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汉兴隆,后汉倾颓中颓的意思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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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汉兴隆,后汉倾颓中颓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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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汉兴隆,后汉倾颓中颓的意思s
颓废,一塌糊涂,无药可就
总之就是很糟糕

衰败

诸葛亮的《出师表》中有一段引人注目的言论：“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之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之所以倾颓也。”这一论述，虽非定论，却影响深远。长期以来，人们总是推崇前汉之兴隆，叹息后汉之衰颓。然而，实际情况远非如此。纵览两汉史料，即可发现上述论断具有很大片面性。事实是：先汉既非始终兴隆，而后汉亦非一贯倾颓。至于“亲贤臣，远小人”，以西汉而言，并不具有代表性；同样，亦不能以“亲小人，远贤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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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的《出师表》中有一段引人注目的言论：“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之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之所以倾颓也。”这一论述，虽非定论，却影响深远。长期以来，人们总是推崇前汉之兴隆，叹息后汉之衰颓。然而，实际情况远非如此。纵览两汉史料，即可发现上述论断具有很大片面性。事实是：先汉既非始终兴隆，而后汉亦非一贯倾颓。至于“亲贤臣，远小人”，以西汉而言，并不具有代表性；同样，亦不能以“亲小人，远贤臣”去概括东汉政治。
西汉初期，由于楚汉战争杀戳惨重，民穷财尽，国力孱弱。对来自北方匈奴的侵略和凌辱，甚至无力还击。西汉惠帝时，匈奴冒顿曾遣使遗书戏辱吕后，吕后大怒，欲发兵击之。以后鉴于汉高祖七年（前200），刘邦率兵三十二万尚为匈奴困于平城，险些被俘；只好忍辱回书，以“年老气衰，发齿堕落，行步失度”逊谢（《汉书·匈奴传》），并屈辱地接受和亲，以换取安宁。
汉兴七十余年后，尤其是经历了与民休息的“文景之治”，进入国力鼎盛的武帝年代。刘彻凭恃数十年来积累的财富，发动了一连串御侮和拓边战争。频繁用武虽使西汉王朝的疆土得以扩展，而因此所付出的代价却相当沉重。仅以其中号称大获全胜的“漠北之战”为例，便可见其一斑。
元狩四年（前119），汉武帝令大将军卫青、骡骑将军霍去病，各将五万骑，步兵转输者数十万，远绝漠北击匈奴。“汉两将大出围单于，所杀虏八九万，而汉士卒物故（死）者亦数万，汉马死者十余万匹。匈奴虽病，远去；而汉马亦少，无以复往”（《史记·匈奴列传》）。所谓大胜者尚且如此，其它战争的损失，则可以想见。唐代李华曾对此评论说：“汉击匈奴，虽得阴山，枕骸遍野，功不补患。”（《吊古战场文》）
尽管“边庭流血成海水”，而“武皇开边意未已”。如果说上述抗击匈奴的战争，尚含有御侮安民的积极意义，在此之后的进攻大宛王国强取汗血马之战，就纯粹是基于专制统治者的贪婪欲望而炫耀武力。刘彻因欲得到传说中的名马，不惜劳师动众，远涉西域。自太初元年（前104）起，前后历时四年，两次发兵共十余万人，“以往伐宛，期至贰师城取善马”。岂料首次伐宛即遭惨败，数万士卒“还至敦煌，士不过什一二”，差一点全军覆没。刘彻为此恼羞成怒，因而变本加厉，让“天下骚动，争相奉伐宛”。最后虽征服大宛，“取其善马数十匹”；但汉军“出敦煌者六万人，负私从者不与”，到回师时，“军入玉门者万余人”（《史记·大宛列传》）。仅仅为了几十匹汗血马，却牺牲士卒十余万人。似这类不光彩的战争，若也算是先汉“兴隆”的象征，实在是莫大的讽刺。
由于汉武帝穷兵黩武，军旅连出，终于导致“天下虚耗，人复相食”。甚至连刘彻自己，最后也深“悔征伐之事”（《汉书·食货志》）。透过所谓“先汉兴隆”的表面，人们不难发现，其中颇多值得深思之处。
东汉立国之始，面临连年战乱，百姓疲敝，国度多乏。开国皇帝刘秀“知天下疲耗，思乐息肩。自陇、蜀平后，非警急，未尝复言军旅”。对内实行以“柔道”治理天下（《后汉书·光武帝纪》），减免租役，释免奴婢，兴修水利。对外则“闭玉门以谢西域之质，卑词币以礼匈奴之使”（《后汉书·臧宫传论》），显示其防备外族为患的弘深意旨。由于光武帝能“量时度力，举无过事”（《光武帝纪》），其在位三十余年，国家平安，百姓富足，户口增殖，出现了史家所称的“光武中兴”。它足以与西汉的“文景之治”相媲美。
东汉不仅在“文治”方面的成就，诸多值得称道；其“武功”方面之建树，更令人瞩目。尤其是东汉和帝年间两次大破北匈奴之役，堪称战功烜赫，名彪史册。
和帝永元元年（89），车骑将军窦宪“分遣副校尉阎盘、司马耿夔、耿谭，将南匈奴精骑万余，与北单于战于稽落山，大破之，单于遁走；追击诸部，遂临私渠北鞮海，斩名王以下万三千级……诸裨小王率众降者，前后八十一部，二十余万人”。此番征战，出塞三千余里，登燕然山，“刻石勒功，纪汉威德而还”（《资治通鉴》卷49）。班固在《燕然山铭》中形容这次战役，“上以摅高、文之宿愤，光祖宗之玄灵；下以安固后嗣，恢拓境宇，振大汉之天声。兹所谓一劳而久逸，暂费而永宁者也”（《后汉书·窦宪传》）。此论绝非过誉之辞。




