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述接受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的主要观点

论述接受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的主要观点
论述接受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的主要观点

论述接受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的主要观点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以读者为中心的文学批评出现了一个理论飞跃.由于沃·伊瑟尔和罗伯特·尧斯理论观点的带动,接受理论开始在德国发展起来――这种理论在许多时候被称之为接受美学.顾名思义,“接受美学”即是以读者的“接受”作为文学考察的重点.尽管伊瑟尔和尧斯的理论出发点不同,但是,他们都对读者给予了前所未有的关注.不过,阐述接受理论之前,人们无法忽略另一个至为重要的理论背景――阐释学的转变.可以说,如果不是现代阐释学的革命清除了一系列传统的理论障碍,接受理论决不可能走得这么远.
阐释是日常生活之中的一个普遍现象.一个事件、一个文本、一个手势或者一部古代典籍都可能需要阐释.通常,阐释就是消除歧义,达成理解.从先秦著作的注疏到一部电影的课堂讲解,这一切都可以称之为阐释.然而,作为一种专门的学问,阐释学的基本意思就是“解释”.由于语言的复杂涵义和时空距离,各种古代的文献需要阐释和考证.考证、解释古代典籍和文献的词汇、语法即是阐释学的最初形态.早期西方的阐释学很大程度上是对于圣经的神学解释,解释圣经之中寓含的上帝的意图.这种阐释隐含的前提即是,人们所要理解的内容――即上帝的意图――已经先在地隐藏于经典之中.换言之,这种内容独立于人们的理解,并且在人们的理解开始之前已经存在.阐释就是调动文字考证、句法分析以及语境阐发等手段,发现隐在作品之中的真意.这个意义上,还原作品的“原意”是阐释学的根本目标.
文艺复兴以来,大量古希腊的典籍引起了人们的兴趣.这扩大了阐释学的范围――阐释已经远远地超出了圣经.促成这一重要转变的思想家是德国的施莱尔马赫.施莱尔马赫追问了有效解释的普遍条件是什么.他强调了阐释之中的语义分析与阐释的心理状态.阐释者必须进入阐释文本作者的心境,这样才能复原当初作者的表达意图.这种阐释学相信,阐释者突破了语言的障碍、克服了自身的历史局限之后,他们就能够重新体验先前作者的心理和精神.如果说,施莱尔马赫被誉为“阐释学的康德”,那么,狄尔泰则被称之为“阐释学之父”.狄尔泰致力于“精神科学”.他希望人文学科对于人类历史的知识能够出现足以与自然科学媲美的确凿可靠.他认为,人文学科要用“理解”代替自然科学的因果解说.这种阐释无法与阐释者的经验分离.每一代人只能带着历史赋予自己的经验阐释历史,并且继续在阐释之中展开历史的意义,延伸历史.这时的阐释已经与阐释者的经验、知识联系起来了.
通常认为,为阐释学带来本体论转折的是德国的哲学家海德格尔.在他那里,阐释学所要解释的不是某一种文本,而是解释存在本身.阐释者已经置身于世界之中,与现实世界发生了种种联系.阐释者与所要解释的对象已经共处于同一个关系结构之中.所以,存在的历史性决定了阐释的历史性.阐释者不可能用一个空白的头脑进行阐释.从提出问题到阐释问题,阐释者无不受到文化背景、传统观念、知识水平和思想状况的影响.海德格尔认为,阐释总是植根于人们预先看见的东西；同时,某些对象之所以得到阐释,这意味了这个对象业已事先进入了阐释者的“问题域”；此外,任何解释都包含了某种预设.这一切形成了阐释的“前结构”.阐释者总是在“前结构”的制约之下解释万事万物.“前结构”集中表明了阐释者与历史环境的联系.阐释者的主观成见恰恰是阐释的前提.
阐释学的发展史上,海德格尔思想的承传与伽达默尔的《真理与方法》具有很大的关系.伽达默尔继续了海德格尔的思考.他甚至明确地认为,人们的成见构成了人们的存在.伽达默尔将这些历史性的规定性称之为“视野”.伽达默尔认识到,阐释者的视野是多种多样的,同时,这些视野还将因为一代又一代的阐释者而在历史之中不断地变化.这个意义上,阐释始终是开放的,不存在一个终极的答案.对于特定对象的持续阐释,根据现今的视野重新谈论历史之中已有的话题,这是人类对于自己命运的无穷探索.当然,人们没有理由把种种视野视为一系列封闭隔绝的单元.不同的视野相互接触、对话、交汇,互相拓展与互相限制.这里包含了后人对于传统的理解,也包含了传统对于后人的制约.伽达默尔将这个过程称之为“视野的融合”.显然,“视野的融合”形象地说明了个人与历史、个人与传统之间的纽带.这种阐释观念之中,人们已经不再认可恒定不变的绝对意义或者权威的唯一解释.
尽管以上仅仅是阐释学历史的一个极为简略的勾勒,但是,人们已经可以看出,接受理论从中得到了许多有益的理论启示.某种意义上,人们有理由将文学批评之中的接受理论视为现代阐释学的一个分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