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一位历史人物评价 800字以上的

中国近代史一位历史人物评价 800字以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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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一位历史人物评价 800字以上的
严复（1853——1921）,原名宗光,字又陵,后改名复,字几道,福建侯官人.少年时期,严复考入了家乡的船政学堂,接受了广泛的自然科学的教育.1877年到1879年,严复等被公派到英国留学,先入普茨毛斯大学,后转到格林威治海军学院.留学期间,严复对英国的社会政治发生兴趣,涉猎了大量资产阶级政治学术理论,并且尤为赞赏达尔文的进化论观点.回国后,严复从海军界转入思想界,积极倡导西学的启蒙教育,完成了著名的《天演论》的翻译工作.他的译著既区别与赫胥黎的原著,又不同于斯宾塞的普遍进化观.在《天演论》中,严复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理论阐发其救亡图存的观点,提倡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自强自立、号召救亡图存.译文简练,首倡“信、达、雅”的译文标准.主办《国闻报》.“与天交胜”在当时的知识界广为流传.他的著名译著还有亚当·斯密的《原富》、斯宾塞的《群学肄》、孟德斯鸠的《法意》等,他第一次把西方的古典经济学、政治学理论以及自然科学和哲学理论较为系统地引入中国,启蒙与教育了一代国人.辛亥革命后,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1912年严复受袁世凯命担任北大校长之职,这也说明严复在思想界和学术界的令人信服的显赫地位.此时严复的中西文化比较观走向成熟,开始进入自身反省阶段,趋向对传统文化的复归.他担忧中国丧失本民族的“国种特性”会“如鱼之离水而处空,如蹩跛者之挟拐以行,如短于精神者之恃鸦片为发越,此谓之失其本性,”而“失其本性未能有久存者也.”出于这样一种对中华民族前途与命运的更深一层的忧虑,严复曾经试图将北京大学的文科与经学合而为一,完全用来治旧学,“用以保持吾国四、五千载圣圣相传之纲纪彝伦道德文章于不坠.”
　　一、生平活动
　　严复出生在一个医生家庭里,1866年考入福州船厂附设的船政学堂,学习英文及近代自然科学知识,五年后以优等成绩毕业.1877年被派往英国学习海军.留英期间,广泛地接触了资本主义社会及一些资产阶级思想家的著作,深受进化论思想的影响.1879年毕业回国,到福州船厂船政学任教习,次年调任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教务长）,后升为总办（校长）.严复还曾担任过京师大学堂译局总办、上海复旦公学校长、安庆高等师范学堂校长,清朝学部名辞馆总编辑等职.1921年10月27日去世,终年68岁.著作有《严几道诗文钞》等.著译编为《候官严氏丛刑》、《严译名著丛刊》.
　　二、教育思想
　　在复法运动中,严复是一个反对顽固保守、力主复法的维新派思想家.他不仅著文阐述维新的必要性、重要性、迫切性,而且翻译了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天演论》,以“物竟天择、适者生存”作为救亡图存的理论依据,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戊戌变法后,他致力于翻译西方资产阶级哲学社会学说及自然科学著作,是一个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严复信奉达尔文进化论和斯宾塞的庸俗进化化.这是他政治思想的理论基础,也是他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严复在《原强》中提出,一个国家的强弱存亡决定于三个基本条件：“一曰血气体力之强,二曰聪明智慧之强,三曰德性义仁之强.”他幻想通过资产阶级的体、智、德三方面教育增强国威.“是以今日要政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所谓鼓民力,就是全国人民要有健康的体魄,要禁绝鸦片和禁止缠足恶习；所谓开民智,主要是以西学代替科举；所谓新民德,主要是废除专制统治,实行君主立宪,倡导“尊民”.严复要求维新变法,却又主张“惟不可期之以聚.”“除而不骤”的具体办法就是要通过教育来实现,即在当时的中国,要实行君主立宪,必须开民智之后才能实行,总之,“教育救国论”是严复的一个突出思想特点.
