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24史的蔡东籓的基本情况哪位学者能给介绍一下?最好详细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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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东藩(1877—1945),名郕,字椿寿,号东藩,萧山临浦镇人.自幼聪颖好学,儿时阅读《资治通鉴》等史书,时人称为“神童”.光绪十七年(1891)中秀才.宣统元年(1909)中省优贡生.1910年朝考以优入选,翌年春赴福建以知县候补.因不满官场恶习,月余托病回乡.辛亥革命后,应好友之邀,到上海会文堂新记书局任编辑,修撰《高等小学论说文范》、《中等新论说文范》、《清史概论》等书.从1916年至1926年的十年间,蔡东藩写成历朝通俗通义,有：《前汉通俗演义》、《后汉通俗演义》、《两晋通俗演义》、《南北史通俗演义》、《唐史通俗演义》、《五史代通俗演义》、《宋史通俗演义》、《元史通俗演义》、《明史通俗演义》、《清史通俗演义》、《民国通俗演义》(部分).全书共11部、45册、1040回、600余万字,记述了从公元前221年到公元1920年间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该书在史料上遵循“以正史为经,务求确凿,以轶闻为纬,不尚虚诬,的原则；在体裁上突出“义以载事,即以道情”的特点,并且自写正文,自写批注,自写评述.在撰编《民国通俗演义》中,对清廷之腐败,予以抨击,其间曾收到恐吓信及子弹,迫其修改,蔡不变初衷.
蔡东藩兴趣广泛,学识渊博.除历史演义外,尚著有《留青别集》、《留青新集》、《客中消遣录》、《楹联大全》及诗集《风月吟稿》、《写忧草》等.在居乡期间,曾随岳父习医,写成《内科临症歌诀》4卷,并任临浦小学国语教师,后又设私塾授学.对语文教学提倡“学以致用”,力主革新.蔡东藩晚年生活艰辛,以行医、卖文为生.1945,年3月病死于所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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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父蔡东藩是一位卓越的历史学家和演义作家.他在国事维艰、风云变幻的历史大变动时代,怀着救国救民的抱负,撰写了700万字左右的历史演义,其朝代之多,人物之众,篇幅之长,确实是空前的.
1877年(清光绪三年,岁次丁丑)农历六月十三日,祖父生于浙江省山阴县临浦牛场头 (今属萧山县)一个店员的家庭里.幼名椿寿,稍长取名郕,号东藩,有时写成东帆或东×.
祖父幼年时,家境穷困,曾祖父蔡文杰,是临浦一家丝行的店员,工资微薄,备受老板的剥削与压迫,极力想摆脱这种境遇,因此,就把三个女儿嫁给农村里的自耕农,叫三个儿子用功读书,以求改变穷困的处境.
祖父6岁左右,就跟随哥哥读书.不久大哥去世,就靠二哥对他教学.二哥比他大四五岁,天资聪颖,学习认真,十多岁时,已博览群书,能诗善文.当时亲友都目为“神童”,全家人的希望都寄托在祖父的二哥身上.可是事情恰恰出于意料,祖父的二哥患了足疾,逐渐不会行走,医治无效,夭折了.
曾祖父母因长次两子相继去世,就把希望全寄托在祖父身上.可是家境贫困,无力给他求学,没奈何只好到富家为公子当“伴读”.这样,可以有机会听老师讲课,又不需学费,且还有伙食供应.但祖父从小秉性刚直,不喜逢迎,“伴读”生活寄人篱下,心情总不舒畅.他的二姐夫田沛鋆家境较好,一心要参加科举考试.为了互相切磋,就请祖父到他家去共同学习.
祖父14岁时．和二姐夫一道去考秀才.田沛鋆比祖父大20岁左右,身体魁梧,而祖父身材瘦小.考秀才需经过县考和府考,进考场人很拥挤,田沛鋆力大,双手挽着两只考篮,在前开路,腰中系着一根布带,叫祖父拉住裤带,跟在后面,别人看起来好像父子同进考场那样.经过县考、府考后,祖父和田沛鋆都考中,而祖父的名次远远在二姐夫前面.这次临浦考中秀才的有好几个,数我祖父的年龄最小.从此,他的名字就在附近传开了.
