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时期的国学与近代以来国学的区别

西周时期的国学与近代以来国学的区别
西周时期的国学与近代以来国学的区别

西周时期的国学与近代以来国学的区别
1 国学复兴静悄悄[转]
国学是国家成立的根本、根基和源泉,国学亡而国必亡,国学兴而国自立,国学与国家命运息息相关,存亡相依---学者
2004年11月21日,全球第一所孔子学院将在韩国汉城正式揭牌,目前海外孔子学院已经有100多所,今年5月29日,中国人民大学正式宣布在人民大学组建国学院, 最近国家汉语办公室主任许琳表示“随着海外孔子学院的扩增,国内建立孔子学院总院的进程一直在推进,预计在今年年内正式建成.” 由此看来,一个几乎被断裂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又悄悄地走向重新革命的前台.国学兴,民族旺.不知道国学是否能成为执政为国的新视野、新动向.
何谓国学,乃中华民族传统的人文社会学,就中国几千年的民族传统文化来看,国学又是以孔子代表的儒学为主体文化的民族传统文化.当然,我们也要看到,没有“政府对传统文化的重视前所未有的肯定和支持”,人民大学国学院的建立是绝无不可能的,因为,这涉及到从辛亥革命到现在100多年来反对、批判到摧毁以孔子代表的儒学为主体文化的民族传统文化的种种革命运动,其中也包括“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国学在中国古代是指国家教育管理机构和高等学府,其教育课程主要是《五经》、《四书》.这些元典文本经后来学者的不断诠释,使中华民族五千年文脉不仅绵延生生,而且强盛壮大.中国近现国学不是古代国学的断裂,而是在学术意蕴上的承传和发扬.20世纪初,鉴于中国严峻的内忧外患,为保国保种,救亡图存,而倡导国学,以与西学相颉颃,国学被作为立国的源泉,引起了国人的重视和关注.当今之世,国学虽屡经磨难,但否极泰来,在此国内外的新形势、新环境、新格局情境下,国学的教研要有全球的新视野,和合的新思维,变通的新理念,生生的新价值,现代的新方法,对国学做出新诠释.
国学自近代以来,被规定为中国固有的学术文化,而与古代有异.国学一词,较早见于《周礼·春官·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郑玄注：“谓以年幼少时教之舞.” 贾公彦疏：“此乐师教小舞.” [①]“国学”是指教育机构,或指教乐舞的机构.西周在王城和诸侯国国都都设有学校,分小学和大学.汉有太学,晋武帝咸宁二年（276）设国子学,与太学并立.北齐为国子寺,隋文帝时国子寺总辖国子、太学、四门[②]等学,炀帝时改为国子监.唐、宋以国子监总辖国子、太学、四门等学.元设国子学,有蒙古、回回国子学,明清为国子监,是教育管理机构.清光绪31年（1905）设学部,废国子监.
国学,指国家设立的学校.《新唐书》载：“高祖始受命,鉏纇夷荒,天下略定,即诏有司立周公,孔子庙于国学,四时祠.求其后,议加爵士,国学始置生七十二员,取三品以上子,弟若孙为之；太学百四十员,取五品以上；四门学百三十员,取七品以上.”[③]国学、太学、四门学在招生对象上是有等级区别的,人数亦殊,但年龄限制均为14岁——19岁,修业期限均为9年.《旧唐书》记载：“贞观二年（628）,停以周公为先圣,始立孔子庙堂于国学,以宣文为先圣,颜子为先师.大征天下儒士,以为学官.数幸国学,令祭酒、博士讲论,毕,赐以束帛.学生能通一大经巳上,咸是署吏.又于国学增筑学舍一千二百间,太学、四门博士亦增置生员……俄而高丽及百济、新罗、高昌、吐蕃等诸国酋长,亦遣子弟请入于国学之内.鼓箧而升讲筵者,八千余人,济济洋洋焉,儒学之盛,古昔未之有也.”[④]以孔子替代周公为先圣,立孔子庙于国学,这与《新唐书》所载稍异.值得注意的是,周边诸国酋长子弟亦申请入国学学习,国学成为当时高等教育的学校；太宗皇帝数次到国学,听祭酒、博士讲论,并赐束帛,这对于国学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但这种儒学昌盛的情况,没有维持很久,“高宗嗣位,政教渐衰,薄于儒术,尤重文吏……及则天称制,以权道临下,不吝官爵,取悦当时……因是生徒不复以经学为意,唯苟希侥幸.二十年间,学校顿时隳废矣.”[⑤]唐代国学的教职,主要由受俸禄的官员担任,并由政府资助学校财政.
2 国学复兴静悄悄[转]