　　严复疾呼必须实行变法,否则必然亡国.而变法最当先的是废除八股.严复历数八股的危害：夫八股非自能害国也,害在使天下无人才,其使天下无人才奈何?曰有大害三：“其一曰锢智慧”、“其二曰坏心术”、“其三曰滋游手”.严复主张多办学校,他曾论述西洋各国重视教育,对“民不读书,罪其父母”的强行义务教育表示赞赏.因为中国民之愚智悬殊,自然不能胜过人家.基于这种思想,严复对办学校是积极的.他除亲自总理北洋水师学堂长达二十年外,还帮助别人办过学校,如天津俄文馆、北京通艺学堂等.严复要求建立完整的学校系统来普及教育,以“开民智”.他根据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提出中国的学校教育应分三段的计划,即小学堂、中学堂和大学堂.小学堂吸收16岁以前的儿童入学；中学堂吸收16岁至21岁文理通顺、有小学基础的青年入学；大学堂学习三、四年,然后升入专门学堂进行分科的专业学习 .同时,还要把学习好的聪明之士送出国留学,以造就学有专长的人才.
　　此外,严复还很重视妇女教育.他对当时上海径正女学的创办大为赞赏.认为这是中国妇女摆脱封建礼教束缚的开始,也是中国妇女自强的开始.他从救亡图存的目的出发,认为妇女自强“为国致至深之根本”.他还主张妇女应和男子一样,在女学堂里既要读书,又要参加社会活动,如果不参加社会活动,创办的女学堂就和封建私塾没什么区别,因而也就无意义了.显然,他是将妇女置于整个社会变革,特别是妇女自身解放的前提下来考虑的,故十分强调参加社会活动对女学堂学生的重要意义,这也是他在妇女教育方面高出一般人之处.
　　严复提倡西学,反对泮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点.他曾多次将中学与西学作比较：“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言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其于为学也,中国夸多识,而西人恃人力.总之,西学“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他还指出“中国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胜古.”“古之必敝.”所以他认为就是尧、舜、孔子生在今天的话,也要向西方学习的.要救中国必须学西学和西洋“格致”：“益非西学,洋文无以为耳目,而舍格之事,则仅得其皮毛.”他认为“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两立,合之则两止”.他认为应做到“体用一致”,“本来一致”要从政治制度上进行改革,提出“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和”的资产阶段教育方针.
　　他从“体用一致”的观点出发,具体规定了所设想的学校体系中各阶段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他认为在小学阶段,教育目的是使儿童能“为条达妥适之文”,“而于经义史事亦粗通晓,”因则“旧学功课,十当其九”,并以明白易懂的文字翻译西学中“最浅最实之普学”为辅助读物.在教学方法上,多采用讲解,减少记诵功夫.中学阶段应以“西学为重点”,“洋文功课居十分之七,中文功课居十分之三”,并且规定“一切皆用洋文授课”.在高等学堂阶段,主要学“西学”,至于“中文”,则是“有考校,无功课；有书籍,无讲席,听学者以余力自治力.”他认为对于青少年,应引导他们分析,学些专深的知识,如此,让他们有所收益,触类旁通、左右逢源.
　　科学方法问题是严复西学观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他曾翻译《穆勒名学》（形式逻辑）,并积极进行对“名学”的宣传介绍.他认为归纳和演绎是建立科学的两种重要手段.我国几千年来,“演绎”甚多,“归纳”绝少,这也是中国“学术之所以多诬,而国计民生之所以病也”的一个原因.严复更重视归纳法,主张要“亲为观察调查”,反对“所求而多论者,皆在文字楮素（纸墨）之间而不知求诸事实”.他曾用赫胥黎的话说：“读书得智,是第二手事.唯能以宇宙为我简编,各物为我文字者,斯真学耳”.
　　严复翻译了《天演论》、《原富》、《群学肄言》、《群己权界论》、《社会通诠》、《穆勒名学》、《名学浅说》、《法意》、《美术通诠》等西洋学术名著,成为近代中国开启民智的一代宗师.离开北洋水师学堂后,严复先后出任安徽高等学堂监督、复旦公学和北京大学等校校长,以教育救国为任.辛亥革命后,他一度党附袁世凯,卷入洪宪帝制,为世人诟病.基于对国情民性的独特把握,严复终身反对革命共和,时持犯众之论,既不获解於当时,更致聚讼于后世.虽然如此,其立身行且秉持特立独行的操守,学术政见有其一以贯之的原则,在翻译学上更是为一时之先,其风格思想影响了后期一大批著名翻译家.其众多译著更是留给后世的宝贵遗产.他的功过是非与成败得失,值得后世用心研究总结.虽然研究严复的论着已为数不少,但相对于他在近代中国思想史上的显赫地位而言,还远远不够,尚待学界进一步挖掘材料、变换视角、革新思维,做出更为全面公正的评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