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有没有著名的文字狱案件

宋朝有没有著名的文字狱案件
宋朝有没有著名的文字狱案件

宋朝有没有著名的文字狱案件
有~~~~乌台诗案
　　“乌台诗案”是元丰二年发生的文字狱,御史中丞李定、舒亶等人摘取苏轼《湖州谢上表》中语句和此前所作诗句,以谤讪苏轼而引发的一场“文字”战争.
　　熙宁年间（1068——1077）宋神宗重用王安石变法,变法失利后,又在元丰年间（1078——1085）从事改制.就在变法到改制的转折关头,发生了苏轼乌台诗案.这案件先由监察御史告发,后在御史台狱受审.御史台自汉代以来即别称“乌台”,所以此案称为“乌台诗案”.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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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熙宁年间（1068——1077）重用王安石变法,变法失利后,又在元丰年间（1078——1085）从事改制.就在变法到改制的转折关头,发生了苏轼乌台诗案.这案件先由监察御史告发,后在御史台狱受审.御史台自汉代以来即别称“乌台”,所以此案称为“乌台诗案”.
　　“乌台诗案”是元丰二年发生的文字狱,御史中丞李定、舒亶等人摘取苏轼《湖州谢上表》中语句和此前所作诗句,以谤讪新政的罪名逮捕了苏轼,苏轼的诗歌确实有些讥刺时政,包括变法过程中的问题.但此事纯属政治迫害.
　　乌台指的是御史台,汉代时御史台外柏树很多山有很多乌鸦,所以人称御史台为乌台,也戏指御史们都是乌鸦嘴.
　　北宋神宗年间苏轼因为反对新法,并在自己的诗文表露了对新政的不满.由于他当时是文坛的领袖,任由苏轼的诗词在社会上传播对新政的推行很不利.所以在神宗的默许下,苏轼被抓进乌台,一关就是4个月,每天被逼要交代他以前写的诗的由来和词句中典故的出处.
　　由于宋朝有不杀士大夫的惯例,所以苏轼免于一死,但被贬为黄州团练.
　　元丰二年（1079）三月,苏东坡由徐州调任江苏太湖滨的湖州.他作《湖州谢上表》,其实只是例行公事,略叙为臣过去无政绩可言,再叙皇恩浩荡,但他在后又夹上几句牢骚话：
　　“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句中“其”为自称,他以自己同“新进”相对,说自己不“生事”,就是暗示“新进”人物“生事”.古代文人因为客观环境使然,总是习惯于在谴词造句上表现得十分微妙,而读者也养成一种习惯,本能地寻求字里行间的含义.比如御史台里的“新进”们.六月,监察御史里行何大正摘引“新进”、“生事”等语上奏,给苏轼扣上“愚弄朝廷,妄自尊大”的帽子.明明是苏轼在讽刺他们,而他们反说苏轼愚弄朝廷.偷梁换柱正是小人们的惯技.这里还有一点背景,王安石变法期间,保守派和变法派斗争激烈,两派领袖分别是两位丞相司马光和王安石,因前者给后者的长信中有“生事”二字,于是“生事”成了攻击变法的习惯用语；“新进”则是苏轼对王安石引荐的新人的贬称,他曾在《上神宗皇帝》书里说王安石“招来新进勇锐之人,以图一切速成之效”,结果是“近来朴拙之人愈少,而巧进之士益多”.后来正是曾拥护过王安石的“巧进之士”吕惠卿把王安石出卖了,使其罢相.
　　朝廷的公报是固定按期出版的,相当于现在的官方报纸,苏轼的文字照例惹人注意,这次谢恩表,使那些“新进”成了读者心目中的笑柄.而他们恼羞成怒,必然对苏轼进行报复,同时也是借新法谋私利、打击异己的一个步骤.
　　但单凭《湖州谢上表》里一两句话是不行的.偏偏凑巧,当时出版了《元丰续添苏子瞻学士钱塘集》,给御史台的新人提供了收集材料的机会.监察御史台里行舒（“檀”去“木”,念“蛋”）经过四月潜心钻研,找了几首苏轼的诗,就上奏弹劾说：
　　“至于包藏祸心,怨望其上,讪渎漫骂,而无复人臣之节者,未有如轼也.盖陛下发钱（指青苗钱）以本业贫民,则曰‘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课试郡吏,则曰‘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陛下兴水利,则曰‘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盐碱地）变桑田’；陛下谨盐禁,则曰‘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其他触物即事,应口所言,无一不以讥谤为主.”
