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帝颁布的变法措施是否全面体现了维新派的政治主张?表现在哪里

光绪帝颁布的变法措施是否全面体现了维新派的政治主张?表现在哪里
光绪帝颁布的变法措施是否全面体现了维新派的政治主张?表现在哪里

光绪帝颁布的变法措施是否全面体现了维新派的政治主张?表现在哪里
自清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诏明定国是、决定变法起,至同年八月初六慈禧太后重新“训政”止,共103天,史称“百日维新”.
四月二十三日,光绪帝毅然颁布“明定国是诏”,决定变法,自是日起,开始了中国近代史上轰动一时的“百日维新”.二十八日,光绪帝在颐和园仁寿殿召见了时任工部主事的康有为,这是他们君臣初次会见.康利用这次面谈机会,重申其全面变法的主张.首先陈述中国民族危机严重到了生死关头,非尽变旧法不能自强.光绪同意,表示:今日诚非变法不可.康又指出,近年来并非不言变法,然少变而不全变,举其一而不改其二,结果必至无功.认为欲变法必先改订制度法律,否则只是变事,不是变法,要求光绪帝“先开制度局而变法律”.并说他研究过各国变法的情形,西方各国讲求三百年而治,日本经过明治维新,三十年而强,相信中国只要认真变法,三年可以自立.光绪帝认为他讲的条理很详备.康又问:“皇上既知非变法不可,为何久而不举,坐视国家危亡?”光绪嘘睨帘外,叹道:“奈掣肘何!”康领会光绪帝是顾虑慈禧太后阻挠,故此建议“就皇上现在之权,行可变之事,虽不能尽变,而扼要以图,亦足以救中国”.指出,现在当朝大臣多老朽守旧,不懂世界大势,皇上若欲变法,不能依靠守旧大臣,只有擢用有才干的小臣,给以官职,准许他们上条陈,若有真才实学,予以破格重用,令其办理新政.至于守旧大臣,可保持他们原来的俸禄,使其无失位的恐惧,他们便不会阻挠新政了.这是康有为在新旧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为光绪皇帝设计的一种带有妥协性的变法策略.康还建议,以后凡变法之事,请皇上多下诏书,“示以意旨所在”,则大臣虽守旧,亦“无从议驳”.为了选拔和造就人才,康又建议废除八股取士制度,强调翻译西书和派人出国游学、游历；并对答了如何筹款以解决财政困难等问题.对康所言,光绪帝均表同意,最后又表示:“汝尚有言,可具折条陈.”康有为大为兴奋,在这不同寻常的百日之内,他和其他维新人士一起,忧国阽危,呕心沥血,屡上新政奏议,频呈自撰之变法书籍,对变法维新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建议.光绪皇帝亦“深观时变,力图自强”,“政厉雷霆”,“令如流水”,发布了180条新政诏令,使这昙花一现的百日,曾是一个“谕旨雷厉风行,人心为之一振”的时刻.主要内容有:
一、选拔维新人才.这是维新派呼吁最强烈、顽固派最敏感、也最忌讳、光绪帝想做而又最有顾虑的一个问题.百日维新伊始,光绪帝接连谕令朝廷大臣举贤任能,令各省督抚向朝廷保荐品学端正、通达时务的优秀人才参与变法新政.四月二十五日侍读学士徐致靖上折保荐康有为、黄遵宪、谭嗣同、张元济、梁启超.此后,湖南巡抚陈宝箴、詹事府少詹事王锡蕃又分别保荐杨锐、刘光第、严复、林旭等人,均为光绪帝所采用.光绪本拟重用康有为,因荣禄、刚毅等顽固大臣阻挠,只给了他一个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的六品衔小官.梁启超也被召见,委为六品衔办理大学堂译书局事务.按清朝成例,四品以上高官才能被皇帝召见,今康以主事、梁以布衣被召见,故梁启超说是“咸丰以来四十年未有之创举”,显示了光绪帝真心提拔维新人才的意向.