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和传统文化和传统.

中华文化和传统文化和传统.
中华文化和传统
文化和传统.

中华文化和传统文化和传统.
经过了一个多世纪的代价巨大的社会实验,中国人终于懂得了一个真理：未来的陷阱原来不是过去,倒是对过去的不屑一顾.就是说,为了走向未来,需要的不是同过去的一切彻底绝裂,甚至将过去彻底砸烂；而应该妥善地利用过去,在过去这块既定的地基上构筑未来大厦.如果眼高于顶,只愿在白纸上描绘未来,那么,所走向的绝不会是真正的未来,而只能是过去的某些最糟糕的角落.
　　这里所要讨论的“过去”,当然不是纯时间的范畴.在社会、文化的意义上,过去主要指的是传统,即那个在已往的历史中形成的、铸造了过去、诞生了现在、孕育着未来的民族精神及其表现.
　　一个民族的传统无疑与其文化密不可分.离开了文化,无从寻觅和捉摸什么传统；没有了传统,也不成其为民族的文化.于是在许多著作中、文章中、报告中乃至政策性的文件中,常常看到“文化传统”、“传统文化”的字样.惹人麻烦的是,这些概念,往往交叉使用,内容含糊；特别是当着那些著作等等向读者提出任务,要大家来批判、继承、发扬或弘扬传统的时候,更有无所适从、无可施技之感.因为,至少从字面上看来,文化传统与传统文化并不一样；如果进而追究内容,则差别之大,几乎可以跟蜜蜂和蜂蜜的差别媲美.
　　传统文化
　　传统文化的全称大概是传统的文化（Traditional culture）,落脚在文化,对应于当代文化和外来文化而谓.其内容当为历代存在过的种种物质的、制度的和精神的文化实体和文化意识.例如说民族服饰、生活习俗、古典诗文、忠孝观念之类；也就是通常所谓的文化遗产.
　　传统文化产生于过去,带有过去时代的烙印；传统文化创成于本民族祖先,带有自己民族的色彩.文化的时代性和民族性,在传统文化身上表现得最为鲜明.
　　各传统文化在其各自发生的当时,本系应运而生的,因而在历史上都起过积极作用.及至事过境迁,它们或者与时俱进,演化出新的内容与形式；或者抱残守阙,固化为明日的黄花和垢土.也有的播迁他邦,重振雄风,礼失而之野；也有的生不逢辰,昙花一现,未老而先夭.但是,不管怎样,不管它们内容的深浅,作用的大小,时间的久暂,空间的广狭,只要它们存在过,它们便都是传统文化.
　　凡是存在过的,都曾经是合理的；分别在于理之正逆.凡是存在过的,都有其影响；问题在于影响的大小.因此,对后人来说,就有一个对传统文化进行分析批判的任务,以明辨其时代风貌,以确认其历史地位,以受拒其余风遗响.在我国,所谓的发掘抢救、整理清厘、批判继承、古为今用等等那一套办法和方针,都是针对传统文化而言的；所有的吃人的礼教、东方的智慧等等一大摞贬褒不一的议论,也多是围绕着传统文化而发.对此大家耳熟能详,无待赘述.现在需要仔细讨论的是文化传统.
　　文化传统
　　文化传统的全称大概是文化的传统（Cultural tradition）,落脚在传统. 文化传统与传统文化不同,它不具有形的实体,不可抚摩,仿佛无所在；但它却无所不在,既在一切传统文化之中,也在一切现实文化之中,而且还在你我的灵魂之中.如愿套用一下古老的说法,可以说,文化传统是形而上的道,传统文化是形而下的器；道在器中,器不离道.
　　文化传统是不死的民族魂.它产生于民族的历代生活,成长于民族的重复实践,形成为民族的集体意识和集体无意识.简单说来,文化传统就是民族精神.
