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翊钧 的 事情

朱翊钧 的 事情
朱翊钧 的 事情

朱翊钧 的 事情
中文名： 朱翊钧
　　国籍： 中国
　　民族： 汉族
　　出生地： 北京
　　出生日期： 公元1563年
　　逝世日期： 公元1620年
　　职业： 皇帝
　　主要成就： 万历援朝战争
　　平定宁夏之乱
　　平定播州杨应龙之乱
　　父亲： 朱载垕
　　年号： 万历
　　谥号： 孝显皇帝
　　庙号： 神宗
　　万历前十年,大学士张居正辅助神宗处理政事,更张祖制,社会经济发展较好.20岁时,张居正逝世,神宗开始亲政,有一段时间勤于政务,发动“万历三大征”,巩固了汉家疆土.后期因和文官集团的矛盾而罢朝近30年.在这一时期内,江南一带的商品经济高度发达,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全国和经济总量达到了中国古代的巅峰,但是阶级矛盾也日益加剧,文官集团的党争使得政治日益腐败黑暗,东北的女真趁虚兴起,因而种下了明朝灭亡的原因.1620年驾崩,传位皇太子朱常洛.死后葬于十三陵定陵.
　　明神宗亲政之后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清算已死的张居正.因为张居正在朝堂上为所欲为,不把皇帝放在眼里,并且生活糜烂.一方面住着豪宅,又占据着严嵩留下来的香庐（别墅）,一方面享用着戚继光奉送的波斯美女姐妹.手下人也有经济问题 .对君主太严厉,太苛刻,不允许多花钱.当时,朝堂大臣是敢怒而不敢言!万历九年（1581）七月张居正患病.患病的原因,据说是“积热伏于肠胃,流为下部热症.又多服凉药,反令脾胃受伤”.当时一些学者像王世贞、沈德符,都推断张居正喜欢服用春药,以致热气向下或向上发散.张居正在冬天的时候,头上不敢戴貂皮帽,就是因为热气上冲于头.所以说,张居正的病情,实在是因为他的个人生活的奢侈靡烂所致.当然,张居正操劳国事,过度疲劳,亦是病因之一.从万历九年到万历十年间,张居正一直没有请假,坚持办公.次年二月,张居正旧病复发,虽然屡经名医医治,但是张居正自己也知道,自己“精力已竭”,“不过行尸走肉耳” !万历十年（1582）六月二十日,一代名臣张居正终于病逝.神宗为之辍朝一天,给予张居正崇高的待遇：谥文忠,赠上柱国衔,荫一子为尚宝司丞,赏丧银500两.然而,两年之后 的万历十二年（1584）八月,神宗在都察院参劾张居正的奏疏中批示道：“张居正诬蔑亲藩,侵夺王坟府第,箝制言官,蔽塞朕聪.……专权乱政,罔上负恩,谋国不忠.本当断棺戮尸,念效劳有年,姑免尽法追论.”这时候的张居正一家,已经被抄家.张府人口,一些老弱妇孺因为来不及退出被封闭于张府,饿死十余口；张居正的长子张敬修留下了一份“丘侍郎（橓）、任巡按,活阎王!你也有父母妻子之念……何忍陷人如此酷烈”的遗书,自缢身亡；张居正80岁的老母还是在首辅大学士申时行的请求下才留有一所空宅和10顷田地.张居正恐怕生前绝对不能想到,他死后竟然会遭到一手扶持的神宗如此无情的惩处!神宗这种一百八十度的态度转变,显然是他长久地处于张居正的约束之下的心理变态后的大发泄.而张居正的政治悲剧,原因有很多方面.首先,张居正过度自信,没有给皇帝足够的自信,威权震主,最后才引来了皇帝的报复.其次,张居正执政的时期过于专权,得罪的官员太多.被张敬修骂作活阎王的丘橓即其一.丘橓,诸城人,性格刚直,好争论.隆庆年间罢官在家.神宗初年,很多言官向朝廷推荐丘橓.但张居正很厌恶他,没让他重新出来做官.神宗深知这层关系,等张居正死后,特派丘橓跟太监张诚去抄张家.丘橓用法酷烈,不免有公报私仇的嫌疑.张居正夺情一事,也开罪了许多正直的士大夫.禁讲学一事,又开罪了许多知识分子.最后,张居正对于慈圣皇太后的父亲李伟等人,没有给予充分的方便,以致神宗清算张居正时,慈圣皇太后并没有为张居正说话.如此看来,张居正是一个极自信的人,所以不能虚己待人,而是过于刻毒专制.所以,招来报复,某种层面上来说是咎由自取.但是,对于神宗来说,清算张居正是自己开始亲政的基础,推倒张居正,也就树立了皇帝自己的权威.
