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与植物的关系

人类与植物的关系
人类与植物的关系

人类与植物的关系
植物与人类关系 ：
植物是第一生产者,由植物吸收大地的养份、太阳的光辉、环境中的二氧化碳,经雨露滋润,进行光合作用,生产氧气,制造出碳水化合物,生产出各种食物、营养物质、药品和木材.植物是人类呼吸中的需要的氧气来源.植物在光合作用中放出氧气,净化环境,为人类的生存提供了必备条件.
民以食为天：
植物是生活之本——食品作物
有人把水稻、小麦、大麦、玉米、高粱、大豆、豆类、甜菜、甘蔗、花生、马铃薯、薯芋、木薯、椰子、香蕉列为世界15种重要食用植物,也有人把水稻、小麦、大麦、高粱、玉米作为谷类粮食作物的5大台柱.
民以食为天,少了它们无法生存

相依为命的关系。

首先是提供实物，再有提供其他生活必需品与良好的环境。人类与植物需要共存。

捕食与被捕食关系。

民族植物学是一门研究人与植物之间相互作用的跨学科领域，它建立在植物学、民族学、生态学、语言学、药物学、农学、园艺学、社会学、经济学等相关学科的基础之上，成为一门综合性的专门研究领域。
民族植物学最早由美国植物学家哈什伯杰于1895年提出，当时的科学定义是“研究土著民族利用的植物”。在20世纪30年代，生态学原理和概念被引入民族植物学，将民族植物学重新定义为“研究人与植物之间相互作用...