此后,祖父经友人介绍,到杭州一满族人家做家庭教师.那家有两个儿子要他教学,大的年龄比他稍大,小的也与他差不多.全家人对祖父比较尊敬.
我的曾祖父母长期来由于生活贫苦,又遭长次两子先后去世,忧郁成疾.虽然祖父中了秀才,心里有些高兴,但积疾难医,因此,不久相继去世.祖父只好向二姐夫田沛鋆家借债办理丧葬.
适值这年是乡试之年,祖父的才学在附近有些名气,这时就有人来请他去做“枪手”,就是冒名顶替去考试.他明知干这样的事有着极大的危险,但为了偿还债务,就下决心“铤而走险”,给人家考取了举人,得到了一笔钱,还清了旧债.自那以后好几次乡试(一般每隔三年举行一次),他仍然去做“枪手”,给人家考取举人.过了好几年,祖父在杭州教学的那家人的两个儿子,都已中了秀才.有一年,师生三人同去参加考试.进了试场后,他认真构思,尽力把文章写好.中秋前夜,祖父已把文章写好,誊写清楚,自己看看比较得意.
不料第二天早上,同去参加考试的两个学生,为了孝敬老师,欢度中秋,送来了一碗蒸鸡.祖父在逊让时,不慎把鸡汤晃出了许多,恰巧旁边放着誊写好的试卷,这鸡汤就沾湿了试卷,于是印格子的红色渗开,有的字迹模糊难辨.由于时间紧迫来不及重抄,没奈何把这样的试卷缴了上去,发榜时名落孙山.幸亏他对功名不大看重,情绪上还没有什么波动.
那时的中国,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入侵,清政府对外屈辱投降,贪官污吏遍地,人民生活困苦.祖父想找一条出路,为国为民做一点事情,于是去参加优贡的考试.先是省里考,成绩优异,被录取了；接着到北京去参加朝考,被录取在100名之内,属于优等.发榜后,他曾去朝见过皇帝.祖父对我说过：“说起这件事真好笑,比演戏还不如.为了朝见,花了一大笔钱,去购买了一套绣花衣帽.半夜里就在朝见的殿外等候.等到天将黎明,由太监传出话来,说是朝见皇帝了,于是跟着大家进了殿门,跟着大家跪下叩头,跟着大家叫万岁.这样身不由主地搞了一段时候,总算朝见结束,各自可以回去了.天晓得,不但皇帝的影子没有看到,而且连什么大臣的影子也没有看到.”
祖父被分发到福建省以知县候补.这对他来讲,一方面有些高兴,但另一方面也有些踌躇.他想,到福建去的一切费用如何设法?后经亲友们的帮助,才到了福州.未经仕途的祖父,哪知当时官场的陋俗恶习.一个远道而来的候补知县,在省城里有谁看得起!祖父没有向巡抚、臬台、藩台等衙门的守门人送上钱,连会见这些大官的机会也没有.虽几经周折,能与这些大官相会,他们又哪里把他放在眼里!官场中的应酬,吹牛拍马,尔虞我诈等,天真的祖父都不甚了了,待稍有觉察,也不肯仰人鼻息,轻易折腰,因此在福州不愉快地住了一个多月,就称病回家.这时正是1911年(辛亥)的夏天.
祖父从福建回来后,痛恨清政府的腐败和官场的黑暗,决心跳出仕途的圈子.当时,他有个好友邵希雍,字廉存,号伯棠,山阴县(今萧山县)下邵村人,知道祖父的情况,称赞他是“悬崖勒马,智士也.”邵希雍长住上海,曾著《高等小学论说文范》,由上海会文堂新记书局出版,风行全国.邵拟续著《中等论说文范》,但国事多抽不出时间,想聘请祖父参加编撰.祖父欣然应聘.此时,适逢辛亥革命,祖父对辛亥革命是欢欣鼓舞,尽情歌颂的,这在《中等论说文范》一书中充分反映出来.