　　继张居正而任首辅大学士的张四维、申时行,目睹张居正生前的宠荣和死后的受辱,自然再不敢以张居正为榜样.因此,曾经以才干受张居正赏识的申时行,深知伴君如伴虎的道理,吸取张居正的教训,一方面顺从皇帝,一方面用诚意打动整个文官政府.一句话,申时行是 一个典型的和事佬.这位来自富饶的苏州府长洲县的嘉靖四十一年（1562）状元,正如他的字“汝默”一样,力求清静,但也被人视为“首鼠两端”.他在任上,开创了两项很恶劣的先例——章奏留中和经筵讲义的进呈,他也因此被人批评为要为神宗的“荒怠”负责.
　　章奏留中,就是皇帝对于大臣们送上来的奏疏不予理睬,放在宫中,既不批示,也不发还.经筵讲义的进呈,就是皇帝不需要参加经筵,经筵讲官们只需要把他们的讲义送到宫中就可以了.这两件惯例的养成,就彻底地切断了皇帝与大臣们交流的渠道.其实,要让申时行为神宗的荒怠负责,无疑是不公平的.皇帝既要亲政,大臣们就应当无为；皇帝既要无为,大臣们就更应当谦逊地表示顺服.这才是神宗的心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神宗从他的祖父那里隔代遗传下来的,除了自大心理之外,还有乾纲独断的心态.神宗是一个权力欲极重的人,而且,与他的父亲不同,他不是一个平庸的君主.实际上万历一朝的大事,如万历三大征,还都是在神宗的布置下进行的.所谓万历三大征,是指在东北、西北、西南边疆几乎同时开展的三次军事行动：平定哱拜叛乱；援朝战争；平定杨应龙叛变.
　　平定哱拜叛乱
　　哱拜是蒙古鞑靼部人,嘉靖年间投降明朝边将郑印,后来官至宁夏副总兵.万历十七年（1589）,哱拜以副总兵致仕.儿子哱承恩袭为指挥使,充巡抚门下旗牌官.哱拜私下里蓄养了一批奴仆,组成一支苍头军,见明军兵马不整,就有反叛之心.万历二十年（1592）二月, 哱拜与结义兄弟刘东旸同时发难,杀宁夏巡抚党馨,缴去总兵张维忠的印信.刘东旸自任总兵,哱承恩为副总兵,哱拜为谋主,扯旗反叛,企图占据宁夏,自为一个割据政权.当时,朝廷对于蒙古的羁縻政策因俺答汗之死,渐渐失控.哱拜勾结河套的蒙古骑兵,企图联成一气.明朝总督魏学曾一方面切断河套的蒙古骑兵与哱拜之间的通道,一方面围住宁夏.在朝廷,神宗命大臣各献平叛之策.当时的兵部尚书石星提出的方案是掘开黄河之堤,以黄河之水灌淹宁夏城,则“一城之人尽为鱼鳖”；御史梅国桢推荐原任总兵李成梁前往平叛；甘肃巡抚叶梦熊请命讨贼.神宗后来对于三种方案竟然都能接受,一方面命叶梦熊赶赴宁夏；一方面命李成梁出征宁夏.李成梁当时在辽东,便命其子李如松前往.神宗还下命悬赏缉拿哱拜等人.到了六月,宁夏城外已经有魏学曾、梅国桢、叶梦熊、李如松等数支大军,由魏学曾统一调度.但是,魏学曾束手无策,力主招安.这让神宗大怒,以为堂堂天朝竟然奈何不了哱拜,成何体统?七月,神宗在接到监军御史梅国桢的军情报告后,果断地以叶梦熊取代了魏学曾,并将魏学曾逮回京城,并直接部署：“决（黄河）水灌城之谋,毋得异同误事 .”既然最高当局已经下令灌城,前方的将领自然再无异议.于是,当初在反对俺答封贡中 似乎没有多少远见的叶梦熊,这时显得非常有胆略.他在七月十七日之前,围着宁夏城筑了一道长约1700丈的长堤,将宁夏城围成一个水泄不通的池塘,然后掘开黄河大堤,向宁夏城灌水.八月,城中粮食短缺.同时,李如松击败了从河套来援的蒙古骑兵.九月,明军攻破宁夏城南城.但是,叛军退据的大城依然易守难攻,明军的攻势受挫.这时,一个名叫李登的卖油郎,挑着担子在街上边走边唱：“痈之不决,而狃于痏；危巢不覆,而令枭止.”监军梅国桢将他请入营中,让他带着三封书信去见哱承恩.李登跛一足,瞎一眼,在路上根本就不被人注意.他将一封信交给哱承恩,劝哱承恩说：哱氏有功于朝廷,监军深为可惜,可杀刘东旸以自效；接着,李登又去见了刘东旸、许朝,劝他们说：首乱是哱氏,将军为汉人,何苦代人受过?这个离间计果然成功.九月十六日,刘东旸杀土文秀,接着,哱承恩杀刘东旸、许朝,投降明军.九月十八日,明军进城,剿灭了哱拜的苍头军,哱拜自杀.哱承恩等人被押解京城.至此,宁夏平定.
