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道路上的胜利是怎样来的（要例子）

中国革命道路上的胜利是怎样来的（要例子）
中国革命道路上的胜利是怎样来的（要例子）

中国革命道路上的胜利是怎样来的（要例子）
对于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有两种理解,一是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理论,一是关于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的理论.本文便围绕这两个主题对毛泽东、周恩来的理论探索进行比较. （一） 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理论 中共二大根据列宁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的理论,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制定了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把中国革命分为性质不同的两个阶段.此后,特别是在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时期,包括毛泽东、周恩来在内的许多共产党人进一步致力于对中国革命特点和规律的探索,从而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比较来看,毛泽东、周恩来在以下几个方面获得了相同或相似的理论认识. 1. 中国革命为什么要分两步走 毛泽东在1923年4月10日发表的《外力、军阀与革命》一文中,通过分析国内外政治经济的情势,“断定中国目前及最近之将来,必然是反动军阀支配的天下.这个期内是外力和军阀勾结为恶,是必然成功一种极反动极混乱的政治的”.由于“反动势力来得太大了”,所以“共产党暂放弃他们最急进的主张,和较急进的国民党合作”① ,为争取民族独立和民主政治而斗争.1925年11月,毛泽东在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调查表中写道：“本人信仰共产主义,主张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惟目前的内外压迫,非一阶级之力所能推翻”,所以主张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左翼合作的国民革命,以打倒帝国主义、军阀、买办和地主阶级,实现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左翼的联合统治,即革命民众的统治.② 毛泽东的这些论述,清晰地阐明了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理由. 1923年7月,周恩来也撰文指出：“国事败坏至今,纯由吾人受二重之压迫,即内有冥顽不灵之军阀,外有资本主义之列强.吾人欲图自救,必须推翻国内之军阀,打倒国际资本帝国主义.”③ 1924年,周恩来与旅欧华人中的国家主义派就国共合作进行了激烈的论战.对方诬蔑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是“阶级妥协”,并提出如下责问：“既谈三民主义不足以济将来阶级斗争之穷,又何不直接行共产主义革命?”周恩来回答：“中国的实际问题、物质条件,必需要中国实行国民革命.”他进而指出：“不错,我们共产主义者是主张‘阶级革命’的,是认定国民革命后还有无产阶级向有产阶级的‘阶级革命’的事实存在.但我们现在做的国民革命却是三民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和有产阶级合作,以推倒当权的封建阶级的‘阶级革命’,这何从而说到‘国民革命’是‘阶级妥协’?且非如此,共产主义革命不能发生,‘打破私有制度’‘无产阶级专政’自也不能发生.不走到第一步,何能走到第二步.”④ 可见,在中国革命为什么要分两步走的问题上,周恩来与毛泽东的认识是完全一致的. 2. 关于中国革命的动力和领导权 中国民主革命的动力包括广泛的阶级和阶层.毛泽东确认这个革命是绝大多数国民的任务,“全国国民中商人、工人、农人、学生、教职员,都同样应该挺身出来担负一部分革命的工作”① .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毛泽东将无产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以及游民无产者和秘密组织都视为革命的动力.周恩来则提出了中国革命有海外华侨、劳动阶级、知识界、新兴工商业家和农民阶级等五派革命势力的见解,认为“若能合此五派的革命分子于一个革命的政党统率之下,则国民革命的成功,必不至太为辽远”②. 中国的民主革命是由无产阶级领导还是由资产阶级领导,这是当时共产党人所面临的一个重要理论和实践问题.毛泽东将中国资产阶级划分为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两个部分,认为前者依附于帝国主义,理所当然是革命的对象,而后者则具有软弱性和动摇性.当他们受外资打击、军阀压迫感觉痛苦时,需要革命,但当革命有国内外无产阶级的勇猛参加和积极援助,对他们欲达到大资产阶级地位的发展要求感到威胁时,他们又怀疑革命.软弱性和动摇性决定民族资产阶级不能充当民主革命的领导者.毛泽东强调：无产阶级由于集中和经济地位低下,因而特别能够战斗,其人数虽不多,“却做了民族革命运动的主力.”③ 1926年,毛泽东又说过：“进步的工人阶级尤其是一切革命阶级的领导.”④ 这就更明确地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思想. 周恩来同样把中国的资产阶级划分为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两个部分.他说：“中国的买办阶级,不是中国的商家”,他们对于爱国运动“起而破坏,甘为帝国主义走狗”,所以“是革命的对头”① .至于民族资产阶级,周恩来认为他们巴不得兼并了社会上的一切财产,而自尊自享,因而必然反对工农要求解放的努力,“在革命的长期争斗中,民族资产阶级总是富于妥协性”② .在他看来,无产阶级常与列强资本势力接触,备受中国军阀凌辱,因此“终将为国民革命中一派最可靠的主力,这是毫无疑义的”③ .随后周恩来更鲜明地提出：“工人是国民革命的领袖.”④ 3. 