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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新闻史的角度看,首先将中国红军的信息透露给西方世界的并不是斯诺.但第一个将红军、红区、中国共产党的内幕忠实而深入地向西方世界传播的是斯诺,写出堪称中国革命史诗的《西行漫记》是斯诺.斯诺这部书以确凿的事实、朴实的笔墨、精彩的故事吸引了西方世界.它改变了当时美国总统罗斯福对中国共产党的看法,动员了如白求恩这样一批知识分子卷入了中国革命,带动了贝特兰、尼姆·威尔斯、贝尔登、白修德、爱泼斯坦等许多西方记者进入了红区探险,掀起了全球性的支援中国抗战的“工合”运动,在某些方面,甚至关系到二战后世界力量变化的格局.至于它怎样吸引了无数中国青年投奔延安,更是众所周知的事了.因此,这部经典报告文学确是一部深刻影响二十世纪的杰出著作.
(一)
1928年,年仅23岁的埃德加·斯诺从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毕业后来到中国.起伏不断的中国革命浪潮吸引了他,进步人士宋庆龄、鲁迅影响了他,“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困扰着他.促使他把中国这个全球旅游的中转站变成了他的居留站.在宋庆龄的安排下,1936年6月,这位年轻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穿过重重封锁,手持同中共秘密联络的信物印着英语的、盖有骑缝章的半张名片,同接头人“王牧师”拼对相符,接上关系；又秘密会见了苏区中央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然后进入苏区临时首都保安（《写在〈西行漫记〉重印出版的时候》(董惠芳等)文汇报1980.2.26）,开始了后来轰动世界的对毛泽东的采访.
虽然斯诺自称他“是个冒险家”,“到东方来寻找‘东方的魅力’”.但残酷的现实惊醒了他的梦幻之想,他说,在绥远之行的“那一段恶梦般的时间里”,“我有生一来第一次蓦然看到了人们因为没有吃而活活饿死”.目睹了这触目惊心的惨状,他后来说,这是我一生的觉醒点.中国人是否注定要作为一个“无望的民族”而这样生存下去呢?西方的预言家们说：“作为一个国家,中国今天实际上已不存在了……中国人民无力自救.”(《纽约时报》1930年：《受难的中国》)
具有探根究底天性的斯诺不相信这个预言,因为他从宋庆龄、鲁迅和他认识的进步青年学生那里,知道了还有另外一个中国红色的中国,那里有红军、苏维埃和共产主义运动.他说：“中华天朝的红军在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国度的腹地进行着战斗,九年来一直遭到铜墙铁壁一样严密的新闻封锁而与世隔绝.千千万万敌军所组成的一道活动长城时刻包围着他们.”但是,“还是没有一个人自告奋勇,穿过那道长城,再回来报道他的经历.”(《西行漫记》中译本自序》)作为新闻记者,他决心去捕捉这个意义重大而尚无人问津的新闻课题.
一个严谨的新闻记者,决不会凭心血来潮的激动去作单纯的冒险采访.斯诺为追求红区的答案已有七年之久,所以,当他欲踏上这一伟大的旅程时,他已准备好了长达七十多个问题的采访单,如：中国的红军是不是一批自觉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人究竟其什么样的人?他们的战士为什么顽强到令人难以置信?为什么在身经百战,克服封锁、缺盐、饥饿、疾病、瘟疫之后,完成了六千英里的历史性长征?他们的领导人是谁?毛泽东是怎样的人?他那价值25万银洋的东方人的脑袋里究竟有些什么名堂?红军采用什么样的战术?中国农民是否支持苏维埃?共产党怎样穿衣、吃饭?怎样恋爱、结婚?是否“共产共妻”?红军兵力多少?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军事和政治前景如何?它能成功吗?在世界历史上会引起什么变化?……而这所有问题的中心是：1936年,“中国在这最紧急的时候,找到了民族最伟大的统一,找到了民族的灵魂,基本的因素在哪里?原因在哪里?”斯诺决心要探查个清楚.他“决定抓住这个机会,设法打破持续九年的新闻封锁”,“机会千载难逢,不能错过”,甚至需要拿自己的脑袋去冒险,“代价也不算太高”.(《西行漫记》中译本自序)新闻记者的敏感和探求真理的使命感,促使他毅然独自向西北行进.