　　援朝之战（见百度百科——万历援朝之战）
　　日期： 1592年—1593年,1597年—1598年 ,地点： 朝鲜半岛,结果： 大明、朝鲜联军胜利,日军撤退 　参战方：中国明朝,朝鲜李朝,日本丰臣政权
　　指挥官
　　（日方）丰臣秀吉
　　（日方）丰臣秀吉
　　中国：李如松,李如柏,麻贵,刘铤,邢玠,陈璘,邓子龙,杨万金,麻来,周道継,李洞宾,郭安民,王子和,汤文瓉,銭应太,张应元,陈観策　朝鲜：朝鲜宣祖,光海君,李舜臣,权栗,柳成龙,郭再祐,宋象贤,郑拨,申砬,金时敏,惟政,元均,李亿祺,崔湖,柳崇仁,徐礼元,倡义使,金千镒,黄世得,李宗张,尹兴信　日本：丰臣秀吉,宇喜多秀家,小早川隆景,加藤清正,小西行长,藤堂高虎,加藤嘉明,锅岛直茂,细川忠兴,石田三成,黑田孝高,黑田长政,福岛正则,毛利辉元,宗义智,胁坂安治,九鬼嘉隆,岛津义弘,毛利秀元,立花宗茂,吉川广家,大谷吉继,太田一吉,来岛通总
　　兵力
　　中国：第1次（1592–1593）约50,000人,第2次（1597–1598）约75,000人.　朝鲜：34,000人（战争开始时）最后：22,600人（包括民兵等）. 日本：第1次（1592–1593）约160,000人,第2次（1597–1598）约140,000人 .　伤亡：大明：约30,000人,朝鲜：约300,000人 ,100万平民；日本：约140,000人
　　万历皇帝册封丰臣秀吉为日本国王诏书
　　万历皇帝册封丰臣秀吉为日本国王诏书
　　平定杨应龙叛乱
　　万历二十七年（1599）二月,神宗命令还在朝鲜战场的几支部队迅速移往西南,其中包括最能征战的总兵刘綎的部队.此行的目的地是四川的播州.明代在播州设立播州宣慰使司,其驻地约相当于今遵义市.播州宣慰使姓杨,世代为当地的土司.隆庆五年（1571）,生性雄猜、阴狠嗜杀的杨应龙世袭了父亲杨烈的宣慰司一职.万历十四年（1586）,神宗又赐杨应龙都指挥使衔.但是,杨应龙对于四川的官军弱不经战的士气看在眼里,早就想占据整个四川,独霸一方.他的居所都是雕龙饰凤,又擅用阉宦,俨然是一个土皇帝.从万历二十年（1592）起,杨应龙就时叛时降,反复不定.万历二十七年（1599）二月,贵州巡抚江东之派都指挥使杨国柱讨伐杨应龙,结果三千军队全军覆没,杨国柱战死.当时,朝鲜战争已经结束.因此,神宗决定一劳永逸地解决杨应龙问题.他任命李化龙为湖广、川贵总督,兼四川巡抚,郭子章为贵州巡抚,讨伐播州叛军.万历二十八年（1600）初,各路兵马陆续汇集播州附近.