关于中国革命的时代特征 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人类社会进入了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新时代.毛泽东把当时世界上的局面,视为“革命和反革命两大势力作最后斗争的局面.这两大势力竖起了两面大旗：一面是红色的革命的大旗,第三国际高举着,号召全世界一切被压迫阶级集合于其旗帜之下；一面是白色的反革命的大旗,国际联盟高举着,号召全世界一切反革命分子集合于其旗帜之下.”⑤ 从这一时代特征出发,毛泽东揭示中国民主革命“其目的是建设一个革命民众统治的国家；其终极是要消灭全世界的帝国主义,建设一个真正平等自由的世界联盟（即孙先生所主张的人类平等世界大同）”⑥ .这些观点实质上说明了中国民主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 周恩来认为,在过去的历史上,革命事件虽屡见不一,最大的如法兰西革命、美利坚独立,也颇能震动一时,各有其历史上的相当价值,“但一持与俄国十月革命相较,则广狭远暂的不同,又不难立见.前二者革命的范围只限于谋各个民族有产阶级的利益,而后者便转向全世界无产阶级身上来了”① .随着国共合作的形成,周恩来连续发表文章,阐述中国民主革命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关系.他在《救国运动与爱国主义》一文中写道：“我们若认清事实果想将军阀打倒,国际帝国主义打倒,我们也非与全世界被压迫阶级联合一致,来打此共同敌人不可,故我们的救国运动,乃必须建立在国际主义方面.”②在《军队中政治工作》一文中,周恩来指出：“西方是无产阶级革命,东方是国民革命,会合起来成为一个世界革命,这个世界革命成功,便进于世界大同.”③ 后来他还以更为精粹的语言总结道：“国民革命是解放目前中国的唯一目的,同时中国国民革命又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④ 从毛泽东、周恩来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以及中国革命时代特征的论述来看,他们已经认识到中国的民主革命与旧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有着重大的区别.这场革命是特殊的新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其前途必然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虽然他们尚未使用“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概念,但都触摸到了这一革命的本质内涵. 虽然如此,毛泽东当时对中国民主革命基本问题的理论探索也有超过周恩来的地方.第一,他明确提出革命胜利后的国体是以无产阶级为首的革命民众的联合统治,而周恩来只是一般地提到实现“民主政治”,未能揭示政权的阶级构成和基本性质；第二,毛泽东认识到农民阶级在民主革命的巨大作用,提出了“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⑤ 的卓越见解.周恩来虽然也看到了农民阶级起来的重要性,但尚未达到毛泽东那样的认识程度. 大革命失败后,作为中共领导核心成员之一的周恩来,在新的历史环境下继续对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进行探索.在中共六大上,他说：“五次大会以后,大家还是把革命任务与革命动力混为一谈.”抱有这种看法的人以为既然是工农革命,那就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了,于是产生了没收一切土地的口号和超越革命阶段的观点,甚至连工厂要归工人,车子要归车夫这些不恰当的口号都有人提出来.周恩来指出：“这都是不懂革命性质的结果.”① 1930年7月,周恩来在联共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中国革命新高潮与中国共产党》中说：“中国革命性质是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同时,这一民权革命是要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联合农民才能彻底完成.”② 这些观点对端正党内认识无疑起到了积极作用. 到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中,总结长期的革命实践经验,集中全党的智慧,对中国民主革命的对象、动力、领导权、前途等问题作了更加全面、系统和深刻的论述,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理论的完全形成.其主要理论贡献在于： 其一,他首次正式使用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概念,为中国民主革命的特殊性找到了一个准确而又精炼的表达形式,并将其内涵界定为“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③. 其二,他提出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的力量,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从而进一步深化了人们对革命动力的认识. 其三,他确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经济、文化纲领,为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发展到社会主义革命准备了一整套理论构架. （二） 关于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的理论 邓小平曾经指出：“马克思、列宁从来没有说过农村包围城市,这个原理在当时世界上还是没有的.”④ 的确,马克思、列宁都主张以城市为中心开展革命斗争,从未把农村作为促成革命成功的战略基地.毛泽东立足中国的国情,从领导秋收起义部队向农村转移开始,逐步开辟了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并且是这一革命道路理论的主要贡献者.而周恩来在1928年至1930年指导各地武装斗争的过程中,也结合新的实践经验进行理论思考,从而为农村包围城市理论的初步形成和最终成熟做出了重要贡献. 国共合作的大革命以前,毛泽东集中精力于城市工作.