斯诺到保安后,毛泽东于1936年7月16日就接见了他,并连续几次同他作彻夜长谈.从抗战形势的分析到统一战线的阐述,从毛泽东的个人经历到红军的长征战斗.斯诺对重要事实仔细询问,伏案振笔疾书.他把毛泽东对问题的回答,用英文全部记录下来,“然后又译成中文,由毛泽东改正”.他同翻译吴亮平合作,把这些访问再译成英文,“对具体细节也必力求准确”.因此,斯诺获得了中共最权威的第一手珍贵资料,成为他向世界报道中国红军独家新闻的可靠新闻来源.同时,斯诺重视实地考察,深入红军战士和老百姓当中,口问手写,对苏区军民生活、地方政治改革、民情风俗习惯作了广泛深入的调查.使他在完成四个月的采访之后,密密麻麻地写满十四个笔记本.如此丰富的素材,使他有可能进入《西行漫记》这一巨著的写作.
1936年10月25日,31岁的斯诺带着他的采访资料、胶卷、照片,从陕北回到北平,经过几个月的埋头写作,英文书名为《红星照耀中国》的报告文学终于诞生,1937年10月,首先在英国出版.这本书一问世便轰动世界,在伦敦出版的头几个星期就连续再出版七次,销售十万册以上.世界各国的重视和全世界读者的欢迎出乎斯诺自己的预料之外,简直使他大吃一惊.舆论界普遍认为,这本书是目击者报道的杰作.著名美国文学批评家马尔科姆·考利认为,斯诺的书是“本世纪由记者完成的最伟大的独一无二的功绩”(《新共和》1938.1.12.).历史学家欧文·拉铁摩尔认为：“《红星》是多年来最大的新闻”.(《耶鲁评论》1938年).美国太平洋关系学会秘书长爱·C·卡特宣布：在西方理解中国方面,这本书标志着一个时代.(《太平洋事务》1938.3).许多人惊叹《红星》是“引人入胜的”,“令人惊异的”,“卓越的”和“绝妙的”,等等.由此,斯诺被称为“研究中国共产主义的西方权威”.(休梅克：《美国人与中国共产党人》)这本书使斯诺一举成名,在半个多世纪以来,《红星》被译成中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希伯来文、瑞典文、日文、荷兰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直到近年,英文版每年仍销售几万册之多.
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斯诺的名字将永远要同毛泽东的名字连在一起.玛丽·希思科特写道：“他的冒险经历是太戏剧化了.然而中国历史的戏剧性却又超过了斯诺的冒险经历”.“一连十几个夜晚,毛泽东向斯诺讲述了自己的身世.这两个年青人,一个来自密苏里,一个来自湖南,从此交上了朋友.”这次交往,成就了作为新闻记者斯诺这一生非凡的事业,把他推上了一位新闻工作者难以达到的辉煌的顶点.他们的友谊,维持了近半个世纪,直到斯诺去世前夕,还发展成为一种新的历史性行动,使斯诺在揭开中美新的关系史方面,成为走在美国总统尼克松前面的人物.斯诺前夫人海伦·福斯特后来回忆说：除了孙中山夫人外,“他现在发现了毛泽东,不仅为他自己,而且为中国人民发现了这个人.这是真正的没发现的新大陆,……这是中国百分之八十人民的天然领袖”.“他同毛泽东相处得极好,……他如果不是毛泽东所结交的唯一外国朋友,也可能是主要的外国朋友了”(《我在中国的岁月》,中国新闻出版社).这种超越了民族界限的,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超越意识形态观念的深刻友谊,影响到历史进程,并对他们各自的事业产生巨大的推动力,这在世界历史上简直是罕见的特例.
(二)
同其他历史人物必然要经历崎岖坎坷的人生之路一样,斯诺也没有得到特别的幸运.50年代,美国麦卡锡主义盛行,反共的白色恐怖遍于全国.因报道中共和毛泽东而出名的斯诺当然也首当其冲.帝国主义分子攻击他是“特别有效的共产主义事业的推进者”,被列入黑名单,不准发表文章,住处受到窃听到监视.在失业和迫害的双重压力下,斯诺1959年不得不离开祖国,避居瑞士.正是由于他同毛泽东的友谊和公正报道,他直言不讳地批评共产国际的军事代表李德“占据高位”,“犯了两个大错误”,并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因而触怒了共产国际某些人.《红星》一书当时不得在美共书店出售.直到1973年,李德在其《中国纪事19321939》一书中,仍耿耿于怀地攻击斯诺是“美国间谍”,“作为毛泽东的喉舌”等.由于斯诺的声誉受到如此严重的损害,以至美国新闻史对这位伟大的新闻巨擘只字不提,他的母校也不承认这位才华横溢的学子.历史的浊流曾经妄图淹没这位二十世纪杰出的新闻记者!
