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为什么能够产生玄学,以及贵无,越名教而任自然,崇有之间的关系能不能再详细点？

魏晋为什么能够产生玄学,以及贵无,越名教而任自然,崇有之间的关系能不能再详细点？
魏晋为什么能够产生玄学,以及贵无,越名教而任自然,崇有之间的关系
能不能再详细点？

魏晋为什么能够产生玄学,以及贵无,越名教而任自然,崇有之间的关系能不能再详细点？
这一类的学术著作很多很多.方便起见,可读此文《多向探索的魏晋南北朝学术》
以下是第一部分：
一、 学术在乱世兴盛的原因和条件

公元二世纪末至三世纪初的中国,种种深层和表层的社会矛盾全面爆发,阉竖乱政、外戚专权、胡狄侵扰和声势浩大的黄巾起义,通过内部侵蚀和外部冲击,最终摧毁了汉朝帝国大厦,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秩序全面崩溃.从此,中国历史进入了长达四个世纪之久的动荡时代.
东汉王朝土崩瓦解之后,各地军阀、豪强力量经过数十年的血腥厮杀,逐渐集结成曹魏、孙吴、蜀汉三大政治板块,形成了三国鼎立局面,三国之间彼此攻掠.最终,北方的曹魏及由司马氏集团篡政继立的西晋,凭借其经济与军事实力,在公元263年西灭蜀汉之后,复于公元280年东吞孙吴,重新实现了统一.
然而,西晋的统一是十分短暂的,经济恢复、天下晏然的好景只是昙花一现.自两汉以来不断积攒起来的众多深层的社会矛盾,并未因表面上的政治统一而迅速消弭,通过玩弄政治权术、欺人孤儿寡妇和残酷杀戮政敌而篡立的司马氏政权,根本没有能力、或者没有来得及实现社会的全面重构,就因皇族内部矛盾激化而爆发的“八王之乱”而骤然分崩离析.中原地区的政治动荡,给边境少数民族以可乘之机,至公元316年,随着少数民族的大举内侵,又发生了历史上所谓的“永嘉之乱”.
“永嘉之乱”以后,中国社会进入了更为混乱的政治分裂与动荡时期.自晋室南渡,北方处于所谓“五胡十六国时期”,匈奴、羯、氐、羌、鲜卑等少数民族如走马灯一般,在中国大地上建立政权、纷争逐鹿、杀伐不已.至北魏时期,北方出现过一段较为安定的社会局面,但随着六镇之乱的爆发和北魏王朝的倾覆,那里又先后分裂为东魏、西魏和北齐、北周.在南方,“永嘉之乱”后,南逃世家大族拥立司马氏建立了东晋；至公元420年,刘裕颠覆晋室建立了刘宋,是后宋、齐、梁、陈迭相更代.与北方相比,这一时期,南方的社会政治局势相对安定,但政权更替亦甚频繁；南方政权虽以正统自居,并无力收复中原,只是维持偏安江左的局面,南北分裂的局面直到公元589年隋朝灭陈才终于结束.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400年,是政权分立、政局扰攘、战乱频仍的400年.在此400年中,可以说每一个王朝都是国祚不永,国家“长治久安”、百姓“安居乐业”的政治理想,始终是无法变为现实的梦幻泡影.相反,历次大规模的战乱兵燹,都造成土地荒芜、城市荡毁、经济萧条,黎民百姓颠沛流离、转死沟壑.翻开关于这段历史的记载,到处可见良田废为蒿莱、城郭荡为废墟、人相啖食、白骨蔽野、千里不见炊烟不闻鸡犬之声之类令人毛骨悚然的文字.在如此剧烈的社会动荡中,即使生于士族衣冠之家,也是命如悬丝,难免流离失所、家破人亡之患；由于统治集团内部无休无已的篡弑杀戮,此一时期的皇室贵胄实际上亦如危巢之卵.因此,对于生活于其间的芸芸众生来说,魏晋南北朝时代,是一个做人不如太平犬的乱离时代,是一个充满忧患、痛苦与哀伤的时代.