　　一个民族有一个民族的共同生活、共同语言,从而也就有它们共同的意识和无意识,或者叫共同心理状态.民族的每个成员,正是在这种共同生活中诞生、成长,通过这种语言来认识世界、体验生活、形成意识、表达愿望的.因而,生活对于他们就是一片园地,语言对于他们便是一种工具,大凡在这种生活里不存在的现象和愿望,由这种生活导不出的方式和方法,为这种语言未曾表达过的意念,用这种语言无法道出来的思想,自不会形成为这一民族的共同心理；纵或民族的某个或某些成员有时会酿出某些独特的心理,也往往由于禁忌、孤立等社会力量的威慑,不是迅速销声匿迹,便是陷于孤芳自赏,而很难挤进民族的共同圈子里去；除非有了变化着的共同生活作后盾.唯有那些为这一民族生活所孕育、所熟悉、所崇尚的心理,始能时刻得到鼓励和提倡,包括社会的推崇和个人的响往,而互相激荡,其道大行,成为巨大的精神财富和物质力量.这样,日积月累,暑往寒来,文化传统于是乎形成.
　　所以,一般说来,文化传统是一种惰性力量.它范围着人们的思维方法,支配着人们的行为习俗,控制着人们的情感抒发,左右着人们的审美趣味,规定着人们的价值取向,悬置着人们的终极关怀（灵魂归宿）.个人的意志自由,在这里没有多少绝对意义,正象肉体超不出皮肤一样,个人意志超不出文化传统之外.但也正因如此,文化传统便成了一种无声的指令,凝聚的力量,集团的象征.没有文化传统,我们很难想象一个民族能够如何得存在,一个社会能够如何不涣散,一个国家能够如何不崩解.
　　当然这并非说文化传统是不变的.因为时间在前进,生活在交替,经验在累积,知识在更新,传统中某些成份会变得无所可用而逐渐淡化以至衰亡；生活中某些新的因素会慢慢积淀、并经过筛选整合而成为传统的新成份.但是必须注意,文化传统的变化无论如何总是缓慢的、渐进的,不会发生一蹴而就的奇迹；虽在社会急剧变幻的革命时期也是如此.
　　当然这也并非说文化传统不会接受外部世界的影响,以变化自己的内容.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只要存在,便可能有接触；只要有接触,便有交流；只要有交流,便有变化.但是,从接触到交流到变化,中间有着一系列复杂的过程.大体说来,两种不同文化（带着自己的文化传统）由于婚媾、交通、贸易、扩张、侵略等原因而接触而互播时,起先往往互相惊奇,彼此观望；尔后则互相攻讦,彼此拒斥；最后乃互相学习,彼此交流.而学习所取、交流所得,仍待经过自己文化传统这个“有机体”的咀嚼、消化和吸收,或者叫做整合,才会加入为传统的一个新成份,带来传统的变化.这时候,反观其与原型的同异,虽未必面目全非,常难免橘枳之感.这是历史和现实所已反复证明了并仍在证明着的.
　　不同的民族拥有不同的文化传统,其不同程度视生活的差异程度和发展阶段而定.不同文化传统之间可以进行比较,但很难作出绝对的价值判断；因为每个传统对于自己民族来说,都是自如的,因而也是合适的；不同民族之间,并无一个绝对标准,所谓的人类标准.形形色色的民族主义者将自己的传统吹嘘为人类的,强迫或诱使别人接受,是没有根据的,也难以奏效；除去证明他自己的无知或狂妄.民族内部某些成员鼓动大家效法外族传统,民族领袖规定人民遵循外族传统,都只能停留在宣传上或法令上,而难以深入人心；除非生活已经变化得有了接受的土壤.
