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士人画

什么是士人画
什么是士人画

什么是士人画
长期以来,我们把文人画和士人画（又称士夫画）等同起来,这其实是一种偏见.我们知道,文人士大夫参与绘画在汉代便已出现,进入魏晋就更多了.但文人画的正式提出是在北宋,到了元代则成为画坛的主流.不过这样的认识是有局限的,因为一直到元代,并没有“文人画”这一术语,北宋苏轼也好,元代钱选、赵孟頫、吴镇、黄公望也好,他们所说的都是“士人画”（或“士夫画”）.“文人画”的正式提出,是明代董其昌,他所说的“文人画”家,如王维、李成、黄公望等人,都是唐宋的“士人画”家.由于人们习惯上将“文人士大夫”并称,到了明代后期,读书界文人之多远远超出了士人,文人和士人的概念便混淆了,将二者等同起来,甚至取消了“士人画”的概念,一直到今天.
　　要弄清文人画和士人画的异同,首先需要认清文人和士人的异同.文人和士人都是读书人,这是二者的同.但读书人并不一定都是文人,也不一定都是士人.文人和士人只是读书人中的一部分,或者说是一大部分.顾炎武《日知录》论唐制有六科：秀才、明经、进士、明法、书、算.通经又有实际才干者为秀才,通经义为明经,而擅长诗赋者为进士.这实际上正是士人和文人的分别.士人所治的是经纬天下的学问,而文人所治的是诗词文赋,汉代杨雄称为“雕虫小技”.在明中期之前,士人和文人不是一个概念.
　　什么是文人呢?就是以诗文为业的人.读了书、识了字,以诗文为业就是文人,以农牧为业就是农人,以商贾为业就是商人,以僧侣为业就是僧人.文人的读书识字,不是用来治理天下,而是作诗文辞赋.
　　士人肯定都是读书识字的,但他们却不以诗文为业,即使他们也作诗文,但他们却在“志于道”.什么“道”呢?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也就是以天下是非风范为己任,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上古的“士”指三教九流的通称,并不是专指儒家“志于道”的士.儒家的士,是指“自强不息”的君子,他们不是以诗文为业,而是为了天下民生.他们的理想是学而优则仕,治国平天下,在其位谋其政.如果学而优仍不能仕,则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以独善其身的方式推广天下为公的理想.
　　元代以前文人和士人的关系是明确的,南怀谨先生曾说过,社会更需要的是经纬之士,某些文人多一个少一个关系不大.文人以诗文为专职；士人以天下社会民生为专职,做官的忧君忧民,不做官的也忧君忧民,工作之余诗文也可以作的很好,甚至比专职文人作的还好.文人做官做不好,用诗文也是解决不了天下苍生问题的.
　　明代中后期开始,文人、士人界限混淆,读书界风气变坏.本来读书界中的士人是表率天下是非风范的主流,是志于道和天下为公的.但是,这样的人基本没有了,文人成为主流,学而优则仕的目的不是为了天下民生,而是以自我为中心,为了实现自我的价值.结果,做了官,作为既得利益者,不能达则兼济天下,而是达则明哲保身,如董其昌等；甚至达则祸国殃民以利己,做不了官,作为未得利益者,不是穷则独善其身,而是穷则怨天尤人,如徐渭等.这样一批读书人,便被统称为文人.当时认为是士风大坏、儒学淡泊,不可收拾,读书人都是“急火攻心”、文人无行.顾亭林的《日知录》所以痛斥文人,再三告戒读书人不要沦为文人,认为 “通鉴不载文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读书人更应该作为士人,居四民之首,成为社会风范的表率.后来的梁启超则认为,这一时期发达的读书人是“上流无用”,不关心天下民生,只图明哲保身和既得利益；而失意的读书人是“下流无耻”,为了一己未得而欲得的利益胡作非为,怨天尤人,斯文扫地.他们的人生目标,不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而是个人的“出人头地”；为此可以不择手段,同时又择一切手段,朱维铮先生称为流氓手段,这就是所谓“文人无行”.
　　自古以来,文人大多个人思想较重,无行的也多.但古代时,因为士不仅是四民之首,表率全社会的风气,更是读书界的主流,所以小部分文人的自我意识便不能不有所收敛.而明中后期,隆庆、万历开始,士变质成了文人,成了读书界的主流,所以文人无行就得以肆无忌惮地膨胀、泛滥.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隆庆、万历是个分水岭,这是学术界的共同认识.尽管对这一变是好是坏有完全不一样的评价,但对这一事实的认同则是完全一致的.既在此之前,士人表率的社会风气,强调社会价值大于个人价值,强调秩序、规范.大多数学者认为这一变异导致了士风乃至整个社会风气“糟得很”；但也有学者认为“好得很”：之前“专制的中世纪”,而从此开始则体现了“走出中世纪”的现代精神.尤其在书画界,对这一变更是作为由“落后”转为“先进”来认识、评价、褒扬的.例如黄宇仁的《万历十五年》把中国政治史的转变定于这一时期；梁启超《近三百年学术概论》也把中国学术史的转变定于这一时期；朱维铮的《走出中世纪》同样也把中国思想史的转变定于这一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