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长恨歌》白居易的观点?请高手根据提问内容做出回答,尽量避免多答,乱答.万分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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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恨歌》是一篇长篇叙事诗,所咏的是历史上唐玄宗和杨贵妃的故事.但这样一篇大家喜读熟诵的作品的主题思想究竟是怎样的,却一直是古今研究者所争论的问题.古人的评论就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一种认为这首诗的主题是讽喻,“讥明皇迷于色而不悟也”（唐汝询《唐诗解》）；另一种则认为它只是在写李、杨的爱情,“不过述明皇追怆贵妃始末,无他激扬”（张邦基《墨庄漫录》）.而今人在这两种观点的激烈争论中又产生了双重主题说,即认为该诗既有对明皇的讽刺批判,又有对李、杨爱情的同情歌颂.到底是哪一种正确呢?我们通过对一些资料的研究,认为《长恨歌》的主题应是讽喻,讽前皇之“惑”以诫今皇之“不惑”.
要真正理解白居易《长恨歌》的主题,首先必须对白居易有一定的了解.
白居易（772～846）,字乐天,原籍太原,后迁居下邽（今陕西渭南）,生于新郑（今河南新郑县）.十一二岁时,因避战乱而迁居越中,后又往徐州、襄阳等地,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对人民疾苦有着深刻的认识.贞元十六年（800）白居易进士及第,三年后中书判拔萃科,授秘书省校书郎.元和元年（806）,为应制举,他与元稹闭户累月,研讨其时社会政治的各种问题,撰成《策林》七十五篇,几乎包括了当时所有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主要问题,以及他们自己提出的解决方法,比如“弘贞观之理也,则思闻房、杜之谠议,以致升平;嗣开元之政也,则思得姚、宋之嘉谋,而臻副寿.”（《〈策林〉九：〈致和平复雍熙〉》）.这说明了白居易有意成为执元和政治牛耳的人物.另外在白居易的许多诗句中也有类似体现,如“所恨凌烟阁,不得画功名.”（《题旧写真图》）；“迢递麒麟阁,图功未有期,区区尺素上,焉用写真为?”（《赠写真者》）……这些诗句都表达了白居易想成为大政治家以一展平生抱负的愿望.
大致从青年时代开始一直到四十五岁贬官江州司马之际,白居易对封建君王抱着较大希望,有极高的参政热情,“有阙必规,有违必谏”（《初授拾遗献书》）,屡次上书,指陈时政,倡言蠲租税、绝进奉、放宫女、抑宦官,在帝前面折廷诤.与此同时,他还创作了《秦中吟》、《新乐府》等大量讽谕诗,锋芒所向,权豪贵近为之色变.在这种心态之下,白居易所写的《长恨歌》不能不受到影响.张伦的话说得好：“白乐天《长恨歌》备述明皇、杨妃之始末,虽史传亦无以加焉.盖指其覆华,托为声诗以讽时君,而垂来世.”（《林泉随笔》）
研究《长恨歌》的主题,亦不能离开白居易所处的时代背景.当时的唐王朝,政治上的弊病已趋明显,而宪宗又有意重开纳谏之风,对开元、天宝治乱的问题也很关心,比如他曾问与白居易同时期的李绛关于“开元治理,天宝兆乱”的问题（详见《旧唐书》4288页）.可见,当时的政治热点已集中于此.因此,如果说白居易在创作《长恨歌》时对此毫不关注,而只是对李、杨爱情发生极其浓厚的兴趣,就未免有些故作惊人之论了.
另外,从《长恨歌》本身来说,也明显地体现出了作者借诗讽谏、劝勉皇帝“不惑”的意向.
《长恨歌》开篇,便直言不讳,“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一个荒淫好色的封建君王形象便跃然纸上.据白居易《上阳白发人》所载,明皇一次就“采择百余人”.
诗中“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一句,又刻画出唐明皇得杨贵妃后是如何地沉迷于美色的.
又如,诗中描写杨家权势之句,“姊妹弟兄皆列土,可怜光彩生门户”,以至“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从侧面写出唐明皇对杨贵妃的宠幸之至.
诸如此类的例子,全诗中可谓俯拾即是.因此,与《长恨歌》同时创作的《长恨歌传》亦说此歌“不但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也”,可谓是对《长恨歌》的最好诠释.
通过以上分析,《长恨歌》应该是以讽劝君王“不惑”为主要目的的.
那么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对诗歌后半部分（从"临邛道士鸿都客"到"在地愿为连理枝"四十四句）李、杨缠绵爱情描写的理解.这也是历代学者矛盾集中的所在.因为,此部分与前部分的主旨似乎不太相符.是白居易创作至此时被李、杨的爱情故事所感,而转变了诗的主题吗?这正是双重主题说的观点.然而,如果对白居易的创作特点进行一下研究,就可以发现,双重主题说是站不住脚的.