然而,在中国学术史上,魏晋南北朝却是少有的思想活跃、学术繁荣的时代,学术风气之盛、学术成果之丰富,比之治平之世不稍逊色,在若干方面的成就（比如哲学、史学）,不仅驾凌于两汉之上,亦令隋唐瞠乎其后.举其大要而言,魏晋玄学兼综、会通儒、道,调和名教与自然,对宇宙万物的本体、生命的意义与个人的价值进行了深邃的哲学思考,给天人关系赋予了新的涵义和论证,开辟了一代思辩新风；通过大规模的译经注经活动,自汉代以来逐步东渐的佛学,在中国南北翕然大盛,在同儒、道思想理论的激烈论难和纷争中逐渐实现本土化,并得到发展光大；源远流长的巫觋方术和知识,经过清整和提升,逐渐发展为具有完备理论经典、仪式方法、神灵谱系和教团组织的道教,与儒、佛鼎足而立.经过玄学改造的儒学,与佛学、道教互相激荡、砥砺,互相采借、吸摄,推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学术冲破章句经学的禁锢与束缚,沿着多向探索的道路不断开展,学术风气不断嬗变,新的学术思路不断开启,并不断取得新的成就：在摈弃了汉儒烦琐的注经风气之后,本已走向穷途末路的儒家经学崇尚以玄解儒,注重义理的阐发,柳暗花明、别见洞天；史学最终摆脱了经学附庸的地位而卓然独立,成为学术领域中的一个显要门类,多种体裁、类别的史书被创建或者得到进一步完善；随着纯文学观念的形成,文学创作与批评理论,以曹丕《典论》的问世为标志,也逐渐成为学术探索的新门类.此外,诸如农学、医学、地学、天文历法学……等等许多方面的学术探索,也都不断发展,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新成就,对后代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
特定时代的文献著述,是考察和评论此一时代的学术史最为直接可靠的资料证据.对各种典籍加以细致的研读,无疑是深入了解时代学术必要途径；但对此时代文献著述情况首先作一个概括性的了解,也是非常重要的,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隋书·经籍志》的文献著录,为我们综观魏晋南北朝学术的整体面貌,把握其发展动向与脉络,分辨其主流与支漫,提供了十分有用的线索.
除佛道典籍之外,《隋书·经籍志》共著录有四部经传3127部、36708卷；通计亡佚者（指作《隋书》时已亡佚）,则达4191部、49367卷.其中经学类627部、5371卷,如将亡佚计算在内,则有950部,7290卷；史部有817部、13264卷,加上亡佚,则有874部、16558卷,是此时除佛教典籍之外,部、卷数量最多的一个门类；子部有853部、6437卷；集部有554部、6622卷,加上亡佚则有1146部、13390卷.《隋书》所著录的这些文献典籍,除少数之外,大体出于魏晋南北朝时人之手.该志记载当时存有佛、道典籍达2329部、7414卷；其中佛教典籍1950部、6198卷；道教典籍较少,仍有377部、1216卷.除极少数之外,几乎全部都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译、著.其所著录的图书,如志中所言,并非当时图书的全部,而是经过挑拣、整理的.据《资治通鉴》卷128《隋纪》六记载：“初,西京嘉则殿有书三十七万卷.帝命秘书监柳顾言等诠次,除其复重猥杂,得正御本三万七千余卷,纳于东都修文殿.”可见隋时图书数量甚巨,而《隋志》所载远非全录.
又据陈尚君的不精确统计：《新唐书·艺文志》共著录图书5242部,其中唐以前人所著为2918部,唐人所著为2324部[1].唐以前人所著的近3000部中,绝大部分为此期的著述,并且是经过了多个世纪的淘汰而存下来的.
单从以上这些粗略的统计,我们即可以得出这样一个肯定的结论,这就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学术事业并未因社会的急剧动荡和长期乱离而走向衰微,相反却取得了超迈前代、越轶后世的发展与繁荣,这似乎有悖于通常有关社会兴衰与学术发展关系的假设.但历史的实际情况就是如此.那么,学术事业在魏晋南北朝这样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仍得以发展兴盛的具体历史原因和条件是什么?这是我们必须首先加以探讨的问题.
诚然,如上所言,魏晋南北朝时期,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都异常尖锐,战乱频仍,政权更迭频繁,社会经济一再受到摧毁,与治平之世相比,这种社会状况确实不容文人士子安闲地习经治学.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东汉帝国的瓦解和随之而来的社会动荡也激发了一些有利于学术发展的新因素产生.