李化龙持尚方宝剑,主持讨伐全局,坐镇重庆；郭子章以贵州巡抚坐镇贵阳；湖广巡抚支大可移驻沅江.明军分兵八路进剿：总兵刘出綦江；总兵马礼英出南川；总兵吴广出合江；副总兵曹希彬出永宁；总兵童无镇出乌江；参将朱鹤龄出沙溪；总兵李应祥出兴隆卫；总兵陈璘出白泥.每路兵马3万,共计20余万人.这种安排,足以说明神宗对于剿灭杨应龙的决心.八路大军中,以刘所部最为骁勇善战.綦江在播州的北面,杨应龙也重点屯兵于此,以他的儿子杨朝栋亲自领苗兵数万进行防守.然而,苗兵每遇上身先士卒的刘,只会大叫：“刘大刀至矣.”往往不战而溃.罗古池一战,杨朝栋差点被俘.刘率军一直攻到了娄山关下.娄山关是杨应龙老巢海龙囤的门户,与海龙囤并称天险,易守难攻,但是,却被刘在四月至六月两个月内连续攻破.六月初六日,杨应龙与爱妾周氏、何氏关 门自缢,儿子杨朝栋、弟杨兆龙被俘.战役前后历时114天,斩杀杨应龙的部队2万人.万历二十八年（1600）十二月,李化龙班师回朝,并将杨朝栋等69人押解到京师,磔于市.至此,平播一战以完胜结束.这一战,虽然耗费了湖广、四川、贵州三省财力,但是,正如当时的官员朱国桢所说,如果不平定播州,四川周边的少数民族就要纷纷效仿杨应龙,非但四川不保,云南、贵州也可能不保.后来,瞿九思编《万历武功录》,称平定杨应龙是“唐宋以来一大伟绩”,大概也是从确保西南版图的效果来说的吧.
　　从万历三大征看来,神宗绝不是一个平庸的皇帝.实际上,神宗对于每一次军事行动,似乎都充分认识到其重要性.而且,在战争过程中对于前线将领的充分信任、对于指挥失误的将领的坚决撤换,都显示了神宗的胆略.但从另一侧面来看,三大征对明王朝的财政也造成了极其沉重的负担,张居正时期辛苦积蓄的四百万两贮金,在万历援朝之战中全部烟消云散.国库的空虚,导致明王朝与后崛起的满洲八旗军队作战的军费,只能依靠国家不断增税来弥补,可以说是明末农民大起义的一大重要诱因.
　　醉梦之期
　　孟森在他的《明清史讲义》内称神宗晚期为“醉梦之期”,并说此期神宗的特点是“怠于临朝,勇于敛财,不郊不庙不朝者三十年,与外廷隔绝”.那么,神宗是什么时候从一个立志有为的皇帝变成一个荒怠的皇帝呢?又是什么东西让皇帝堕落得如此厉害呢?虽然,按照晚明的一位名士夏允彝的说法,神宗怠于临朝的原因,先是因为宠幸郑贵妃,后是因为厌恶大臣之间的朋党斗争.而学明武宗暗操国家政权,实际上,万历皇帝一生没有把权力让给他人!但是,某些学者们也以为,神宗之怠于临朝,还因为他的身体虚弱的原因.比如万历皇帝爱好抽鸦片烟和过度饮酒和沉迷于后宫过度的结果.