全部展开

民族植物学是一门研究人与植物之间相互作用的跨学科领域，它建立在植物学、民族学、生态学、语言学、药物学、农学、园艺学、社会学、经济学等相关学科的基础之上，成为一门综合性的专门研究领域。
民族植物学最早由美国植物学家哈什伯杰于1895年提出，当时的科学定义是“研究土著民族利用的植物”。在20世纪30年代，生态学原理和概念被引入民族植物学，将民族植物学重新定义为“研究人与植物之间相互作用的一门科学”。民族植物学为西方工业国家在新大陆寻找和调查植物资源、收集当地民族有关植物利用的知识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在过去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为工业发展提供过许多新的植物原料，为研发新药新产品提供了大量的“知识原型”，从而源源不断地开发出许多重要的天然药品、食品、保健品、化妆品、纤维、色素染料等；为农业革命提供新的遗传育种材料和新型栽培作物做出过重要的贡献。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到上世纪中叶，全球植物资源的总量逐年下降，森林砍伐、环境恶化、生物多样性减少、传统知识流失等问题日趋严重。民族植物学的学科内容也随之发生了重要的转移，由早期的从传统知识中寻找资源和信息、为工业生产提供可开发资源的研究工作，转移到研究植物资源和可持续利用、保护生物多样性和民族文化的多样性等方面。
国际社会十分关注和支持民族植物学的发展。由世界自然基金会（WWF）、联合国教科文教组织和英国皇家植物园（Kew Garden）共同发起和实施的《人与植物行动计划》于1994年正式启动。在亚洲、非洲、中美洲等地开展应用民族植物的定点研究、能力建设和民族植物学系列出版物的编写出版，极大地推动了民族植物学在全球的发展，把民族植物学的经典研究引向应用研究，为生物资源的保护与可持续利用开辟出一条崭新的道路。近年来，该项目在组织民族植物学高等教育教材编写、非洲和喜马拉雅地区药用植物保护与利用、非洲木雕业的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社区参与自然保护和社会林业等若干重要领域都起到了方向性引导和方法学研究及传播的作用，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与支持。
我国民族植物学习快速发展
民族植物学研究在我国起步较晚，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才被介绍到我国。时任中国科学院云南热带植物研究所所长的裴盛基教授成为这个学科的领军人物。1982年，他率先发表了我国第一篇民族植物学的论文《西双版纳民族植物学的初步研究》，从此，裴盛基多年从事植物学调查、采集、中国植物志编写、中草药普查、南药代用品研究、国产美登本抗癌研究等系列科研积累运用于民族植物学研究之中，开始了新的探索；更重要的是，裴盛基将我国的植物学研究与国际交流接轨，培养了大批民族植物学研究人才。
在裴盛基等一大批学者的带动下，我国民族植物学从无到有、从局部到西部若干地省区、从研究院到实际应用、从国内到国际都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
标志着我国民族植物学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是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民族植物研究室的成立。1987年，中国科学院决定在昆明植物研究所成立我国第一个民族植物学研究室。
1996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已将民族植物学学科列入基金指南，一批申报项目已获准资助。美国麦阿瑟基金会、福特基金会、世界自然基金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山地发展中心、国际植物遗传资源研究所等国际组织先后提供资助给国内十多个单位和上百人次从事民族植物学研究、培训和推广工作。世界银行全球环境基金（GEF）组织高度评价裴盛基教授在主持贵州省生物多样性保扩项目申报工作中引进民族植物学的概念和方法，最近多个项目申报已获财政部批准。国际关注我国的民族植物学事业发展，我国也对民族植物学的国际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民族植物学应用前景广阔
民族植物学根植于中华民族5000年文明史，依托于我国巨大的植物多样性和丰富的民族文化多样性。裴盛基等一批学者认识到，民族植物学研究不能囿于民族植物的调查、记载、编目和分析评价，而是要为国家发展特别是为西部大开发、重建西部秀美山川生态环境服务。裴盛基提出：中国民族植物学研究起始于西部地区，西部地区有丰富的植物资源和多样的民族文化；东部地区有先进的技术和智力资源，有较强的资本和投资开发能力。当前，应当研究如何把东部的资本智力优势和西部的资源学科优势结合起来，推动西部大开发；进一步发展东部的经济，取得东西发展优势互补、利益共享的结果。我国民族植物学研究正在经历一个从经典到应用、从局部到全国、从科研院所到产业化发展的历史性转变过程。
民族植物学是一门研究人与植物相互作用的科学，这种相互作用的过程是人类认识、利用和保护植物的宝贵知识和实践经验积累的历史过程，它具有显著的地域性、突出的民族性和特殊的文化特征。用现代科学方法手段研究民族民间传统利用植物的知识和实践经验，实现植物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保护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为我国国民经济现代化发展服务、为各族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不断改善提高做贡献，是我国民族植物学研究的根本方向和任务。
近年来，我国在民族植物学的基本研究方面，大量的研究集中在区域民族植物学、植物类群民族植物学和植物利用类别的民族植物学研究上，如西双版纳竹类棕榈藤类的民族植物学研究、滇西北集市植物的民族植物学调查、云南民族食花文化的研究等。
在民族植物学的应用研究方面，包括民族生态学研究、从民族药中开发新药研究、社区生物多样性保护、山区扶贫等若干领域都取得了引人注目的进展，如西双版纳轮歇农业与生物多样性的研究、从哈尼族传统草药中开发“爱尼防感油”的研究、云南楚雄紫溪山彝族社区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项目、西双版纳傣族“龙山”恢复与佛教寺院植物重建项目、云南高黎贡山社区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项目、云南江城明子山扶贫项目等，均取得了国内外公认的研究和试点推广成果。
在生物多样性与民族文化多样性的协同进化关系方面，我国学者较先证明了传统文化信仰对植物环境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影响的观点。在对傣族“神山”信仰、佛教寺院植物、滇西北民族“圣境”信仰、云南民族食花文化等若干方面均进行了具有深刻影响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们对传统信仰文化持一概否定的态度，主张承认传统信仰文化中对保护自然的积极因素，从而有利于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自然保护的行动。
我国民族药的研究，在中药得到发扬光大的同时，也得到相当大的发展。民族药研究工作主要集中在高等中医药院校和民族医药研究院所，是我国从事民族植物学相关领域研究的最大专业人员群体。我国民族药调查取得显著成绩。据统计，在全国11446种药用植物中，民族药至少在8000种以上，其中藏药就有3600多种。近年来，从民族药中开发出的各类新药估计有千种之多，如藏药红景天、诺迪康；苗族药灯盏细辛、艾纳香、观音草；泰药亚呼噜、灯台叶、肾茶、美登木以及从云南民族药中开发出的排毒养颜胶囊；从四川民族药中开发出的三勒浆等等。
毫无疑问，民族植物学研究前景广阔，必将在国民经济建设中、在西部大开发中显现出巨大的发展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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