　　马上,国子博士李宜之、御史中丞李定前脚后脚杀到,他们历数苏轼的罪行,声称必须因其无礼于朝廷而斩首.李定举了四项理由说明为什么应当处苏轼极刑,他说：“苏轼初无学术,滥得时名,偶中异科,遂叨儒馆.”接着说苏轼急于获得高位,在心中不满之下,乃讥讪权要.再次,皇帝对他宽容已久,冀其改过自新,但是苏轼拒不从命.最后,虽然苏轼所写诗之荒谬浅薄,但对全国影响甚大,“臣叨预执法,职在纠*,罪有不容,岂敢苟止?伏望陛下断自天衷,特行典宪,非特沮乖慝之气,抑亦奋忠良之心,好恶既明,风俗自革.”这位李定正是当年因隐瞒父丧而被司马光称为“禽兽不如”的家伙,苏轼也讥他“不孝”.虽然群小都要苏轼死,但神宗皇帝不愿杀害他,只同意拘捕他,而且不同意苏轼在进京途中关入监狱过夜.
　　此时,苏轼的一个好友王诜,是他印了苏轼的诗集,听到这个消息,赶紧派人去给南部的苏辙送信,苏辙立刻派人去告诉苏轼,朝廷派出的皇差皇甫遵也同时出发,但苏辙的人先到,苏轼知道消息,立即请假,由祖通判代行太守之职.
　　皇甫遵到时,太守官衙的人慌做一团,不知会有什么事发生.苏轼不敢出来,与通判商量,通判说躲避朝廷使者也无济于事,最好还是依礼迎接他,应当以正式官阶出现.于是苏轼穿上官衣官靴,面见官差皇甫遵.
　　苏轼首先说话：“臣知多方开罪朝廷,必属死罪无疑.死不足惜,但请容臣归与家人一别.”
　　皇甫遵淡然道：“并不如此严重.”命士兵打开公文一看,原来只是份普通公文,免去苏轼的太守官位传唤进京而已,要苏轼立即启程.苏轼归看家人时,全家大哭.
　　太守官衙的人全都吓得手足无措,个个躲躲藏藏,只有王氏兄弟和陈师锡设酒筵饯别.但老百姓都出来看太守启程,县志记载,老百姓都泪如雨下.苏轼途经扬州江面和太湖时,都想跳水自杀.他不知道要判什么罪,并且怕他的案子会牵连好多朋友.等再一想,真跳了水,又会给弟弟招致麻烦.不然,后人就见不到赤壁怀古和赤壁赋了.家里烧了他大部分与友人的通信和手稿,家人到了安徽宿县,御史台又派人搜查他们的行李,找苏轼的诗,书信和别的文件.后来苏轼发现自己的手稿残存者不过三分之一.
　　苏轼七月二十八日被逮捕,八月十八日送进御史台的监狱.二十日,被正式提讯.
　　苏轼先报上年龄,世系,籍贯,科举考中的年月,再叙历任的官职和有他推荐为官的人.他说,自为官始,他曾有两次记过记录.依次是任凤祥通判时,因与上官不和而未出席秋季官方仪典,被罚红铜八斤.另一次是在杭州任内,因小吏挪用公款,他未报呈,也被罚红铜八斤.“此外,别无不良记录”.
　　最初,苏轼承认,他游杭州附近村庄所作的《山村五绝》里“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是讽刺青苗法的,“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是讽刺盐法的.除此之外,其余文字均与时事无关.
　　到二十二日,御史台审问他《八月十五日看潮》里“东海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两句的用意,他拖到二十四日,才被逼按舒亶定的调子,说是“讽刺朝廷水利之难成”.至于《戏子由》诗违抗“朝廷新兴律”的主旨,直到二十八日才作了交代.
　　到九月份,御史台已从四面八方抄获苏轼寄赠他人的大量诗词.有一百多首在审问时呈阅,有三十九人受到牵连,其中官位最高的是司马光.王安石罢相的次年（1077年）,苏轼寄赠司马光一首《独乐园》：“先生独何事,四方望陶冶,儿童诵君实,走卒知司马.抚掌笑先生,年来效喑哑.”实为司马光重登相位大造舆论.御史台说这诗讽刺新法,苏轼供认不讳：“此诗云四海苍生望司马光执政,陶冶天下,以讥讽见任执政不得其人.又言儿童走卒,皆知其姓字,终当进用.又言光却喑哑不言,意望依前上言攻击新法也.”
　　虽然“罪名成立”,但当时新法已废,凭此罪名不能判重刑,于是御史台又找.找了痛斥“新进”的《和韵答黄庭坚二首》,抨击“生事”的《汤村开运河,雨中督役》诗.前者是与黄庭坚唱和的,后者寄赠好友王诜.