他在该书的自序中说：“窃谓为国民,当革奴隶性；为新国文,亦不可不革奴隶性.”“但能理正词纯,明白晓畅,以发挥新道德、新政治、新社会之精神,为新国民之先导足矣.”自《中等论说文范》由上海会文堂新记书局出版后,他就常常与该局打交道了.邵死后,会文堂新记书局因邵著的《高等小学论说文范》需要修改,也请他执笔加工.从此,祖父陆续替上海会文堂新记书局编撰了《写信必读》、《楹联大全》、《留青别集》、《幼学故事琼林续集》、《客中消遣录》等书.这些书的发行量倒也不少.这样,他与该局的关系就更加密切了.
祖父一生所走过的道路是崎岖的.他在家庭里所遇到的,也多是不幸的事.他两个哥哥死去不久,父母就先后去世.接着,嫁在农村的三个姐姐,都患肺病,相继死亡,她们没有一个生男育女.祖父20多岁时,与一王姓农家女子结了婚,生二子.长子震濆,就是我的父亲；次子不满10岁,患急病夭亡.这王姓祖母与祖父相处不几年,就与世长辞了.
后来,有个黄姓名医看中祖父,将其女许配给他.祖父曾讲起这个祖母,知书达礼,能文善诗,平日夫妻同写诗文,互相切磋,还从她那里学到不少医学知识,真是伉俪情深,相依为命.她曾生一女,但好景不常,爱女突患重病,多方求医无效,不几日也夭折了.女死母哀,这第二个祖母总是忧郁难解,不久也就永别人世.这对祖父来讲,是莫大的打击.
此后,祖父又与一韩姓店员之女结婚.这第三个祖母体质较差,平时多病,始终不孕.当时,祖父的子女仅存我的父亲震濆,但父亲一向多病,因此稍长后,祖父就叫父亲到杭州中医专科学校求学,使他懂得一些医药知识,一方面可以注意自己身体的调理,另一方面可以解救人们疾病的痛苦.
国难家愁犹如无情的冰雪阵阵向祖父袭来,而他具有强烈的爱国思想和事业心,好像岁寒的松柏、怎肯甘心老死牖下!辛亥革命以后,他念念不忘是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安危,群众的疾苦.他热情拥护共和,赞成民主；坚决反对帝制,憎恨专制.他在当时“演义救国”思潮影响下,就着手撰写历史演义.
1915年到1916年间,他写了《清史通俗演义》.其间呕心沥血,艰辛努力,颇曲折复杂.现择其主要的缕述于下：
一、辛亥革命以后,虽然建立了中华民国,但政治多变,危害民主共和,祖父对此痛心疾首、力图以通俗的历史演义,唤起民众,挽此狂澜.他当时曾说：“孰知时事忽变,帝制复活,筹安请愿之声,不绝于耳.几为鄙人所不及料.”他写《清史通俗演义》就是针对这一实际情况,提出“关于帝王专制之魔力,尤再三致意,悬为炯戒.”
但这谈何容易!就是他的亲友,也不断向他进言,貌似忠告,实则阻挠.如他的邻居李马鉴,是一个清廷遗老,得知祖父在写清史,就絮絮叨叨来述说清王朝的功绩,赞扬君主制度的优越.还有友人沈幼贡,本着反清复明的旧思想,也在祖父面前常嘀咕清朝是“胡人犬种”.
这些思想在当时社会上是有一定市场的,而祖父的主张是：应当尊重历史事实,全面考虑.“夫使清室而果无失德也,则垂到亿万斯年可矣,何到鄂军一起,清社即墟?然苟如近时之燕书郢说,则罪且浮于秦政、隋炀,秦隋不数载即亡,宁于满清而独永命,顾传至二百数十年之久欤?”从而吸取经验教训,体会“仍返前清旧辙”是逆于潮流.“以之供普通社会之眼光,或亦国家思想之一助云尔.”他自信、坚韧,排除形形色色的其他说法,废寝忘食地搜集资料,夜以继日地埋头赶写.