首先,随着统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帝国的崩溃,原有的社会政治、文化秩序全面解构,专制权力被大大削弱,长期以来作为社会政治理论基础的儒家学说的权威性与合理性,受到了严重的怀疑；由于失去了专制权力的屏障,旧的儒家经学丧失了其长期以来所处的独尊地位,也不再具备过去那种对于学术的禁锢与束缚的强力.由此,自东汉末年以降,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思想解放、学术自由的时代,思想学术界在一定程度上再次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不同的学说与理论,无论是儒家、道家、名家、法家,还是新传入的佛教和新创的道教,都可以找到一定的生存空间,都具有为解决现实的社会难题、重建社会秩序提出方案,和为缓解人生痛苦、设计新的人生道路提供导引的权力；不同学派之间,可以相当自由地论难与攻诘,而不至因政治强权的干预和“正统”学说的挤压而销声噤语；不同的思想理论,无论是“贵无论”还是“崇有论”,无论是“神不灭论”抑或是“神灭论”,甚至不论是“敬王者”、“不敬王者”、“忠君”或者“无君”,也都可以大张旗鼓地公开论辩；即使是在经学的领地内,自由的学术空气也在不断漫延,固守师法家法、注重章句固然无可厚非,完全抛弃旧规另辟新径,诸如以玄解儒、兼综儒释、儒道双修之类,更迭相成为新的学术风尚.在这种相当宽松的政治环境与学术氛围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学术园地,因拆除了两汉经学的藩篱而变得更加广阔,并呈现出“杂花生树,群莺乱飞”的新面貌,这是当时思想活跃、学术兴盛、理论不断更新的首要原因.
其次,魏晋南北朝时期,又是一个自我意识不断觉醒、人格个性得到张扬的时代.自我意识的觉醒,人格个性的张扬,一方面是由于儒家名教对社会与个人思想禁锢的瓦解,另一方面也由于乱离之世的命运无常和生死叵测,促使人们、特别是知识阶层重新审定生命意义和自我价值.其对于当时学术的影响,反映在经学上,是不再不敢越雷池一步地拘泥于对圣人微言大义进行探赜索隐式的章句注解,也不再仅仅追随先学宗师作亦步亦趋的转述,而是敢于怀疑旧典,咄叱先学,充分发挥自己个人的独特见解,那怕是悖违原意、离经叛道地进行曲解；反映在史学上,是史学家不断突破旧史窠臼,别创新体新风,为具有独特人格个性、品藻操行的各色人物立著别传、家传,更成为盛行的撰史风气,有关著述也成为当时史籍之最大宗；反映在文学上,则是以个人自我为中心,以日常生活为题材,抒写性灵,歌唱情感,而不复以世用撄怀的纯文学作品大量涌现,从此文学自成园囿[2].与此同时,著述成集,期以文章展示自我而求不朽,也成为一代新风.此一时期,“集部”著述蔚为大宗,堪与“史部”相埒,其中绝大部分属于个人文集.此风一开,千载绵延至于当代,不曾衰减.
再次,对于士人知识分子来说,魏晋南北朝又是一个人生道路充满荆棘险恶的时代,通经致仕之路断绝,囹圄刀俎之祸随至.为了寻求解脱,人们曾酖迷酒药、放浪形骸,“越名教而任自然”,追求旷达的人生,但未能解决生命的究竟问题.随着佛教的传播和道教的兴起,知识阶层因受其离世空观理论或长生不老、肉体成仙的幻想所吸引,趋之若鹜,企冀从中寻找到精神的归宿.于是,弃儒学而转崇释、道,或者儒释兼综、儒道双修,成为这一时期思想学术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向,同时也极大地丰富了这一时期的学术内容.为宣扬、阐释和整理佛、道思想,知识人士积极著（译）书立说,佛、道典籍特别是佛教文献激剧增多,其部种数量几与非佛道文献平分天下.因此,由于特殊的社会历史机缘,以佛、道为主的宗教文化的兴盛,也是这一时期学术事业兴盛发达的一个重要导因.