　　就一个民族自己的文化传统来说,当然可以自我评价,一分为三,剖分出哪些成份为优,哪些成份为劣,哪些不优不劣.但这种剖分只有相对的意义,而且要借助于时代推出的新生活和新认识,以作为标准；否则,将是不可能的.因为对于自己的时代来说,既然形成而为传统,就有它的必要性.“一切现实的,都是合理的.”（黑格尔）
　　历史上有所谓文化危机、精神危机、信仰危机时代,那是说文化传统发生了问题.究其原因,或由于强烈的政治震撼,或由于深刻的社会变革,或由于风靡的文化干扰.其来源,主要来自共同体的内部；外部的刺激有时也起很大作用.危机的消除,有待于传统的重振和重组,任何武力的、政法的、经济的、宗教的强制措施最终都是无效的.而所谓重振和重组,绝不是全面复旧,无视政治、社会、文化上的新局面；也不是作茧自缚,排拒一切驰入舶来的新东西.这时需要的是冷静分析,分析传统中哪些成份变得无理了,现实中哪些因素是合理的.抛弃不合理的,传统方不致一足落网而全身受缚；接受合理的,传统始得与现实相安于无事.这叫做
　　“一切合理的,都应该成为现实的.”（恩格斯）
　　是否有不受时代生活的局限、不被民族性格所约束的成份,存在于某个或某些文化传统之中呢?就是说,在文化传统中,有无超越历史超越民族的成份,非时代性非民族性的成份,或人类性的成份呢?应该承认,这种成份是有的.因为作为动物的人类,彼此是相同的；作为人性的人类,存在和发展的样式也大体相似.因而,不同的人群在各自圈子里形成的传统,必然要有相同和相似的成份.这些成份,或适用于全人类,或适用于全历史,而成为民族传统中的超民族超历史者.这是不难理解的.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超越的成份,正以其超越,而失去了个性,不能成为民族性格的标志、时代精神的象征.真正代表各民族文化传统的,恰恰是那些专属于该民族、使其得以同它民族区别开来的那些基本成份；真正代表时代面貌的,恰恰是那些为该时代所专有、使其得以同它时代区别开来的那些特殊成份.超越成份的存在,是不同民族能以相互理解的根据,不同时代得以前后传承的基因.但民族之间要想真正理解,必须去理解那些不易理解、为各民族精神所独具的基本成份.所谓民族文化交流,所谓民族互相学习,都是就这些成份而言.时代之间如需加以比较,如需相互区别,也是要抓住各自的特殊成份方有可能.
　　体与用
　　文化改革上有所谓体与用问题,曾经争个不亦乐乎.照我理解,所谓体,应该就是文化传统,就是某一民族之所以成其为某一民族的那些品格、精神；而所谓用,则是这个体的功能、作用、外在表现,就是某一民族之用以现其为某一民族的那些传统文化.当年严复强调的牛体不能有马用,在这个意义上,是对的.
　　但是如果由此得出结论,认为必先自己变幻为马体,然后始得用马之用,倒也又不尽然.因为用固赖体而现,无此体则无此用；但用既为外在表现,或既已表现在外,则人人得而见之,人人亦可得而法之,所谓“拿来”者是.牛固不能“有”马之用,牛却可以“用”马之用.这在今天已是不争的事实.从哲理上说,有,和是、存在同义,乃本体上的事；用,停在现象界.移花接木,甚至掐下花来插在头上,总是能办得到的.
　　但是如果由此又得出结论,认为一切拿来之用,都将如原封未动般地发挥其效用,却也又不尽然.因为,马用在这里终究是安在牛体上,牛体本身受用不受用,一来取决于用之为物,看它在原体上属于哪个层面：物质层面的,移用较易；制度层面的,移用较难,因为它要受体作相应的变化；精神层面的,移用更难,因为这往往触动受体的深层.二来取决于体之为物,要看此受体的开放性与承受力,以及它自身的发展阶段,它与授体的差异程度.
　　千言万语说到底,体是根本的决定力量,体是民族的魂.拿近代历史看,在日本,只能是和魂汉才或和魂洋才；在中国,只能是中体西用,把外来的东西中国化.和魂和中体,各自的发展阶段不一,开放性上亦有差异,故影响着接受新事物的速度和深度；但必得以自己的体为体,一切外来之用方能有所安顿,这一点上,彼此又是共同的.否则,再美的用,也只是出墙的红杏,可嗅而不可及,海上的楼市,可望而不可登也.
　　人们有埋怨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如何如何封闭保守加落后的,也有吹嘘它怎样怎样悠久辉煌加美妙的.不管怎样说,埋怨它,也只好面对现实,无法另换一个体,至少因为这是民族的共同体.某一个人也许能做到脱胎换骨、洗心革面,跳出三界外,彻底绝裂于传统；整个民族却无法做到.吹嘘它,也无力阻止它与时俱进,随世界浪涛激荡,抛弃需要抛弃的东西,吸纳应当吸纳的东西.由于无法另换一个体,所以西体中用说是不着边际的.由于体在与时俱进,所以中西互为体用说是没有意义的.
