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本善”和“人性自私”该如何理解它们之间是否矛盾

“人性本善”和“人性自私”该如何理解它们之间是否矛盾
“人性本善”和“人性自私”该如何理解
它们之间是否矛盾

“人性本善”和“人性自私”该如何理解它们之间是否矛盾
儒家是一个完整的哲学系统,以人性论为其核心,上承天命观,下启伦理学与各种应用哲学.《中庸》开宗明义肯定这一系统为：“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此中理解之关键在于：“何谓人性?”
关于“何谓人性”一问题,古今各家各派言人人殊,难求共识.儒家的看法呢?论者常以“性善”或“人性本善”答之：这若不是用词不当,就是欠缺考虑,不然竟是不负责任了.任何哲学理论皆须兼顾三条件：基于经验观察,合乎理性反省,指示理想途径.而“人性本善”岂能漠视人类与个人的罪行恶迹,岂能合理说明人在面对善恶时之挣扎,又岂能昭示人群行善避恶之必要与人生幸福之所依?
因此,本文主张：儒家（指古典儒家,主要包括《论语》、《孟子》、《荀子》、《易传》、《中庸》五书）对于人性的看法是“人性向善论”.以下依次说明：何谓人性向善?其正确性,亦即符合儒家原典的程度,如何?以及就其适用性而言,能否对实际人生产生启发作用,甚至对现代化发生一定的助力?
一、何谓人性向善
谈到人性,立即面临一个明显的吊诡,就是：一方面人有共同的本性,另一方面这个本性又难以掌握,因为它显示为一种趋向.以下略作说明.
我们对于人类以外的天下万物,都可以问：“它是什么?”因为万物不论是具有物质,具有生命,或具有意识,如矿物、植物或动物,都有明确的“本质”,可以让人清楚理解.唯独对于人,不能询问：“人是什么”因为人的意识达到反省阶段,展现自我意识,可以以自我为中心,从事自由的选择.人的选择构成了人的内涵,因此若由先天界定“人是什么”并无多大意义.如果询问：“人是什么?”就等于在隐然中假定人与万物无异,是某种具有固定不移的本质的东西.这样问,完全忽略了人的特性正在于人的自由,可以选择“成为”这样或那样的人.换言之,我们只能对人询问：“人能够成为什么?”
其次,人性在于“能够成为”的动态变化中,亦即在于自由选择的能力中,但是这种自由选择不是没有方向,没有目标的.人的自由不是盲目任意、为所欲为的,而是以“良知”之“安不安”与“忍不忍”作为引线的.那么,什么是“良知”?良知不能离开人的行动来孤立地加以理解.你不行动则已,你一行动则良知随之表现或强或弱、或明或暗的反应.人的行动中,有部分与良知无关,如出自生物本能的需要之满足,饿了要吃,困了要睡；我们无法从这一类行动看出人之所以为人的特性.但是,除此之外的行动,则大多生于自由抉择,结果则或是符合良知或是背离良知.我们经常在判断别人,也在判断自己；我们常为某些人的行为觉得遗憾,也常为自己的行为觉得后悔.我们当然也有欢欣快乐的时候,但是真正的满足往往并非得之于外,而是得之于内的.
因此,“人能够成为什么?”对这个问题的省思已经告诉我们：人性是一种趋向,是开放的、动态的,是等待被实现的潜能.趋向什么呢?趋向于“善”.前面说过,人性的趋向受到良知指示,现在又说人性是趋向于善；那么,良知与善有何关系?它们若是同一,则无异于说人性本善,并且难脱循环互证之嫌.它们若有别异,又当如何理解?
首先,良知不宜以善恶规定,因为良知只是人所特有的高级本能,无所谓善恶,但是却在一直发生“安不安”与“忍不忍”,由此而对各种实存处境提出因应之要求.这种要求则与善有关,是为“善端”.但是什么是“善”?简单说来,“善”是两个主体之间适当关系之满全.若无“两个主体”（引申至多数主体）,则无善可言,譬如漂流到荒岛上的鲁宾逊就无善可行亦无恶可避；若“适当关系”不明,搞不清楚两者之间是父子还是兄弟还是朋友,又岂能谈应该如何；若未能“满全”,则是一种缺乏与遗憾,由此滋生“恶”.如果对于“善端”旦旦而伐之,则恶行积累,习为自然,非谓人性有恶.良知可以被遮蔽、扭曲、模糊,但绝不会消失；只须给它机会,仍旧会发出呼声.但是终究有些人冥顽不灵,无动于衷,这时谓其“非人”可也,把他们排斥于人类之外,而保障了“人”的界说之普遍有效.
如此定义之“善”,已超出人性本善论的窠臼.换言之,善之动力与要求是来自内在良知的,但是善之内容与判断准则必须兼顾外在处境,如参考每一传统的既成规范,如礼乐制度.孔子强调学习,立于礼乐,正因为礼乐是成就善行的条件.无礼乐,则人与人之间的适当关系无从定位,行善的内在动力亦无由实现.礼乐是外在的规范,亦是相对的,会随着时代而兴革损益,因此必须时时以内在的动力去贞定之.但是若无礼乐,则民无所措其手足,更谈不上实现人性了.
因此,人性向善论不仅掌握人与万物的差异,而且肯定教育学习与社会规范之意义,同时保存内在良知的特殊价值,以之界定人格的尊严与人生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