二、当时祖父虽与上海会文堂新记书局有一定的联系,但他不善于交际,与该局的经理和老板们谈不上有什么深厚的友谊,更何况他写的《清史通俗演义》有其独特的见解,与拥满复清、排满复明的思想大相径庭,与攀鳞附翼、见风使舵的人认识很不一致.他满怀热情地与该局经理、老板们联系,陈述自己写《清史通俗演义》的打算,但多次遭到奚落和嘲讽.祖父虽然得不到会文堂书局的支持,坦他的信念始终没有动摇,坚信自己的主张是正确的,对社会是有益的,今后定会有出路的.
写好的稿纸—天天增多,祖父脸上的眉结却很少能看到有解开的时候.因书将告成而出版在何处的问题萦绕在他的脑际,其忧心忡忡要不露之于形是很难控制的了.为了自己的理想能付诸实现,就不断地设法与上海大东、广益等书局联系,请求考虑出版他的《清史通俗演义》.可是事与愿违,均遭拒绝.
1916年春,《清史通俗演义》100回写就,“举总统孙文就职,逊帝位清祚告终”的末回跃然纸上.他反复综观全书,亦颇自得：“著书人或详或略,若抑若扬,皆斟酌有当,非漫以铺叙见长,成名为小说,实侔良史.录一代之兴亡,作后人之借鉴,是固可与列代史策,并传不朽云.”但事非经过不知难,这在“四子拦壁角”的时候,祖父彷徨终日,一筹莫展.一日,祖父把这事与孔孝赓商量,孔安慰他说：“事情很凑巧,我正有事赴沪,你不妨把《清史 通俗演义》的底稿交给我,由我托人与那里的几家书局去联系,你不要焦急,天无绝人之路.”
孔去沪三月,杳无音讯,祖父心急如焚,屡屡写信催问,偶接一二复信,往往答非所问.祖父素知孔乐于助人,但这次一则拖延时日,二则回信言辞闪烁,游移不定,感到奇怪.
又是一月过去了.祖父终于等到了孔孝赓来访.孔一见祖父就诙谐地说；“我去沪四月,先无消息,后少实耗,你一定感到出于意料了吧?如此大事,如此荒唐,岂非咄咄怪事!”接着孔就原原本本地说了个大概：“我去沪的路上就盘算好,这次的主攻方向应当是会文堂新记书局,但不能单打一,必须与大东、广益、群智等书局接触,多方联络,使他们相互之间有所竞争.
后来,我确实按这打算办事,他们看了底稿,有的婉言拒绝,有的随口敷衍,有的吞吞吐吐,总没有接受出版之意.时间过得很快,一拖三月.这时,我很急,你也急了.那我想只好使用‘杀手锏’了,成败得失,在此一举.我就托人放出风去,大东书局已考虑出版蔡东藩的《清史通俗演义》,不日就可成交.
隔天晚上,会文堂新记书局的王经理就来找我,要我把底稿交给他,说什么蔡氏的著作该局已出版过好几部,现在应当继续.最后言明稿酬为200元.原来我打听到该局的经理和老板完全从商品的角度出发,所以不肯放手,抓到手就要煞价.”最后孔以询问的口气说；“进程如此,你意如何?”
此后,祖父所写的《清史通俗演义》就由上海会文堂新记书局出版了.
三、祖父写《清史通俗演义》时,“清代尚无正史,私家著述亦不数百货觏.”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把自天命纪元起,至宣统退位止,共297年的主要历史事实,串连起来,就需苦心经营.所写的属于“演义”,单是说说巨政是不够的,必须穿插一些琐录,才能有血有肉,形象感人.以他自己的话来说是“几经搜讨,几经考证,巨政固期核实,琐录亦必求真.”祖父博览群书,相互印证,达到融会贯通,有机结合.这里仅举两例以为佐证.
1、祖父写顾治帝入关后,涉及清将豫亲王多铎的事迹,他就记得年轻时看过墅西逸叟著的《过墟志感》和经过毛祥鳞改写的《孀姝殊遇》与此有关.就在写清兵南下,攻入扬州、南京后,摄政王多尔衮命多铎回朝休养时,插入了孀妹刘三秀与豫亲王多铎奇遇的故事,这就增加了“演义”吸引人们阅读的魅力.