国学作为中国古代教育管理机构和高等学府,西周时其教育内容大体是礼、乐、射、御、书、数,合称“六艺”.小学以书、数为主,大学以礼、乐、射、御为主.《汉书·艺文志》依刘向、刘歆父子的《七略》,把中华民族的学术概括为六类内容：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六艺包括小学,术数包括天文学和历法,方技包括医学.到了唐代,取士之科,多因隋旧.凡学六：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皆隶国子监.其科目有：秀才、明经、俊士、进士、明法、明字、明算、一史、三史、开元礼、道举[⑥]、童子.汉代以明经射策取士[⑦],隋炀帝置明经进士二科,唐以经义取士为明经,以诗赋取者为进士.明经有五经、三经、二经之分.“凡《礼记》、《春秋左氏传》为大经,《诗》《周礼》、《仪礼》为中经,《易》、《尚书》、《春秋公羊传》、《谷梁传》为小经.通二经者,大经、小经各一,若中经二.通三经者,大经、中经、小经各一.通五经者,大经皆通,余经各一,《孝经》、《论语》皆兼通之.”[⑧]唐科举考试的内容,亦即国子监所学内容.“天宝九载,置广文馆于国学,以领生徒为进士者.”[⑨]
唐太宗时,“冀州进士张昌龄,王公谨有名于当时,考功员外郎王师旦不署以第.太宗问其故.对曰：‘二人者,皆文采浮华,擢之将诱后生而弊风俗.’其后,二人者卒不能有立.”[⑩]给事中李栖筠等议：“汉兴,监其然,尊儒术,尚名节,虽近戚窃位,疆臣擅权,弱主外立,母后当政,而亦能终彼四百,岂非学行之效邪?魏晋以来,专尚浮俊,德业不修,故子孙速颠,享国不永也.”文宗时,“郑覃以经术位宰相,深嫉进士浮薄,屡请罢之.”[11]北宋国子监经学课程和教材有：《诗》、《书》、《易》、《春秋》、《左传》、《谷梁传》、《公羊传》、《礼记》、《周礼》、《仪礼》及孔颖达的《五经正义》等.王安石在熙宁变法时,他认为诗赋课程无补于从政,而浪费学生精力.熙宁四年（1071）学生可在《诗》、《书》、《易》、《礼记》、《周礼》中任选一经,兼习《论语》、《孟子》.熙宁变法失败后,元佑时恢复被王安石取消的经学.元佑八年（1093）哲宗恢复神宗朝制度,绍圣元年（1094）取消进士试中的诗赋.南宋绍兴十五年（1145）诏进士考试分经义、诗赋两种,结果学生纷纷选学诗赋.高宗不满这种情况,认为“读书当以经义为先”,于是不分两科,考生皆学经义、诗赋,论策.南宋课程和教材,即以《诗》、《书》、《易》、《春秋》、《周礼》、《礼记》六经和《论语》、《孟子》,以及孔颖达的《五经正义》,徐彦的《公羊传疏》,杨士勋的《谷梁传疏》,贾公彦的《周礼注疏》,王安石的《论语解》等为主.南宋宝庆以后,除上六经和《论》、《孟》外,增加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仪礼经传通解》,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张载的《西铭》,程颐的《易传序》、《春秋传序》等.
宋理宗在淳佑元年（1214）下诏：“朕惟孔子之道,自孟轲后不得其传,至我朝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真见实践,深探圣域,千载绝学,始有指归.中兴以来,又得朱熹精思明辨,表里混融,使《大学》、《论》、《孟》、《中庸》之书,本末洞彻,孔子之道,益以大明于世.朕每观五臣论著,启沃良多,今视学有日,其令学官列诸从祀,以示崇奖之意.”[12]国学的教育课程和内容,亦与时俱进,尽管儒家元典文本没有变,但现当代学者的诠释,特别是道学家（理学家）的理解和诠释文本也列入教学课程,这便推动了理学学说的传播和发展.
元代继续实行科举制,“崇学校为育材之地,议科举为取士之方”,“举人宜以德行为首,试艺则以经术为先,词章次之”.[13]以德艺双馨为举人的标准.《明史·选举志》指出,科举必由学校,所以国学、府、州、县学教育都以应试教育为主,朱元璋、刘基规定科举专取《四书》及《五经》命题试士,“后颁科举定式,初场试《四书》义三道,经义四道.《四书》主朱子《集注》,《易》主程《传》,朱子《本义》,《书》主蔡氏《传》及古注疏,《诗》主朱子《集传》,《春秋》主左氏,《公羊》《谷梁》三传及胡安国、张洽《传》《礼记》主古注疏……二场试论一道,判五道,诏、诰、表、内科一道.三场试经史时务策五道”.[14]各级学校按科举科目设置教学课程内容.
3 国学复兴静悄悄[转]