　　值得讨论的倒是用对体的反作用,特别是拿来之用对拿者之体的反作用,比如说,西用对中体的反作用.鲁迅当年强调开放时曾奚落保守份子道：人吃了牛肉,绝不会因之变为牛.他忘了补充一句：人常“用”牛肉,身“体”的确会壮实起来.西用之与中体,亦可作如是观；一切有益之用,对于受体,都应作如是观.谁都知道,飞机、电讯的引用,不仅方便了交往,而且也加快了生活节奏,开拓了眼界耳疆,改变了时空观念,冲垮了坞屏壁障.这些,已足以激起长期逗留在自然经济条件下所形成的文化传统的不安,而不得不作因应变化；更不用说那些制度性的、观念性的拿来之物所施加于体要求于体的变化了.
　　但是,反作用也只不过是反作用；第一性的决定作用者仍在体本身.这一点,前面已经反复说到了.
　　两个传统?
　　民族有上层人士与下层平民之别,社会有剥削阶级与劳动群众之分,国家有统治集团与人民大众之殊,于是,研究者们不免要琢磨：文化是否也有两套传统?
　　列宁有过两种民族文化的说法,说每个民族都有一些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文化成份,而占统治地位的则总是资产阶级文化.这是就文化而言的.就传统而言的,则有所谓大传统与小传统,或精英传统与民间传统的说法.
　　如果依此类推,还可以举出雅文化俗文化,政统道统,上帝的事凯撒的事等等提法.
　　所有这些分别确然是存在的.不注意它们将无从分析一个民族的纷繁复杂的文化面貌,无法理清民族文化的绵延演进的历史过程,也无力规划未来文化的灿烂前景.这大概应无争议.但所有这些分别都还不是我们这里所讨论的文化传统.
　　文化传统是全民族的,是民族之所以为该民族的气质、品格、精神、灵魂.它的成份可能很复杂,有土生土长的,有外部潜入的,有尘封蛛网的,有崭新?亮的；但它并不因此而支离破碎,七拼八凑.因为它是整全,它能整合,各种成份经过整合而彼此相安,彼此相需,形成一个完整而和谐的统一体,一个独具特色的个性.
　　其土生土长的成份,就其显现而为文化看,在文明社会即存在着劳心劳力、统治被统治的社会里,常呈现出雅俗之分；并进而在衍化上各自承续,出现所谓的大小传统之别.但必须指出,这里所说的只是文化,只是传统文化；而不是传统,不是文化传统.就是说,这些分别只是民族精神在不同阶层的不同表现,还不是其所以表现的那个民族精神.在民族精神方面,二者是共同的,一源的.这一点,从雅俗文化之间、大小传统之间川流不息的交换、渗透,乃至有意识地进行的采风观俗、化民成俗之类的行动之所以必须和能以成功的事实,足可以得到证明.
　　其外部潜入的成份,本是经过筛选了的；否则将潜而不能入,入而不能居.用以选择的大筛,便是本民族固有的文化传统,包括它的价值取向和时代感、开放性.合则留,不合则拒,是这里的铁则；象一切有机体对待外物的原则一样.既已选入或接纳以后,这些成份虽不免仍带有“客家”的风采,但已然是新的大家庭的一员,便不可能独立寒秋,自成一系,与居停主分庭抗礼,形成独自的传统；而只会是入乡随俗,舍己从人,化为受体的有机部分.就是说,从这个角度来考察,两个传统的事,也是不会发生的.
　　有人喜欢说五四以后的中国形成了一种新传统：反传统的传统.此说在此至少有这样两点需从理论上讨论的内容：五四后的中国文化有两个传统,以及,这个新传统是从外部传入的.