陈寅恪先生《元白诗征稿》第五章《新乐府》中,曾谈及元稹和白居易在创作新乐府时的一个区别：
“关于元白二公作品之比较,又有可得而论者,而元氏诸篇所咏,似有繁复与庞杂之病,而白氏每篇则各具事旨,不杂亦不复也.
……
……《白氏长庆集》壹《伤塘衢》二首之贰云：
‘遂作秦中吟,一吟悲一事.’
寅恪案：‘一吟悲一事’虽为乐天《秦中吟》十首之通则,实则《新乐府》五十篇亦无一篇不然.……每篇唯咏一事,持一旨,而不杂以他事,此之谓不染.此篇所咏之时,所持之旨,又不复杂入他篇,此之谓不复.’”
可见,白居易在创作上,主题有单一性和单纯性的特点,因此《长恨歌》也不应是双重主题的.那么我们应该怎么理解诗中关于李、杨爱情的动人描写呢?难道《长恨歌》的主旨就是描写李、杨的爱情吗?
我们认为应从以下几方面考虑.
一、白居易对唐明皇这个人的基本估价问题.
“迨于太宗、玄宗,抱圣神文武之资,用房杜姚宋之佐,谋猷启沃,无怠于心；德泽施行,不宜于物,所以刑措而百姓欣戴,兵偃而万方悦随,近无不安,远无不无伏,虽成康文景,无以尚之,载在国史,陛下熟知之矣.
臣闻太宗以神武之姿,拨天下之乱；玄宗以圣文之德,致天下之肥.当二宗之时,利无不兴,弊无不革,远无不服,近无不和.贞观之功既成,而大乐作焉,虽六代之尽美,无不举也；开元之理既定,而盛礼兴焉,虽三王之明备,无不讲也.礼行故上下辑睦,乐达故内外和平,所以兵偃而万邦怀仁,刑清而兆人自化,动植之类咸煦妪而自遂焉,虽成康文景之理,无以出于此矣!”（《白氏长庆集》卷四十八《才识兼备明于体用策一道》）
此段文字,白居易将唐明皇与唐代公认的模范皇帝唐太宗相提并论,可以说对唐明皇的评价高得可谓至矣尽矣了.
但,就在《才识兼备明于体用策一道》中还有下面一段话：
“洎天宝以降,政教寝微,寇既荐兴,兵亦既起,兵以揭寇,寇生于兵,兵寇相仍,迨五十载.财政由是而重,人力由是而罢.下无安心,虽日督农桑之课,而生业不固；上无定费,虽日峻管榷之法,而岁计不充.日削日朘,以至于耗竭其半矣!此臣所谓疲病之因缘者也,岂不然乎?
由是观之,盖人疲由乎税重,税重由乎军兴,军兴由乎寇生,寇生由乎政缺.然则未修政教而望寇戎之销,未销寇戎而望兵革之息,虽太宗不能也；未息兵革而求征徭之省,未省征徭而求黎庶之安,虽玄宗不能也.”
这一大段话,全是批判唐明皇当政时期的天宝政局的；“政教寝微”等语,也符合天宝政局的实际情况.
由此可见,白居易对唐明皇的看法是一分为二的,肯定前期,而批判后期.对前期的肯定,不能不在诗作中有所反映,即指把唐明皇描写成一个“惑”于色而乱国的悲剧性君王,而且“惑”得深,“惑”得有些感人,实际上也有为唐明皇略作开托之意.
二、白居易的写作动机
从白居易的身世及当时的政治环境可以看出,白居易以为,一个封建君王,要能够做到像前期的唐明皇那样,关键在于：“不惑”.因为“不惑”是任用贤人的条件和前提.这就需要以唐明皇的后半生为鉴.
白居易正是通过塑造这样一个令人同情的、悲剧性的君王来警示今王引以为戒的.因此,诗中有些问题就容易理解了,如写杨贵妃是“养在深闺人未识”,而避唐明皇抢儿媳的史实不谈,将他们的爱情描写得纯真；或后来,写唐明皇至国破妃亡之时仍不悟,还要上演“人鬼情未了”的标准爱情悲剧,把一个何等痴情的君皇展现在读者面前.然而正因为他是君主,所以他的“痴情”和“重色”才导致了国家的倾亡.
如此看来,当了解了白居易对唐明皇的看法及他的写作目的之后,便不难看出,表面上的矛盾实非矛盾,而是作者的匠心所在.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长恨歌》的主题是讽喻更为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