2、祖父写到雍正时的年羹尧,觉得要刻画年的性格特征的材料不足,就着意搜集.他觉得《客中闲话》一书中有一篇《公大将军延师》,其中的公大将军是与年羹尧的情况相符的.于是在写年羹尧是雍正的心腹臣子,有拥戴大功,得到宠遇时,安排了年羹尧延师的情节,从而更加生动地刻画出年羹尧骄纵专横的形象,有力地揭露了封建官僚穷奢极欲,嗜杀成性的本质,以及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血淋淋的人吃人的关系.
祖父写的历史演义,可分三类：
其一是从秦始皇起,一直写到1920年,共写了2166年的事情.具体的名称是：
《前汉通俗演义》 (附秦朝)100回
《后汉通俗演义》 (附三国)100回
《两晋通俗演义》 100回
《南北史通俗演义》 100回
《唐史通俗演义》 100回
《五代史通俗演义》 60回
《宋史通俗演义》 100回
《元史通俗演义》 60回
《明史通俗演义》 100回
《清史通俗演义》 100回
《民国通俗演义》 120回（另外许廑夫续写40回,计160回）
共1l部,1040回,字数600万左右.总的名称叫《历朝通俗演义》,或叫《中国历代通俗演义》.
这11部书,祖父不是顺着朝代次序写的,他成书的次序是：一、清史.二、元史.三、明史.四、民国史.五、宋史.六、唐史.七、五代史.八、南北史.九、两晋史.十,前汉史.十一、后汉史.上海会文堂新记书局陆续印行这11部演义,《清史通俗演义》最早,出版于1916年7月,《后汉通俗演义》最迟,出版于1926年9月.开始印的都是有光纸石印插图本,当时这套书的销行量非常大.到了1935年,会文堂新记书局又把它全部改为铅印本,加上许廑父续的《民国通俗演义》后面的40回,总的书名称《历朝通俗演义》,分装40册.另刊《历朝通俗演义改版印行缘起》一册,把全书的序文和每部的回目集合在一起.这一次重印版,其销量又大大超过了前次.
其二,是《西太后演义》或叫《慈禧太后演义》,30万字左右,一九一六年由上海会文堂书局出版.
其三,是增订了《历朝史演义》.这是清初新昌吕安世所著,祖父作了增订.从盘古开天辟地起,一直写到清朝, 字数50万字左右.由上海大东书局出版发行.
祖父写这些演义,搜集考证史料,不遗余力.
一、他写《元史通俗演义》,知道这是棘手的事情.因为《元史》过于简单.商辂等撰的《纲目》,薛应旗作的《通鉴》,陈邦瞻著的《纪事本末》缺漏很多；《皇元圣武亲征录》、《元秘吏》、《丙子平宋录》、《庚申外史》、《元朝名臣事略》、《元儒考略》等,均有一定的局限性.此外可作为《元史》考证的,有《蒙鞑备录》、《蒙古源流》、《元史译文补证》等,亦未详备.
为此,他尽力搜集东西史籍译本.就西洋史籍译本来讲,觉得于蒙古西征时,较中史为详,且于四汗分封,及其存亡始末,亦足补中史之缺,足资参考.他所编写的《元史通俗演义》60回,是融会中国和东西洋史籍而成,从而“元代先世及深宫轶事,外域异闻,凡正史之所已载者,酌量援引,或详或略；正史之所未载者,则旁证博采,多半演入.”
如窝阔台汗执政时,曾令拔都为统帅,速不台为先锋,率军西征钦察,即俄罗斯东部；并分兵入波兰、入马加,则已到东欧.马加即匈牙利,其北是奥地利,亦称奥斯,向与匈牙利或分或合,与匈牙利合时,则称奥斯马加.奥斯马加之西,是德意志联邦,日耳曼与捏迷思,皆德国联邦之一部分.蒙古军亦曾至奥斯、日耳曼与捏迷思.明宋濂等修的《元史》,因欧亚间之地理未明,所以关于拔都西征事,多略而不详.清末民初所译的西史,亦人地杂出,名称互歧.祖父写这些史实,就反复参考中西史乘,两两对勘,择要汇叙,各取所长.他自己说过：“是足以补中西史乘之缺,不得以小说目之.”