有次恽代英看到陶行知他们搞乡村工作,便写信给毛泽东.毛泽东回信说：“我们现在做城市工人工作还忙不过来,哪有空去做乡村工作.”① 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在湖南开展和考察农民运动过程中,方开始感受到农民和农村在民主革命中的巨大分量.他说：“进步的工人阶级尤其是一切革命阶级的领导,然若无农民从乡村中奋起,打倒宗法封建的地主阶级之特权,则军阀与帝国主义势力总不会根本倒塌.”② 面对大革命后期严峻的形势,毛泽东在1927年7月4日中央常委扩大会上提出“上山”主张,认为“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③.8月9日,毛泽东出席由瞿秋白主持召开的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会议进行中,瞿秋白提议毛泽东去上海党中央工作,毛泽东回答：“我要跟绿林交朋友,我定上山下湖,在山湖之中跟绿林交朋友.”④ 由此可以说,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在党的领导层中是最早把眼光投向农村的人.他领导秋收起义攻打长沙受挫后,便果断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转移,并在井冈山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 1928年10月,毛泽东撰写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认为地方性的农业经济和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造成白色政权间的长期分裂和战争,这样便给了一种条件,使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区域能够在四周白色政权的包围中发生和发展下来,从而明确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在随后写的《井冈山的斗争》中,毛泽东对“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作了系统阐述,提出建立与发展红色政权,必须将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互相结合起来.这时,毛泽东虽然意识到工农武装割据“在全国政治上有重大的意义”,但尚未形成“乡村中心”的概念.1929年4月5日他在给中共中央的信中还说：“无产阶级领导是革命的唯一关键,党的无产阶级基础之建立,大区域产业支部之创造,正是目前党在组织方面的最大任务,但同时农村斗争的发展,小区域苏维埃之建立,红军之创造和扩大,亦是帮助城市斗争、促成革命潮流高涨的条件.”④ 这是明显地将农村斗争置于城市斗争的辅助和配合地位.毛泽东在思想上带突破性的进展体现在1930年初撰写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他指出：“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的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① 以此为标志,坚持“乡村中心”,走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的理论已基本形成. 对于毛泽东的思想发展,周恩来曾有过如下的评述：“在‘六大’那时候,关于要重视乡村工作、在农村里搞武装割据的重要与可能等问题,毛泽东同志是认识到了的,而‘六大’则没有认识.但是,关于把工作中心放在乡村,共产党代表无产阶级来领导农民游击战争,我认为当时毛泽东同志也还没有这些思想,他也还是认为要以城市工作为中心的.开始他还主张在闽浙赣边创造苏区来影响城市工作,配合城市工作,到给林彪的信中才明确提出要创造红色区域,实行武装割据,认为这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也就是要以乡村为中心.所以,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是发展的.”① 这段话有助于理清毛泽东的思想发展历程. 与毛泽东比较,周恩来认识到乡村的重要性要晚一些.他领导的南昌起义,就没有把部队转移到农村进行土地革命.1927年底到1928年初,他在指导全国各地武装斗争实践中,以注重实际的态度,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开始萌芽.1927年12月18日,他起草的《中共中央致浙江省委指示信》,明确其工作的重点是迅速恢复和建立党与工农群众组织,指导它们“发展广大的乡村游击战争和城市工人的日常斗争”,强调“这一种斗争必须是群众的,然后才能发展到暴动的局面”.“只要有了得力的党的组织的领导,割据的暴动局面可以创立起来的”.② 这是周恩来较早使用“割据”这一概念.1928年1月27日,他起草的《中央致广东省委信》又要求琼崖特委发展工农武装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加紧造成一割据的局面”③ .同月,他代表中央与派往湘鄂边的贺龙、周逸群等谈话时,提出“依山建军,再向平原发展”④ 的重要方针. 到党的六大前夕,周恩来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又有了新的发展.1928年4月28日,他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在2月作出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该决议对于纠正当时中共中央的盲动主义错误有重要指导作用.但它忽视中国的国情,指责中共在农村开展游击战争是“策略上的动摇”,是“对游击战争的溺爱”,是“沉溺于散乱的,不相关联的,必致失败的游击战争”.在讨论中,周恩来指出：“因为农民占了一个重要的因素,所以与俄国的不同.现在的问题是乡村的领导问题,由此发生一个不平衡的发展问题.”他批评那种只重视城市工作而忽视领导农民土地革命走向深入的观点说：“过去城市的工作的确不好,但在中国形式下很适宜的配合是很困难的.要这样,必致引到乡村（对城市）的等待,这是不好的.”① 在周恩来看来,敌人占据大城市,工人起义一时难以发动,要求城市和乡村同时发动起义是不太现实的,而要求有条件发动的乡村也要等待城市工人的起义,不利于中国革命的发展.