳，一边站着的是身材弱小头发蓬 □的鲁迅，两相对照，实在不称，身量不称作品的数量分量也不称。
在文学的研究方面，鲁迅的唯一值得称道的是他的那本“中国小说使略”，在中国的小说方面他是下过一点研究的功夫的，这一本书恐怕至今还不失为在这方面的好书。我以为，至少这一本书应该提前解禁，准其流通。此外，我看不出他有什么别的贡献。有人说，他译过不少欧洲弱小民族的文学作品。我的知识太有限，我尚不敢批评那些所谓“弱小民族”的文学究竟如何。不过我想，鲁迅的翻译是从日文转译的，因此对于各民族的文学未必有适当的了解，并且鲁迅之翻译此类文学其动机可能是出于同情，对被压迫民族的同情，至于其本身的文学价值，他未必十分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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