复次,魏晋南北朝时期,国势衰颓、皇权减弱,而门阀士族力量却更加膨胀,家族门第观念亦因而强化.高门望族地位得以确立并维持不坠,并不仅仅是凭借其特殊的政治特权和经济实力,亦由于其严谨的礼法家风和代代传承的家学传统.自东汉以来,因有累世经学,而有累世公卿,门第观念因而产生,世家大族得以兴起；及魏晋以降,虽然社会正经历着千载未有的大变局,通经致仕逐渐成为历史的旧迹,但门第传统、家族理想、风仪礼法与经史家学却被顽强地坚守下来、并且得到了强化,成为世族高门夸矜于世的文化资本.故此一时期,当专制强权支持下的正统官学式微之时,世族高门的私人家学却异常兴盛,很多家族都有专精而世传的家学,如礼制之学、《春秋》之学、易学、诗学、书法等等；在许多高门望族之中,博通经史、熟谙礼制、或者长于文章诗赋、书法的硕儒专才,代代相继,累世不竭.由于家学的兴盛,传统学术因而得以继承,而许多新的学术成就亦从私学家门中涌现.
最后,自东汉末年以降,由于政治动荡、人主播迁、士庶逃徙、人才流散,学术资源由政治、文化中心向其它地区漫流,京洛都城的绝对学术中心地位被削弱,区域性学术文化中心则相应兴起.由于地方风土的独特影响,也由于人才配置的差异,学术发展形成了不同的地区个性与风格.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学术人才向全国各地流徙,和知识阶层的学术兴趣由经典章句更广泛的知识领域播散与转移,更广泛的地理空间里的山川形势、人文资源与自然物产,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知识求索的视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拓展,这至少是此一时期关于风土人物志、方物志、地学、博物学及其它各种自然之学的著述数量激增的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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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时代，高阀名族把持政权，读书人无法步入仕途，于是只好追求虚无缥缈的天道，产生了玄学。

看地过于仔细，等于神马都没看见，我简略地给楼主说个大概吧。
首先你要明白玄学是什么，这个你去百度百科，我不缀述。其次才是产生的原因。
背景：魏晋南北朝是个典型的乱世，从汉末分三国，曹氏专权建魏夺汉；司马氏立晋代魏，三分归一统；后贾后干政，贾谧专权，八王之乱，五湖乱华，南北分裂，朝代政权不断更迭…
在这种大背景下，人们感到人生短促，命运难卜，祸福无常…怎么办？不外四种：一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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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地过于仔细，等于神马都没看见，我简略地给楼主说个大概吧。
首先你要明白玄学是什么，这个你去百度百科，我不缀述。其次才是产生的原因。
背景：魏晋南北朝是个典型的乱世，从汉末分三国，曹氏专权建魏夺汉；司马氏立晋代魏，三分归一统；后贾后干政，贾谧专权，八王之乱，五湖乱华，南北分裂，朝代政权不断更迭…
在这种大背景下，人们感到人生短促，命运难卜，祸福无常…怎么办？不外四种：一提高生命质量，建安时期（曹氏时）的人大多慷慨悲歌建功立业；二增加生命长度，服药求仙；三增加密度及时行乐；四就是陶渊明那种顺应天命了。
玄学的鼎盛应该是在正始时期，这个时候曹芳当皇帝，但实际掌权者是司马氏，正是魏晋易代的时候，司马氏大事屠杀异己，形成恐怖的政治局面，名士为了自保，大多远离政治，口不臧否人物，皆谈显远（即玄学），阮籍就是个代表。
司马氏为了让自己的僭权显得名正言顺，便用明教的孝治天下，但它毕竟是僭越且统治残暴，便有了代表正始文学的竹林七贤“越明教崇自然，弃精典尚老庄，蔑礼法崇放达”。
这些都是动乱的时代造成的，当人们在身外得不到肯定的时候，转而肯定自身的人格价值等是自然的事，而魏晋的玄心洞见妙赏旷达真率颖吾便是产物了，那么为什么兴起的是玄学而不是别的？
东汉时，大、小成佛教传入，后得到大力扶植，道教颇受重视（武帝求仙最好的证明），后道佛合流混杂老庄差不多就是玄学了。儒是讲究济世的，当时的社会不可能被人们接受，只有老庄的遁世才是保身之法，这就是为什么产生的是玄学。
你问的那个崇有贵无我也不是特别明白不好解释怕误导你，越明教任自然我上边已经提到，当时统治者崇尚明教，说白了就是以效治天下给统治找个噱头，附庸的士大夫当然是要恪守礼法了，这被崇自然的阮籍嵇康等所不耻（可参看《大人先生传》），他们认为人因回归本真（自然是一种状态，即本来如此天然而然的），不受世俗礼义的枷锁，要无所待，无所使，完全独立，不依赖于任何什么，故傲啸竹林，恣意放达，时称“竹林七贤”。
回答可能有所遗漏，暂时就想到这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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