但是按清朝惯例,举人一旦被召见,即得赐入翰林,最低不失为内阁中书.可见康、梁的待遇不是破格提拔,而是被破格压低了.这反映了维新派力量弱小、光绪皇帝无权的严酷现实.按照康有为的规划,大量任用维新人士最根本的办法是开设制度局,但在顽固派坚决抵制下,未能实现.故百日维新中,只能零零星星地提拔几个维新人士.在变法新政的实际执行机构总理衙门中,只有帝党大臣张荫桓和章京张元济倾向维新,新添的维新人士仅康有为一人.在负责转递士民上书的 都察院中,只有原来的御史杨深秀与宋伯鲁倾向维新,此外没有提拔维新人才.在六部中,仅礼部经过一次严重冲突,将礼部六堂官全部撤换,以倾向维新的原仓场侍郎李端?为尚书,原少詹士王锡蕃、内阁学士阔普通武、侍读学士徐致靖分别为左右侍郎,但后党骨干裕禄仍为尚书,且位在李端?之前,左、右侍郎亦分别配以守旧人物寿耆和萨廉.而这已然是维新党在人事方面的最大胜利了.光绪帝任用维新人士最堪注意的是在军机处中选拔了所谓“军机四卿”――七月二十日颁谕宣布,内阁侍读杨锐、刑部候补主事刘光第、内阁候补中书林旭、江苏候补知府谭嗣同“均著赏加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预行政事宜”.官位虽不高,职务很重要,具体负责草拟新政谕旨,阅看臣工奏章,帮助光绪帝处理新政事务,实则参预枢机,隐夺军机大臣之权,时人目为“宰相”,是百日维新中维新人士占据的最要害的岗位.可惜礼部堂官的撤换和军机四卿的任用,离戊戌政变仅半个月,实际未起多大作用.
二、文教改革.又包括两个方面:1.废除八股取士制度.百日维新开始以前,康有为等维新人士即已多次上折痛陈八股取士制度的严重危害,四月二十八日康有为被召见时,又当面向光绪帝历数八股之害,要求废止,得到光绪帝允准.次日,康即命御史宋伯鲁上奏其早已代拟好的《请改八股为策论折》,要求各级科举考试,一律废止八股文体,改试策论.光绪帝接受此建议.为避免顽固派的阻挠,不将此事下部议,在请准慈禧后,即于五月初五颁布上谕,宣布:自下科起,乡会试及生童岁科各试,“向用四书文(即八股文)者,一律改试策论”.五月十二日、六月初一、七月初三又连下三次谕旨,令各省生童岁科试即行改为策论,不必候至下届；又对考试的场次和考试内容作了具体规定,并宣布废朝考之制.至此,维新派废除八股取士的努力,取得了重大成果,以至“酌酒相庆,以为去千年愚民之弊,为维新第一大事也”.但是这次改革并没有从根本上取消科举制度,只是改革了考试的内容和文体.过去以八股文取士,考试内容均系“四书”、“五经”,改行“策论”取士后,“四书”、“五经”仍旧保留,仅增加了中国历史和西方自然科学及政治法律知识.在这一点上,维新派与洋务派官僚并无原则差异.这既是维新派考虑到数百万八股士人的出路而不能不作出的让步；也反映了他们自己未能完全摆脱旧经典的束缚.2.创办学堂,提倡西学.废除八股取士之诏颁行后,康有为等维新人士又屡上奏折,主张在全国创办近代化学堂,改旧式书院为新式学堂,兼习中学、西学,得到光绪帝的支持.四月二十三日发布的“明定国是诏”即明令首先举办京师大学堂,以“为各行省之倡”.五月十五日颁渝批准总理衙门拟奏的京师大学堂章程,委派孙家鼐办理大学堂事务,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自是正式开办.二十二日又谕令各省府、厅、州、县之大小书院及民间的祠庙“一律改为兼习中学西学之学校”.省会改设高等学校,郡改设中学,州县改设小学.以后又陆续颁谕,令各省筹办矿务、海军、农务、编译、医学、茶务等专门学堂；设立译书机构,翻译外国新书,提倡出国游历、游学等.但各省督抚对光绪帝的谕令均熟视无睹,延宕不办,结果仅京师大学堂正式创办并成为戊戌变法仅存的硕果,其他各地均遭到各种阻挠而举动寥寥.