二、祖父写《民国通俗演义》的时候,社会上未见有民国史的书籍,而他则敢于撰写,从此可以看出他的胆识和才能.许廑父称赞他说：“蔡子嗜报纸有恒性,搜集既富,编著乃详,益以文笔之整饬,结构之精密,故成一完善之史学演义,出版后不胫而走遍天下.”祖父在该书中比较详细地记述了辛亥革命、孙中山下野、袁世凯称帝、蔡锷讨袁、张勋复辟、五四运动等重大历史事节的始末,其中有机地穿插有关的轶闻趣事,做到“语皆有本,不敢虚诬．笔愧如刀,但凭公理.”
如祖父写蔡锷与袁世凯斗争的情况,搜集了丰富的材料,加以整理,写出了袁世凯老奸巨猾,忌恨蔡锷,杀之不能,乃欲豢之；豢之不足,乃更宠之.而蔡锷自是英杰,身处旋涡.苦心孤诣,不惜自污,极力设法,以求有济.与蔡锷打交道的小凤仙,慧眼识英雄,尤足为红粉佳色.对小凤仙的评价很高：“巾帼中有是人,已为难得；妓女中有是人,尤觉罕闻.”祖父所写小风仙的身世和特征是：“小凤仙浙江钱塘县人,流寓京师,堕入妓籍,隶属陕西巷云吉班.相貌不过中姿,性情却是孤傲,所过人一筹的本领是：粗通翰墨,喜缀歌词,尤生成一双慧眼,能辨别狎客才华,都中人士,都称她为侠妓.”关于小风仙的文字记载,最早只有蔡东藩的《民国通俗演义》里才能找到.
三、祖父写历史演义的主张是“以正史为经,务求确凿；以轶闻为纬,不尚虚诬.”他在《宋史通俗演义》的序文中说：“宋代小说,不一而足,大约荒唐者多,确凿者少.龙虎争雄,并无其事；狸猫换主,尤属于虚.狄青本面涅之徒,貌何足羡?庞籍非怀奸之相,毁出不经.岳氏后人,不闻朝中选帅.金邦太子,曷尝胯下丧身?种种谬淡,不胜枚举.而后世则以讹传讹,将无作有,劝善不足,导欺有余.为问先民之辑诸书者,亦何苦为此凭虚捏造,以诬古而欺今乎!”他担心读者虚实难辨,误实为虚,蒙受不正确的历史知识,因此常作说明.如《宋史通俗演义》16回写到陈抟之死时说：“陈抟系一隐君子,独行高蹈,不受尘埃,若目他为仙怪一流,实属未当.俗小说中或称为陈抟老祖,捏造许多仙法,作为证据,其实荒唐无稽,请看官勿所惑哩!”
祖父在《中华全史演义》中写到春秋晋国时,涉及赵氏存孤之事,其中提出：“《史记》载有屠岸贾为难,及程婴、公孙杵臼存孤事,不知何据.或曰此汉韩信存孤事.”接着扼要地说明了故事的梗概,点明：“因汉人为之立传,不便言明,遂以吕后为屠岸贾,以韩为赵,以萧何家为公宫,而程婴、公孙杵臼,乃韩信客名,司马迁作《史记》因之,遂为千古之疑案.”祖父敢于对太史公司马迁所作之《史记》质疑,实属有独到之处.
祖父对历史上的民族英雄,正直廉洁的人物,表示尊敬,加以表扬,但也不盲目崇拜.祖父曾讲起过‘“我撰写宋史时,写到陆秀夫在厓山患难之中,尚日书《大学》章句,训导嗣君,我就给陆加了批语：‘其行甚迂,其志可哀!’”
