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则天对后世的影响求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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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则天对后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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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则天重视、爱惜人才,勇于反躬自省.创立武举制度,完备法律法规,为唐王朝从“贞观之治”到“开元盛世”.起到了继往开来的作用.武则天是我国历史上惟一的女皇帝,也是我国古代杰出的政治家.她重视发展农业生产,重视选拔人才,创立武举,殿试和自荐求官等,打击士族残余,设置西域都护府,实行开明的宗教政策.在她统治时期,唐朝经济发展,国力不断上升,为“开元盛世”奠定了基础.但她也是一个有负面影响的人物,如她任用酷吏,滥杀无辜,大肆修建寺庙,晚年奢侈腐化等,导致社会动荡不安.但她功大于过.

中国古代的“汉唐盛世”一直被史学界和国人所津津乐道,也被国际学者所认可.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就说：“(那时)中国成为当时世界上最为强大、富裕和先进的国家.”实际上,唐朝的清明、繁盛主要是指唐太宗至唐玄宗统治的这一百三十年.史家曾以“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称颂这一时期.分析说来,这一局面的造就,唐太宗有开创之功,唐玄宗使其达到了顶峰,武则天作为继往开来的重要一环,她的才能、努力和气度,则加速了这一盛世局面的到来.
武则天(624—705),自取名为曌,并州文水(今山西省文水县)人,辅助唐高宗执政45年,独掌政权21年.史书记载,她“通文史,权变多智”,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非凡的魄力和无畏的胆略.
武则天生活的那个时代,整个唐朝是生机勃勃、欣欣向荣的,显示出一种博大的气象.对外,拓疆有功,唐统治者被周边少数民族称为“天可汗”；内部,经济繁盛,谷物藏于百姓之家,人民的生活较为殷实.同时,国家开放包容,对世界敞开大门,唐都长安成为世界经济和文化交流中心,也是“国际间著名人物荟萃之地”.著名诗人王维诗句：“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便是对这一宏阔气象的生动写照.但是,当时的唐朝也是一个等级森严、崇尚血统与武力的男权社会.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武则天作为一个女性能够驾驭这么一个庞大帝国,在延续初唐繁荣稳定的前提下,又为盛唐局面奠定坚实的基础,没有超出常人的智慧、胆略与气度,几乎是不可能的.
重视、爱惜人才是武则天治国理政的一个重要特色.关于这一点,最具代表性的事例是关于骆宾王的.光宅元年(684年),徐敬业起兵反抗武则天,到处散发骆宾王写的《为徐敬业讨伐武氏檄》.该檄有“入门见嫉,蛾眉不肯让人；掩袖工谗,狐媚偏能惑主”,“神人之所共嫉,天地之所不容”等极其恶毒、极具攻击性的语言.武则天看后不但没有大怒,反而赞叹骆宾王文采飞扬,认为“人有如此才,而使之流落不偶”,乃“宰相之过”.骆宾王“亡命”后,武则天还派人寻访他的作品,找到了十卷,“盛传于世”.骆宾王曾在《在狱咏蝉》诗中悲戚地说：“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没想到,他死后“表”他“心”的竟是他的政敌武则天!这不免令人哀叹知音难遇并佩服武则天的爱才之心、容人之量.后来清朝诗人丘逢甲在《题骆宾王集》诗中,盛赞武则天的表现：“凤阁鸾台宰相忙,此才意令落蛮荒.若将文字论知己,惟有当时武媚娘.”
史书所记,关于武则天重视、爱惜人才的例子还有很多.宋璟为官刚正不阿,经常遭到武则天男宠张易之等人的陷害,“则天察其情,竟以获免”.苏良嗣鲠直不贰,他当宰相时,与尚书韦方质有隙.方质犯法当诛,胡乱攀引良嗣,“则天特明保之”.以上种种,足见武则天爱才、惜才之心.唐中期的宰相陆贽据此评价武则天道：“当代谓知人之明,累朝赖多士之用.”北宋史学家司马光也借《资治通鉴》一书,表达自己对武则天的看法：“挟刑赏之柄以驾驭天下,政由己出,明察善断,故当时英贤亦竟为之用.”这些评语都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由于武则天爱才心切,使得当时一部分官吏敢于当面廷争,“逆龙鳞”而依法办事.这就引出了武则天执政的另一特色：善于纳谏,勇于自我反省、自我纠错.说起武则天纳谏,论者以为比起唐太宗有过之而无不及.太宗暮年,“虑人致谏”或“杜谏者之口”,而武则天晚年却能避免其失.由她出题、组织北门学士编撰的《臣轨》一书,因故未能及时完成,她于长寿二年(692年)亲自撰写完成.书中明确要求臣下要“匡君之恶”,大胆揭露她的过失.她还专门设置“补阙”、“拾遗”等官,鼓励臣子进谏.这些绝不是她说的漂亮话,做的表面文章,历史已经实实在在证明了这一点.狄仁杰经常当面指责其过失,武则天总能曲己意而从之.甚至当一些谏官对武则天的进谏,干预了她的私生活、直指其隐私,令她非常难堪的时候,武则天还能不怪罪,有时还给予奖励.这种度量和纳谏精神,在历代最高封建统治者中,实属罕见,难能可贵.
更难能可贵的是,武则天还勇于反躬自省,自己纠正自己的错误.武周初期,为巩固自己的统治,武则天曾实行恐怖政策,利用酷吏打击政敌,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不过,当她认识到政权已经巩固的时候,便开始采纳大臣的建议,诛杀酷吏,以慰民望.像周兴、索元礼、来俊臣等酷吏,都在她执政时期被杀.《旧唐书,贝0天皇后纪》认为武则天能够“遵时宪而抑幸臣,听忠言而诛酷吏”.晚年,为了弥补、匡正自己的错误,武则天又于长寿元年至神龙元年(705年)正月退位前,多次下达减狱、洗冤的诏书.
如果说以上这些,还不足以说明武则天过人之处的话,那么武则天在国家制度建设上的一些举措,垂百世而为后世法,给以后一千多年的封建社会进程带来巨大影响,则不是一般帝王所能做到的,也更具有历史的借鉴意义.
创立殿试,“初设武举”,完善、发展了科举选拔人才的制度.武则天前的科举制度分为常举和制举两种：常举是经常举行的考试选官制度,主要有进士、明经、明法、明书、明算、秀才等科目；制举是皇帝I临时特诏的科举考试,不常进行.为了便于选拔人才的需要,武则天不仅增加了常举的难度、制举的次数,而且于载初元年(690年)在洛阳创立了殿试.后来,殿试制度一直被沿用下去,影响深远.通过这一系列制度革新,在社会上产生了明显的效果.据统计,科举出身的录取比例,高祖时为7％,太宗时23％,高武时35％,武周时40％,年均录取人数已大大超过了贞观年间.大量的有才能的中下层人士被吸收到统治者的队伍中来,像名相狄仁杰,以及后来玄宗开元时期的名臣姚崇、宋璟、张九龄等,都是此时选拔上来的.这就为武周时期政治、经济制度的良好运转,打下了坚实的人才基础.后来为了促进边疆地区的开发,保卫边疆地区的安全,武则天又于长安二年(702年)在重返长安大明宫期间“初设武举”,专门发现和培养军事人才.从此,在应试的群体中,除云集大批舞文弄墨的饱学之士外,还涌动着许多舞枪弄箭的骁勇将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