永元三年（91），窦宪“遣左校尉耿夔、司马任尚，出居延塞，围北单于于金微山，大破之，获其母阏氏，斩名王以下五千余级；北单于逃走，不知所在，出塞五千余里而还”。此次出击，史称“金微山之战”，不仅是“自汉出师所未尝至也”（《通鉴》卷49），而且使历时三百年之久、并曾一度让西汉王朝遭受屈辱的匈奴之患，从此彻底解除。
上述辉煌战绩，较之西汉鼎盛期的武帝年代，实有过之而无不及。《后汉书》作者范烨曾对此作了客观的评述：“卫青、霍去病，资强汉之汉，连年以事匈奴，国耗太半矣，而猾虏之未胜。后世犹传其良将，岂非以身名自终耶！窦宪率羌胡边杂之师，一举而定朔庭，至乃追奔稽落之表，饮马北鞮之曲，铭石负鼎，荐告请庙，列其功庸，兼茂于前多矣！而后世莫称者，章末衅以降其实也。”（《窦宪传论》）这段论述，多少说明了历来扬先汉而抑后汉的缘由。两者优劣，甚为清楚。
东汉中期以后，朝政日渐混乱，“逮桓、灵之间，主荒政谬，国命委于阉寺”（《后汉书·党锢列传》）。桓、灵二帝在位时，宠信宦官，纲纪败坏，历来受到史家的责难。他们不仅被视为“亲小人，远贤臣”的典型，也成了后汉倾颓的罪魁祸首。这两任皇帝固然俱都昏庸无能，但如将后汉的衰亡完全归咎到他们身上，甚至以偏概全地用“亲小人，远贤臣”指代整个后汉王朝，实在有违史实。
东汉宦官参政始于中期，当时“和帝即祚幼弱”，朝中外戚专权，“所与居者，唯阉宦而已。故郑众得专谋禁中，终除大憝。遂享分土之封，超登宫卿之位。于是中官始盛焉”。由此可以看出，宦官之所以受宠信，缘于外戚之患；而以宦官制外戚，后汉自此开创先例。其后，“孙程定立顺之功，曹腾参建桓之策”，宦官之专擅遂一发而不可收拾，终至“东都缘阉尹倾国”《后汉书·宦者列传》）。
然而，“亲小人，远贤臣”，又绝非后汉之独有景象。以先汉而言，上自高祖，下至哀、平，宠幸佞臣可谓历代相承，即使为史家称道的“文景之治”也不例外。而自元帝以下，更是昏君辈出，较之后汉桓、灵二帝，决无逊色。其中又以哀帝对“董贤之宠尤甚，父子并为公卿，可谓贵重人臣无二矣”。事情还不止此，哀帝甚至“欲法尧禅舜”，将帝位让与董贤。如果不是后来这位皇帝短命夭折，刘氏江山恐早已易姓。故班固认为，“汉世衰于元、成，坏于哀、平”；究其原由，“咎在亲便嬖，所任非仁贤”（《汉书·佞幸传》）。这些话是很有见地的。
清代金圣叹评选的《必读才子书》，对《出师表》有一段见解深刻的评语：“国事实当危急存亡之际，而此日嗣主方在醉生梦死之中”，“此表所忧，不在外贼，而在内蛊也”。这里道出了诸葛亮上书的背景。所以，《出师表》中这段言论，其用意不在论史，而是借此诲诫后主刘禅。基于这样的原因，文章中某些论述出现夸大或片面之处，也是不难理解的。但后人却将这段话奉为史论的至理名言，广为引用，这恐怕已经出乎诸葛丞相的意料之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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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经济论，并无后汉倾颓（不过东汉后期，确是民不聊生）。我想这是指政治和军事方面。东汉出现了大量的儿童皇帝甚至婴儿皇帝，也就伴随着大量的后宫掌权，太后的家人不论才能，都大受重用。由于这个原因，宦官势利也非常强大，几乎可以与明朝相比。这样的状况绝配不上一个兴字。
东汉时期，无论对外还是对内战争，都再也没有汉景帝平定诸侯叛乱的胆略，更没有汉武帝拍卫青、霍去病直捣匈奴老巢的的豪情。一个黄巾之乱就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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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经济论，并无后汉倾颓（不过东汉后期，确是民不聊生）。我想这是指政治和军事方面。东汉出现了大量的儿童皇帝甚至婴儿皇帝，也就伴随着大量的后宫掌权，太后的家人不论才能，都大受重用。由于这个原因，宦官势利也非常强大，几乎可以与明朝相比。这样的状况绝配不上一个兴字。
东汉时期，无论对外还是对内战争，都再也没有汉景帝平定诸侯叛乱的胆略，更没有汉武帝拍卫青、霍去病直捣匈奴老巢的的豪情。一个黄巾之乱就让东汉名存实亡，群雄割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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