祖父在10年多一些时间中,陆续写出了700万字左右的历史演义,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惊人的事情.他在社会上屡遭颠沛,在家庭内又常遇不幸．这一切没有使他颓丧消沉,反而经过考验和锻炼,使他更加坚强无畏.他写出了《清史通俗演义》,交给会文堂新记书局付印.仅拿了微薄的一点稿费.后来继续撰写,该书局与祖父订约,每月拿60元工资.他在名利上从不计较.当他在写这些历史演义的时候,适值我祖母和父亲多病之秋,而他毫不动摇,还是夜以继日地撰写.记得小时候,祖母曾经这样说过：你祖父废寝忘餐地写演义,积劳成疾.我劝他要好好注意身体,慢慢地写.你祖父却说：“救国要紧,我的生命可置之度外.”我又劝你祖父,多拖一个月,可多得60元钱,何必这样赶紧呢?你祖父又说：“钱是身外物,我从不考虑,宁可官不做,来写这历史演义,当然是越快越好啊!”
祖父的辛勤劳动所得无几,却替会文堂新记书局的老板赚了大量的财富,这是书商对他的无情剥削.1935年《历朝通俗演义》全书铅印再版,那时祖父还健在,而该书局的老板就没有与他联系,不请他自己再写几句话,却找了个与这部书毫无关系的卢冀野,在每一部书的前面,各写了一篇与本书不大相干的序言.这卢冀野甚至连祖父作书的次序也没有看清楚,误认为从秦开始,按照朝代的先后依次写到民国的.
祖父在写《民国通俗演义》时,曾有这样一件事：他写好了80回,上海会文堂新记书局就迫不及待地出版了.一天有个军官到该局找蔡东藩,气势汹汹.后来知道不在,留下一张条子和一小包东西.条子里写的是对祖父进行恫吓的话,小包里是两颗子弹.会文堂新记书局的经理把这经过转告了祖父,他知道后非常气愤,理直气壮地说：“要我改变观点是不可能的,我坚决拥护‘民主’、‘共和’”.从这一事例中,可以看出祖父在强暴面前是决不屈服的.
祖父写历史演义的l0年多,由于他常常不顾劳累,废寝忘食,所以渐得胃病.书成之时,胃病愈重,其精力就日益不济了.
祖父年轻时,到杭州担任家庭教师,到绍兴一所中学里做过国文教师,在临浦小学里也兼过课.写《中等论说文范》时,曾与邵希雍谈及对教育的看法.邵在该书的序言中说：“吾同学友蔡君东藩,究心教育有年矣.……夏初与晤申浦,纵谈当世事,蔡君以教育急进为第一义,余深韪之.”“教育救国”,对祖父来说是根深蒂固的.因此从1927年起,他又在临浦小学任过一段时间的国文教师.后来身体愈差,只在家里教学几个亲友的子女,最后就是教我的哥哥和我了.

蔡东藩(1877—1945年)，名郕，字椿寿，号东藩，萧山临浦镇人。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秀才。宣统元年(1909年)考取省优贡生。二年朝考入选，翌年春去福建为知县候补。因不满官场恶习，不久托病回乡。辛亥革命后，到上海会文堂新记书局任编辑，修撰《高等小学论说文范》、《中等新论说文范》、《清史概论》等书。从民国5年(1916年)至15年的10年时间里，先后完成演义体历史小说《历朝通俗演义》，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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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东藩(1877—1945年)，名郕，字椿寿，号东藩，萧山临浦镇人。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秀才。宣统元年(1909年)考取省优贡生。二年朝考入选，翌年春去福建为知县候补。因不满官场恶习，不久托病回乡。辛亥革命后，到上海会文堂新记书局任编辑，修撰《高等小学论说文范》、《中等新论说文范》、《清史概论》等书。从民国5年(1916年)至15年的10年时间里，先后完成演义体历史小说《历朝通俗演义》，全书共11部、45册、1040回、600余万字，记述了从公元前221年到民国9年间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该书在史料上遵循“以正史为经，务求确凿；以轶闻为纬，不尚虚诬”的原则；在体裁上，既保持了演义体历史小说的风格，又自写批注、评述，凸显其正史笔法。蔡东藩兴趣广泛，学识渊博，其著作除历史演义外，还有《留青别集》、 《留青新集》、《客中消遣录》、《楹联大全》、《内科临症歌诀》及诗集《风月吟稿》、《写忧草》等。16年，因病辞职回家，居乡期间，曾随岳父习医，并任临浦小学国语教师，后又设私塾授学。晚年以行医、卖文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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