在中共六大上,周恩来对中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问题有了相当程度的认识.他说：“以地方言,南部与中部、北部的不同；以阶级言,农民发展与城市沉闷不相配合.”鉴于发展不平衡等原因,周恩来认定中国革命“有割据的可能”,“对于南中国的几省中,在目前就应该开始割据局面的准备,因为这与全国的准备工作是有极大的关连.同时我们要组织广大群众于苏维埃口号下,以总暴动来实现苏维埃政权”.② 在共产国际要求中国共产党以城市为中心的情况下,周恩来强调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问题是难能可贵的.在当时党内有这种认识的人也极为少见.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与实践,是形成农村包围城市理论的前提条件,否则就不可能形成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理论. 但应当指出,中共六大时,周恩来虽然开始呈现出摆脱“城市中心论”的思想倾向,但并未突破这一模式.他自己也坦言,依据当时的实际情况与理论水平,党是不可能产生以乡村作中心的思想的.“我也根据历史的经验与当时的情况研究了一下,太平天国是从乡村中发动的,占了南京才有以后的局面.还有一种‘流寇’式的农民游击战争,没有占城市,终归失败.这些使我感到要以城市作中心方能长期存在.”③ 从工农武装割据到以乡村为中心,周恩来的思想还有一个嬗变的过程. 六大以后,中国农村的革命游击战争正处于特别困难的时期.8月间,工农红军第四军在湘南遭到重大损失.11月起,敌人第三次“会剿”井冈山时,红军中一部分人又提出“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主力向赣南进军中又遭敌人截击和追击.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对形势感到忧虑,加之共产国际也认为红军只能分散存在,要求高级干部离开红军,所以他在1929年2月7日代中共中央起草的给红四军的信中,提出了分散红军、毛泽东离开红军到中央工作的意见.这自然是不正确的.4月3日,红四军前委才接到“中央二月来信”,而此时红四军已经在赣南打开了局面. 4月5日,毛泽东起草给中央的报告（即“四五”复信）,认为中央来信“对客观形势及主观力量的估计,都太悲观了”① .并表示不同意朱毛离开队伍.这时,由于客观形势的发展,中共中央的认识也在改变.4月4日,也就是毛泽东写报告的前一天,中央常委讨论红四军问题时,周恩来说：朱毛出来问题,原则上是如此,但现在实际情形要写得活一些.4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经周恩来修改过的致毛泽东、朱德的指示信.信中说：“军阀战争本身不是革命高潮”,“以为有军阀战争就一定表示着统治阶级将要很迅速的崩溃,这个观点是错误的”.红军目前的总任务是：扩大游击战争范围,发动农民武装斗争,深入土地革命.② 信中也不再坚持朱毛离开红军. 1929年6月12日,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毛泽东、朱德的“四五来信”.讨论中,周恩来虽然仍强调城市的领导问题,但认为分散红军的策略“是有些毛病”,红军只有集中才能扩大,也才能成为促进中国革命高潮的动力之一.8月21日,周恩来起草的《中央给四军前委的指示信》明确指出：“你们的任务便首先是：游击区域的发展,农民武装的加强,红军的扩大,而土地革命的深入更是根本任务.”③ 8月底,陈毅赴上海向中央详细汇报了红四军的奋斗历程和内部分歧.9月,经周恩来审定的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九月来信”）指出：“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④ 规定红军目前的主要任务是：“一、发动群众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二、实行游击战争,武装农民,并扩大本身组织；三、扩大游击区域及政治影响于全国.”① 这是周恩来第一次以中央名义对中国革命道路所作的正确结论,是对毛泽东等人实践经验的总结和对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升华.后来毛泽东撰写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主题思想明显受到九月来信的影响.1930年1月15日,在周恩来主持下,中共中央军委主办的机关刊物《军事通讯》创刊号出版,全文刊登陈毅写的《关于红四军历史及其情况的报告》,编者加写了按语,要求各地红军、各地方党组织学习红四军的经验. 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理论的初步形成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其中毛泽东、周恩来作出了最为突出的贡献.从“上山”主张到“工农武装割据”、从“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到红色政权的建立和发展,“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的因素”,毛泽东、周恩来的思想随实践不断得到丰富和升华.虽然在某些环节上,周恩来的理论认识甚至比毛泽东更早一些,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农村游击战争的实践经验始终是中国共产党人探索革命道路理论的基础.当然,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理论的最后成熟还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在《论新阶段》、《战争和战略问题》、《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报告和文章中,进一步从理论上阐述了中国革命道路问题,提出“共产党的任务,基本地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农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 .从而标志着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理论的完全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