1971年底,斯诺因患胰腺癌手术后病情恶化.毛泽东、周恩来极为关怀,中国政府在此京日坛医院准备了病房,包租了法航班机,计划接斯诺来中国治疗.斯诺表示了感谢,但从他伟大的心灵中却进出了这样的话语：“我不愿意作为病人到中国去,我不愿意给中国增添累赘……”,其实,在当时,谁能比他更有资格采访由他搭桥而促成的尼克松即将到中国的访问呢?这位一生为中国人民的进步,为中美人民友谊作出巨大贡献的人,却一反常态地说：“我现在去中国干什么呢?那会给你们添麻烦的.我现在又不能为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做什么事了,我不去!我不去!”(张锦坤：《回忆与斯诺一家朝夕相处的日子》)多次陪同斯诺访华的翻译徐尔维回忆说：“这老头子是硬骨头,新中国成立后,他每次访华都是自筹路费,不愿由中国政府支付费用.他认为如果这样做,就会引起外国人的非议诽谤,怀疑他报道中国文章的真实性.”为了献身于真理,他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直至贡献出最宝贵的生命.1972年2月15日,斯诺在瑞士的一家农舍中,以当命的最后力量,坚定而断续地说：“我热爱中国!”就此溘然长逝.他留下遗嘱：将骨灰的一半留在中国.
当他即将离开人世和去世以后,世界才开始震惊,认识到这个人对世界所作的巨大贡献.他病危期间,收到了尼克松总统的信,除对他“长期杰出的生涯”表示敬佩外,还请他担当总统访华的先遣特使.尼克松总统也许出于善意,但斯诺由于美国政府过去对他的不公正作为不屑一顾了.他逝世以后,中国的领袖们毛泽东、周恩来、宋庆龄发去了悲恸而崇敬的唁电.世界各国报纸竞向发表消息,评价他的一生.美国《纽约时报》当天发自瑞士的专电,称赞“《西行漫记》是关于中国共产党人的第一篇有深度的报道”,“斯诺先生向人们展示了这样一个事实,中国共产党人是一支不可战胜的民族主义抗日力量,而并非象当时所谓中国政府的首领蒋介石所描绘的那样,是一群土匪.”“今天回过头来看,斯诺发自中国的报道确是很有先见之明的.”意大利《国家晚报》说,“他是我们时代威望最高的新闻记者之一,他为世界新闻树立了效法的典范.”瑞士《洛桑日报》发表《最了解中国和毛泽东的美国人》一文指出：“《西行漫记》几乎是我们掌握的有关中国共产党人在夺取政权之前这一时期的组织和生活情况的唯一最全面的证据.”“文笔的流畅,语言的精炼不是引起反响的唯一原因.而真正的原因是斯诺敢于以极大的勇气反潮流.”
(三)
今天,距斯诺采访毛泽东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距斯诺逝世也将近20个年头了.对于一位生前不追求荣誉和财富；相反,声誉受到过巨大伤害而临终一贫如洗的历史性人物,人们又是怎样评价他呢?在这里,历史充当了最公正的法官.
1982年2月,北京召开了“纪念斯诺逝世十周年大会”,3月,武汉华中师范大学举行了关于斯诺及《西行漫记》的学术讨论会.“大洋彼岸”的冲击波传到美国.美国公众不能对自己伟大的儿子保持缄默了.就在这年5月,斯诺的母校密苏里新闻大学堪萨斯学区追授斯诺以荣誉博士,准许悬挂他的照相.校长拉塞尔先生不无歉咎地说：“我国的许多人过去对斯诺缺乏了解,这种状况把他从我们中间排挤出去,”“我们今天作为不能消除过去的悲剧,但是却表示了承受他的遗愿,并在世界各国人民中传播相互了解.”历史的公正终于战胜了政治偏见,恢复了斯诺在当代美国应有的历史地位.