　　大家知道,五四时代有许许多多西洋新说蜂涌而来,其中不少说法和做法曾被广泛宣传,乃至付诸试验；宣传者试验者无疑曾是爱国的、赤诚的,很多还是具有献身精神的.但是真正被中国文化接受的,为人民大众信服的,却为数了了.个中原因,可以举出许多,而文化传统的筛选,或许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外好多学者分析过马克思主义能在中国安家的根据,也有人探讨过五四所以采取全面反传统手法的原因,结论都认为,其根据和原因,仍在中国的文化传统身上,是中国传统的思维方法、行为规范、价值观念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有相通相容之处,是中国有把政和道、真和善捆在一起的传统,因而才有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才有五四的全面
　　反传统.这也就是说,五四引入的新说,都还不过是一些“用”,它们只因和中国文化传统能相容,被中国文化传统所承认,所接纳,从而附着到国文化的“体”上,才得以掀起波澜,发生作用；否则,将只是一些动听好看而无所作用的西方夜谭而已.
　　因此,这也就是说,五四并未在中国造出新传统,五四以后也未形成新传统；五四以来所发生的,不过是老传统适应新世纪、翻出新花样而已.两个传统的事,本质上是不可能的.
　　财富和包袱
　　设想一下,如果某个民族没有自己的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每一天都在从头开始去练习生存本领……；其情景当然是不堪设想也不忍设想的.因之,称传统文化为祖宗的丰富遗产,说文化传统是我们的宝贵财富,应该是不为过分的.
　　但是如果忘记,传统是一种惰性的力量,保守的因素,它具有箝制人们思想、范围人们行动的本性,利于造成原地踏步的局面,也将出现某种不堪设想和不忍设想的后果.因之,说传统是民族沉重的负荷,社会前进的包袱,也是不为过分的.
　　既是财富,又是包袱.辩证地了解和掌握传统的这两重属性,运用它而不被其吞没,防止它而不拒之千里,是一大学问,是一种艺术,是人类发挥其主观能动作用的重要表现和广阔场所.
　　能理解这一点和做到这一点,看来并非易事.我们容易看到的,常常是与之相左的情况.比如说,一种人以为传统象服装,并认为服装以入时为美,而去追求时髦,日日新,又日新.这时,具有惰性的传统,只会被斥为阻碍趋时的包袱.另一种人以为传统象文物,文物唯古是尚,应该保护其班剥陆离,切忌来刮垢磨光.这时,传统所不幸具有的惰性,倒又成了他们心目中的财富.
　　传统的确是财富,但财富不在它的惰性；传统也的确是包袱,但包袱也不因它非时装.传统不是可以逐气温而穿脱的外衣,甚至都不是可以因发育而定期蜕除的角质表皮.传统是内在物,是人体和虫体本身；精确点说,是人群共同体的品格和精神.它无法随手扔掉,难以彻底绝裂,除非谁打算自戕或自焚.
　　但是传统也不是神赐的天生的,它原是人们共同生活的产物,必定也会随共同生活的变化而更新.抽刀断水水更流,谁要想拉住传统前进的脚步,阻挡传统变化的趋势,纵或得逞于一时,终将不止于徒劳无功而已,更往往要激起逆反心理,促成精神危机.这是有史可稽的.
　　那么人们是否只能坐享其成、静观其变呢?倒也又不是.
　　这里似乎用得上“创化论”.创化和进化的不同,主要在进化论认为变化是受动的、机械的,而创化论则认为进化是生命冲动的绵延,是创造性的.创化论能否解释生物和生命现象,还可以争下去；若借以解说与意志的人密切相关的文化传统,也许倒合适.传统随生活的进化而进化,但无论生活的进化还是传统的进化,都离不开人的意志,或者叫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在传统的进化上,被传统笼罩着的人们并非总是无能为力的.问题在于人们在多高多大的程度上认清了未来和过去,从而拿出什么样的对策,以及,在多广多深的程度上动员了群众,一起来实行创造性的进化.
　　一味喊彻底绝裂,已经公认为无济于事了；单纯提发扬弘扬,是否便能促进进步呢?至于那个熟悉的二分模式：批判其……继承其……,果否能保证批糟粕时不殃及精华、继精华时不夹带糟粕么?难道精华糟粕是分装在两个匣子里、而不往往是一物的两面么?更勿论那二分法的牺牲品即既非精华又非糟粕者的处境和下场了.
　　正是：剪不断（彻底绝裂无济于事）,理还乱（精华糟粕纠缠不清）,是离愁（传统现代离合悲欢）；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