在中国古代,国学作为国家教育管理机构和国家设立的最高学府,她具有承传和延续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而使之不断裂的功能；她使中华民族元典《五经》、《四书》等文本,通过后代学者不断地诠释,不仅“继绝学”,而且不断丰富发展,致使中华民族文脉愈来愈昌盛,她通过国学教育不仅为中华民族培养了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人才、学者,而且为国家输送了大批优秀的官员；她使国学教育成为塑造中华民族民族精神、价值观念、伦理道德、思维方式、审美情趣的重要生命力；她使中华民族的生命智慧、终极关切,在大化流行中,生生不息.
尽管中国古代没有把国学置于学术视野下来观照,没有把国学作为研究对象来诠释,但国学作为教学的基地,其教学的课程内容为国学研究提供了文本的依据和诠释的条件,因此,近现代的国学研究并不是古代国学的决裂和革命,而是其融突承传和转换.
中华民族古代文化,可谓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她汇聚和凝炼了各民族、各地域和各国文化,形成了中华五千年光辉灿烂的文明,而屹立于世界.其间有两次外来文化大规模的传入,对中华文化产生深远影响.一次是公元1世纪时印度文化的开始传入,另一次是16世纪末以来,特别是19世纪西方文化的传入.
印度佛教文化的传入,就逐渐与中国原有的、本土的儒、道文化发生冲突,在儒、佛、道三教文化的激烈振荡中,冲突融合,一方面三教在融突中促使佛教的中国化,另一方面佛教亦渗透和影响儒道文化,促使儒道文化的深化和发展.尽管在伦常、夷夏、费财等问题上,长期存在着论争,但三教终于在兼容并蓄中转生为宋明理学,对佛教文化的融突,做出了成功的化解,使中华文化学术达到“造极”.
明末西方基督教耶稣会的学说及科技传入,特别是利玛窦和徐光启合译的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以及李之藻与传教士傅泛际合译的《名理探》的出版,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19世纪中叶,随着西方列强的军事入侵,西方文化涌进,强烈冲击着中华传统文化.于是,自古以来的“夷夏”之辩,便转换成“中西之辩.在外来文化传入、受容之时,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本土文化一定程度上的拒斥；异文化在其传播过程中也会经历依附、渗透、冲突、离异等阶段.晚请知识精英在受容西方文化之时,首先是从实用经验层面接受西技,即“师夷长技以制夷”,由中国以“夷”为“蛮”、为落后,转变为“师夷”,这在价值观念上是以夷为师,向夷学习,其目的是为了“制夷”,这是一种自卫性的需要,也是对拒斥“西技”的所谓奇技淫巧的批判,对西方文化开始有了新的体认.
自19世纪60年代始,西方教会在中国开办教会学堂.1877年为统一100多所学堂的教材,成立基督教学堂教材编篡委员会（益智书会）.洋务派出于办洋务人才的需要,亦开办洋务学堂,并组织翻译“西书”和出洋考察及派遗留学生,促进了“西学”的传播和渗透.中西文化的交流把中国卷入了世界格局,“华夷混一局势已成”,这是天下之大势,然而洋务派重西学的实用器物展面,而对价值观念的道体层面,则坚持孔子之道.于是有人将期概括为“中学为体,西方为用”,并将其归之于张之洞名下.张氏虽说过“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15]的话,但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表达.在张氏《劝学篇》写成前的两年,沈寿康说：“夫中西学问,本自互有得失,为华人计,宜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16]“中体西用”成为当时流行话语.所谓“中学”即“孔门之学”的孔学、孔教；“西学”即洋务,包括西方技艺知识、商务及国际公法知识.“中体西用”不仅是洋务派,而且是早期改革派的共同认识.他们在引进西学的同时,主张“西学中源”说.王韬在《弢园文录外编·原学》中说：“欧人之律历,格致大半得自印度,而印度则正授自中原”,“他若祖冲之能造千里船,不因风水,旋机自运；扬幺之轮舟鼓轮激水,其行如飞,此非欧洲火轮战舰之滥觞乎!指南车法则创自姬元公以送越裳氏之归,霹雳炮则已见于宋虞允文采石之战,固在法朗机之光.电气则由试琥珀法而出者也,时辰钟则明扬州人所自行制造者也.此外,测天仪器,何一非由璇玑玉衡而来哉”!以西器、西技源于中国.

近代是儒家思想，但是西周是百家争鸣的前期，有更多的学派，那个时候是没有全国统一的思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