　　万历十七年（1589）十二月,大理寺左评事雒于仁上了一疏,疏中批评神宗纵情于酒、色、 财、气,并献“四箴”.对皇帝私生活这样干涉,使神宗非常恼怒.幸好首辅大学士申时行婉转开导,说皇帝如果要处置雒于仁,无疑是承认雒于仁的批评是确有其事,外面的臣民会信以为真的.最后,雒于仁被革职为民.在处理这件事的过程中,神宗曾召见申时行等人于毓德宫中,“自辨甚悉”.神宗对内阁大学士们说：“他说朕好酒,谁人不饮酒?……又说朕好色,偏宠贵妃郑氏.朕只因郑氏勤劳,朕每至一宫,她必相随.朝夕间她独小心侍奉,委的勤劳.……朕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天下之财皆朕之财.…… 人孰无气,且如先生每也有僮仆家人,难道更不责治?”看来,神宗根本不承认雒于仁的批评.的确,明末社会好酒成风.清初的学者张履祥记载了明代晚期朝廷上下好酒之习：“朝廷不榷酒酤,民得自造.又无群饮之禁,至于今日,流滥已极.……饮者率数升,能者无量.……饮酒或终日夜.朝野上下,恒舞酣歌.”意思是说,明代后期对于酒不实行 专卖制度,所以民间可以自己制造酒,又不禁止群饮,饮酒成风.喝酒少的能喝几升,多的无限量,日夜不止,朝野上下都是如此.神宗的好酒,不过是这种饮酒之风的体现罢了.神宗在17岁的时候,曾经因为醉酒杖责冯保的义子,差点被慈圣太后废掉帝位.这件事他倒是承认.至于说到好色,神宗虽然似乎不及他的祖父,但却一点也不逊色于他的父亲.他在万历十年（1582）的三月,就曾效仿他的祖父世宗的做法,在民间大选嫔妃,一天就娶了“九嫔”.而且,神宗竟然还玩起同性恋的勾当,即玩弄女色的同时,还玩弄小太监.当时宫中有10个长得很俊定陵出土的刺绣百子女夹衣秀的太监,就是专门“给事御前,或承恩与上同卧起”,号称“十俊”.所以,雒于仁的奏疏中有“幸十俊以开骗门”的批评.这一点,神宗与当初荒唐的武宗有一点类似.至于贪财一事,神宗在明代诸帝中可谓最有名了.他在亲政以后,查抄了冯保、张居正的家产,就让太监张诚全部搬入宫中,归自己支配.为了掠夺钱财,他派出矿监、税监,到各地四处搜括.
　　酒色的过度,使神宗的身体极为虚弱.万历十四年（1586）,24岁的神宗传谕内阁,说自己“一时头昏眼黑,力乏不兴”.礼部主事卢洪春为此特地上疏,指出“肝虚则头晕目眩,肾 虚则腰痛精泄”.万历十八年（1590）正月初一,神宗自称“腰痛脚软,行立不便”.万历三十年（1602）,神宗曾因为病情加剧,召首辅沈一贯入阁嘱托后事.从这些现象看来,神宗的身体状况实是每况愈下.因此,神宗亲政期间,几乎很少上朝.他处理政事的主要方法 是通过谕旨的形式向下面传递.万历三大征中边疆大事的处理,都是通过谕旨的形式而不是大臣们所希望的“召对”形式.在三大征结束之后,神宗对于大臣们的奏章的批复,似乎更不感兴趣了.所以,神宗荒怠的情形,还真有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不愿意上朝听政；后一阶段是连大臣们的奏章也不批复,直接“留中”不发.
　　但是,按照明朝的制度,皇帝是政府的惟一决策者.一旦皇帝不愿处置但又不轻易授权于太监或大臣,整个文官政府的运转就可能陷于停顿.到十七世纪初期,由于神宗不理朝政,官员空缺的现象非常严重.万历三十年（1602）,南、北两京共缺尚书3名、侍郎10名；各地缺巡抚3名,布政使、按察使等官66名、知府25名.按正常的编制,南、北二京六部应当有尚书12名,侍郎24名,这时总共缺了近三分之一.到万历四十一年（1613）十一月,南北两京缺尚书、侍郎14名.地方的行政管理,有时必须由一个县的知县兼任邻县的知县.由这样的情形,可以想见万历后期政府运作的效率.御史袁可立趁雷震景德门之际上了一道奏疏,指责神宗：“礼祀不亲,朝讲未视,章奏不以时批答,废弃不皆录用,传造日增,赏罚日滥,非所以尽修省之实(《睢州志》).”被震怒的神宗罢官为民.时神宗委顿于上,百官党争于下,这就是万历朝后期的官场大势.官僚队伍中党派林立,门户之争日盛一日,互相倾轧.东林党、宣党、昆党、齐党、浙党,名目众多.正如梁启超说,明末的党争,就好像两群冬烘先生打架,打到明朝亡了,便一起拉倒.这样的恶果,未尝不是由神宗的荒怠造成的.《明史》对于明神宗的评论是：“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还是有争议的.因为明亡的三大因素是：一、党争,东林党与非东林党之间的斗争一直持续到南明灭亡才停止；二、阉人专政,明朝先后出过王振、太监八虎、魏忠贤等等著名的专权太监.皇帝对他们的偏听偏信对朝廷风气造成了极坏的影响；三、内忧外患,明王朝后期满洲与明末农民起义爆发对大明王朝的倒塌也起了极大的作用.仅仅将其归结于万历一人是不公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