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提出“人性本善”和“人性本恶”观点的人分别是谁?具体一点

最早提出“人性本善”和“人性本恶”观点的人分别是谁?具体一点
最早提出“人性本善”和“人性本恶”观点的人分别是谁?
具体一点

最早提出“人性本善”和“人性本恶”观点的人分别是谁?具体一点
孟子提出的性善论,荀子主张性恶论.
孟子与荀子同为先秦儒家大师,但其关于人性善与人性恶的观点却截然相反.那么究竟谁的观点代表儒家原则?是孟子对而荀子错,还是荀子对而孟子错,抑或是二人都错?结论只能是二人都错,也就是说二人在逻辑思辨上都是独断的,而都是出于独断这一点又恰恰便是包括二人在内的儒家的共同原则.儒家学说是一道德体系,其中的许多原则属自明性质,非由逻辑论辩可以证明,也无须通过逻辑论辩的形式证明.
荀子和孟子二人,荀子主性恶,孟子主性善,荀孟的不同不在于儒家“仁”的思想的差异,也不在于儒家逻辑论证方法的差异.孔孟荀三人所以能并列为早期儒家大师,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孔孟荀三人在思想和方法论上的一致.荀孟所以不同,是因为二人在儒学的理想与实践上有着不同的侧重.表面上看性善、性恶正相反对,实际上却更加反映了荀孟二人极为一致的儒家本色.
孟子和荀子都认为性不是不可以改变的,不是决定一切的,所以所谓性善性恶,先天后天,原也就无所谓善恶,性善性恶只是二人逻辑论证的不同前提而已.孟子的“义”出乎心性,但是“或相倍蓰而无算者,不能尽其才也”.“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仁义者,“求则得之,舍则失之”.先天虽有的,后天也有可能会失去.荀子的仁义虽在生性天情之外,但君子“化性起伪”,“强学而求有之”.先天没有的,后天也可以具备.所以先天有没有并没有关系,关键是要看后天能不能拥有.所以说,性善论与性恶论是同样归结为儒家“仁政”理想和“求”与“学”的实践原则,在此一点上二者并没有本质的不同.
孟子和荀子既然一致,为什么会有一人主张性善、一人主张性恶?其原因即在于二人所处的历史环境不同.对此,司马迁早有指出.《史记》将孟子与荀子合传,是有其充分考虑的.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司马迁评价孟子说：“当是之时,秦用商君,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天下方务于合从连衡,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又说孟子“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适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则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所谓“所如者不合”与“迂远而阔于事情”,是说孟子的学说主张与当时的社会现实相差太远,孟子被认为是过于理想化了.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司马迁评价荀子说：“荀卿,赵人.年五十始来游学于齐.田骈之属皆已死齐襄王时,而荀卿最为老师.齐尚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为祭酒焉.齐人或谗荀卿,荀卿乃适楚,而春申君以为兰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废,因家兰陵.荀卿嫉浊世之政,亡国乱君相属,不遂大道而营于巫祝,信禨祥,鄙儒小拘,如庄周等又猾稽乱俗,于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兴坏,序列著数万言而卒.”所谓“嫉浊世之政,亡国乱君相属”,说明到荀子时社会现实更趋恶化,更不容提出过高的理想.
孔孟荀三人的身世环境属于同一类型,都有所谓是非淆乱、老而发愤的经历.但孔子生当春秋末年,孟子生当战国前期,社会政治状况毕竟要好一些,使人感觉尚有药可救.而荀子生当战国末年,作为春秋战国最后一位集大成的学术大师,所感受到的社会环境的险恶,以及来自儒家统系的责任感和心理压力,都在孔子孟子之上.所以荀子专意著作了《性恶》一篇,说：“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
孟子讲仁义,把仁义概念建立在对人的心理分析之上.为了强调仁义,所以深自树立,高自标榜,以求激励人心,要求人在后天行事中保持其本心,是俗语所说的“唱红脸”.表面上讲性善,实际上重在后天行事.荀子讲仁义,但荀子生当战国末年,当时的情况已是人人争于利欲,君子与小人同恶,固不宜倡言心性之善,于是只有深明其恶,以求人能反躬自救,要求人在后天生活实践中厉行改造,有佛家世纪之末救世出苦海之意,是俗语所说的“唱白脸”.孟荀二人性善论与性恶论态度虽然相反,但“仁”的主张一致,强调后天实践一致,并且性善论或性恶论的独断的逻辑论证方法也是一致的.
社会政治格局是有变化的,学术的发展也是有变化的.在这方面以法家的论述最为充分,如《韩非子·五蠹》说：“故事因于世,而备适于事.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李斯秦始皇三十四年奏议：“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各以治.非其相反,时变异也.”（《史记·秦始皇本纪》）
儒家的发展,有一个由“仁”向“义”、“礼”,直至向法家的“法”过渡的流变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性善论与“义”相联系,性恶论与“礼”相联系,核心是“仁”.“义”与“礼”仍然是仁,之所以有性善论与性恶论的不同,则是原于历史环境的变化.“义”与“礼”变了,性善论与性恶论变了,但是“仁”没有变,儒家体系的独断性质也没有变.
对于此一性质,学术界也早有指出.
朱熹在解释张载《正蒙·天道》中“天体物不遗,犹仁体事而无不在也”一句时说：“横渠谓‘天体物而不遗,犹仁体事而无不在’,此数句是从赤心片片说出来,荀、扬岂能到?”（《朱子语类》卷九十八）所谓“赤心片片”,即表明此问题是由内心自明的,而非推理的.
梁启超说：“道家哲学,有与儒家根本不同之处.儒家以人为中心,道家以自然界为中心.儒家道家皆言‘道’,然儒家以人类心力为万能,以道为人类不断努力所创造,故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道家以自然界理法为万能,以道为先天的存在且一成不变,故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见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第八章《道家思想（其一）》.中华书局1936年出版,东方出版社1996年编校再版.）简洁而准确地指出了儒家学说的人文实践倾向.梁启超先生又说：“荀子与孟子同为儒家大师,其政治论之归宿点全同,而出发点则小异.孟子信性善,故注重精神上之扩充.荀子信性恶,故注重物质上之调剂.……孟子言‘辞让之心人皆有之’,荀子正相反,谓争夺之心人皆有之.”（见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第七章《儒家思想（其五）（荀子）》.）所说出发点的小异当即指孟荀二人的论证手法不同,归宿点的全同当即指其儒家本质的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