三、经济改革.康有为等维新派关于经济改革的主导思想,是对农、工、商业按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模式,进行全面改造,使中国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在工业方面,强调奖励发明创造和允许民间筹资设厂.在商业方面,批判封建统治阶级“重本抑末”思想,阐明“商若能盛,国以富强”的道理,建议在中国设立商部,各省设立商务局.在农业方面,强调农业是根本,提倡以西法治农.光绪帝 接受康有为主张,屡颁经济改革渝令,包括如下内容:1.保护及奖励农、工、商业,在北京设立农工商总局、铁路矿务总局,提倡实业,鼓励私人投资,修筑铁路,开采矿产；令各省设立商务局(或农工商分局).2.命各省地方官兼采中西各法,切实振兴农业.3.奖励科学著作发明,颁布《振兴工艺给奖章程》12款,规定对士民著新书、创新法、制新器者,或赏给官职或给予专利.4.在京师及各通商口岸广设邮政分局,裁撤驿站.5.编制国家预、决算,由户部按月公布,6.取消满人寄生特权,准其自谋生计等等.各省督抚除湖南巡抚陈宝箴认真办理新政外,其余皆置若罔闻,借故推托,如对设立商务局一事,各省一直拖延未办.光绪帝异常愤怒,曾严旨切责两江总督刘坤一和两广总督谭钟麟(1822―1905).但直至政变爆发,经济改革收效甚微.
四、政治改革.包括两个方面:1.官制改革.百日维新期间,康有为对于政治改革最主要的主张是设立制度局作为议政机构,将一切政事制度重新商定；并于中央成立12局,作为推行新政的执行机构.这一主张虽得到光绪帝支持,却遭到顽固派大臣拼死反对,未能实现.康有为对改革官制的另一重要主张是区别“官”与“差”,即以虚官高位位置老臣,而办实事的重要差使一定要委任通达之才,即所谓“以高秩优耆旧,以差使任贤能”；在对待官制改革和裁冗署问题上,主张持慎重态度.但光绪帝由于长期受后党顽固派压制,很想在变法时惩治后党大臣,所以没有完全听从康有为的劝告,而是采纳了前太仆寺少卿岑春煊(1861―1933)提出的裁冗官的建议,于七月十四日发布上谕,令裁撤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鸿胪寺、太常寺、太仆寺、大理寺等闲散衙门；外省裁撤湖北、广东、云南三省(此三省督、抚同城)巡抚、东河总督及不办运务之粮道、仅管疏销之盐道,各省同道佐贰等官,并无地方之责者,均著裁汰.这些冗衙冗官本应裁汰,但由于事先未对大批被裁官员的出路作适当安置,所以矛盾空前激化,守旧派对维新派更加切齿痛恨,“必欲得康之肉而食之”,加速了政变的到来.此为改革派急躁冒进、疏于策略的表现之一.2.广开言路,鼓励上书言事.按原来清朝定例,不仅普通百姓,即使四品以下京官和三品以下地方官亦无资格上奏章.六月十五日、七月十七日、二十八日先后发布谕旨,宣布大小臣工及一般士民均有权上书言事,各部官员上书,由各堂官代奏；士民上书,由都察院代呈；地方士民上书由本省道府随时代奏.而且规定“不准稽压”,“倘有阻格,即以违旨惩处”,同时又发布谕旨,鼓励各地开设报馆,发行报纸,并改上海《时务报》为官报.此外,在军事上还谕令裁汰旧军,以西法练兵,筹建海军；力行保甲,实行团练等等.
总之,由于维新派的推动,光绪帝的倡导,在短短的百日之内,中国人民取得了一定程度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第一次获得法律上的承认；资产阶级思想文化获得了广泛传播,封建旧学受到沉重打击.所以,百日维新在中国历史上是有进步意义的,康有为曾兴奋地赞颂百日维新“扫两千年之积弊”,“顺四万万之人心”,“百日变政,万汇昭苏,举国更始以改观,外人色动而悚听”.康的说法虽不无夸张成分,但说明百日维新确实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