　　《和韵》诗云：“嘉谷卧风雨,莨莠等我场.阵前漫方丈,玉食惨无光.”苏轼自己解释说,前四句以讥今之小人轻君子,如莨莠之夺嘉谷也,后面意言君子小人各自有时,如夏月蚊虻纵横,至秋自息,言黄庭坚如“蟠桃”,进用必迟；自比“苦李”,以无用全生.又取《诗》（诗经）云：“忧心悄悄,愠于群小.”皆以讥讽当今进用之人为小人也.苏诗巧用“悄悄”、“愠”等词,暗藏“群小”之意.要不是作者解释,还没多少人知其中奥妙.
　　这些赠黄庭坚、王诜等人的诗文,一时成为轰动朝野的新闻,舒亶等人趁机落井下石,怂恿副相王圭（加“土”旁）检举苏轼的《王复秀才所居双（木会）》诗.诗云：“凛然相对敢相欺,直干凌空未要奇.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王圭诬告说：“陛下飞龙在天,轼以为不知己,而求之地下之蛰龙,非不臣而何?”神宗冷静地回答：“诗人之词,安可如此论?彼自咏（木会）,何预朕事?”不久,狱吏问苏轼咏（木会）一事,苏轼巧妙答道：“王安石诗‘天下苍生望霖雨,不知龙向此中蟠’,此龙是也.”狱吏会心而笑,那些自称拥护王安石变法的人,连王安石说国“蟠龙”也忘记了.
　　对苏轼的指控,有的十分牵强,刚才的咏（木会）诗就是一例.还有《杞菊赋》的序言里曾提到吃杞菊的苦种籽,御史认为作者是在直接讽刺全境百姓的贫穷,尤其指朝廷对官吏薪俸的微薄.“生而盲者不识日”是讽刺科举考生的浅陋无知,讽刺考生不通儒学,只知道王安石在《三经新义》里对经书的注释.
　　苏轼对大部分指控,都坦白承认在诗中批评新政.
　　十月十五日,御史台申报苏轼诗案的审理情况,其中辑集苏轼数万字的交代材料,查清收藏苏轼讥讽文字的人物名单,计有司马光、范镇、张方平、王诜、苏辙、黄庭坚等二十九位大臣名士.李定、舒亶、王圭等欲置苏轼于死地而后快,但神宗一时举棋不定,太祖早有誓约,除叛逆谋反罪外,一概不杀大臣.
　　同时,正直人士也仗义相救.宰相吴充直言：“陛下以尧舜为法,薄魏武固宜,然魏武猜忌如此,犹能容祢衡,陛下不能容一苏轼何也?”已罢相退居金陵的王安石上书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连身患重病的曹太后也出面干预：“昔仁宗策贤良归,喜甚,曰：‘吾今又为吾子孙得太平宰相两人’,盖轼、辙也,而杀之可乎?”苏轼未判重罪,这些幕前幕后相救的人功不可没,否则,中国会失去一位光照千古,集词人、诗人、画家、书法家于一身的艺术天才.
　　但是,御史台的人也在疯狂行动,他们准备把新法反对派一网打尽.李定奏上一本,要求太后国丧时不赦免涉案人员,舒亶更狠,他奏请将司马光、范镇、张方平、李常和苏轼另外五个朋友一律处死.
　　十一月二十九日,圣谕下发,苏轼贬往黄州,充团练副使,但不准擅离该地区,并无权签署公文.这样的结果,李定等人自是大失所望.
　　受到牵连的人中,三个人的处罚较重.驸马王诜因泄露机密给苏轼,而且时常与他交往,调查时不及时交出苏轼的诗文,被削除一切官爵.其次是王巩,被御史附带处置,发配西北.第三个是子由,他曾奏请朝廷赦免兄长,自己愿意纳还一切官位为兄长赎罪,他并没有收到什么严重的毁谤诗,但由于家庭连带关系,仍遭受降职处分,调到高安,任筠州酒监.
　　其他人,张方平与其他大官都是罚红铜三十斤,司马光和范镇及苏轼的十八个别的朋友,都各罚红铜二十斤.
　　诗案总算了结了.苏轼出狱当天又写了两首诗,其中一首是：“平生文字为吾累,此去声名不厌低.塞上纵归他日马,城东不斗少年鸡.”要是由御史台的人检查起来,他又犯了对帝王大不敬之罪,“少年鸡”指的是贾昌,贾昌年老时告诉人他在少年时曾因斗鸡而获得唐天子的宠爱,而任宫廷的弄臣和伶人,这一点可引申而指朝廷当政的小人是宫廷中的弄臣和优伶,又是诽谤!
　　一场牵连苏轼三十九位亲友,一百多首诗的大案震惊朝野.这就是著名的“乌台诗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