只有在克服偏见之后,斯诺1936年的陕北之行,他对毛泽东的访问,他的优秀著作,今日在国际上成为新闻学、政治学研究的重点课题.美国麻省大学平托姆教授拟订的《新闻教学大纲》,要求学生“用历史的和批判的眼光去检验实践本身,”并“到世界各地显示他们的身手.”他在教学中开列的优秀报告文学书目主要是里德的《震撼世界的十天》和斯诺的《西行漫记》,并说后一部“显得尤其有用.”他重点教学斯诺采访毛泽东那一部分.他说：“斯诺的才智在整个《西行漫记》中表现得很清楚.”毛泽东传略这一部分,不仅告诉了我们毛泽东的身世和思想,并且为我们提供了直到那时为止的中国革命简史.从中可以看到“斯诺的才智得到最完美的施展.”他真是“一位天资聪颖和知识丰富的采访者,一位敏锐的观察家.”他评价《西行漫记》的价值说：“认为西北的红星代表着中国的未来,这是一个强有力的预言,是那些仅仅长于叙述的新闻工匠远不能做到的.”这位教授对学生说,斯诺没有象他同辈人那样去“挣一笔钱财”,因为“他对人民的爱和关心支配着他,他在中国所目睹所经历的事给他的活生生的震荡,彻底抹去了资产阶级梦幻在他环球旅行的第一站为他定下的一切目标.”生活经历成了他的老师,历史造就了斯诺.这位美国教授要求学生学习斯诺这个有指导意义的榜样.因为“他超越了自己早期的起点,而成为今天的一个世界人物.”(《埃德加·斯诺和亲身经历的作用》)
1985年,美国老资格的著名新闻记者索尔兹伯里在纪念《西行漫记》发表5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指出：“三十年代是美国新闻史上光辉灿烂的年代,但是在《红星照耀中国》出版五十年以后,谁的名字也没有这部杰作的作者埃德加·斯诺的名字仍旧那么光辉灿烂.”《红星》是一本关于发现的书,行销数以百万计,正是它“把一个未知的大陆红色中国及其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人的消息带给了我们.”尽管美国有不少关于大事件的报道,但只有《红星》之后,“美国的新闻事业才发展到以前无法想象的高度.”“这部书至今仍是这类书中的经典”,“它的效果不仅在政治意义上是深刻的,而且改变了美国报告文学的写作标准.”“斯诺和他的《红星》在美国的国际报道史上占有特殊地位”.而笔者在这次讨论会上提交的学术论文恰好是《论斯诺在美国新闻史上的地位》,同这位老人做了不谋而合的论证.新华社记者的综述对此作了大段摘引.我们深信,斯诺1936年对毛泽东的采访决不会随时间的流逝而成为过去的“黄花”,它将永远激起人们探寻真理的勇气与热情.它是国际新闻史上的一座丰碑,是一切有理想的新闻记者永远想攀援和追求的一座山峰.正因为如此,索尔兹伯里年轻时由于受《红星》的影响而决心效法斯诺.在74岁的时候,他终于来到中国,沿着长征路线走了二万五千里,写出了又一部报告文学《长征闻所未闻的故事》.
斯诺对毛泽东的采访使他被誉为是“国际上最早发现这颗红星的人”,是“毛的哥伦布”.虽然他一生中采访过当代世界上许多著名人物,如尘土满身的印度戒欲堂中的圣雄甘地；崇尚瑜珈并头脚倒立、现身说法的尼赫鲁；头戴金箍、身披白袍的阿拉伯国王；对斯诺自在地奔走全球露出羡慕神色的罗斯福；以及趾高气扬、肩上闪着五星级军衔的麦克阿瑟将军.但是,唯独只有他在《西行漫记》中描绘的气度恢弘、学识渊博、沉静幽默的毛泽东和温文尔雅、谈吐不凡、具有女性美的周恩来,成为这半个世纪以来,人们百读不厌的一代伟人形象.在他的笔下,那生得象老虎一样健壮的贺龙,德高望重、老态龙钟的徐特立,使敌人闻风丧胆的徐海东,还有那些质朴憨厚的红军小战士,……这些传奇式的人物使中国革命显示出永久的史诗般的魅力.《西行漫记》也因之成了二十世纪不朽的文献性和文学性结合的历史巨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