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跪求一篇邓论论文,要求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思想精髓,运用所学的基本理论,结合我国建国六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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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三十年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摘要]要以辩证的眼光看待前后两个三十年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关系,就实践而言,前三十年的实践是后三十年实践的前提,后三十年的实践是前三十年实践的发展；就理论发展而言,如果后三十年的理论创新是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正史”的话,前三十年的理论探索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的“前史”；就实践与理论的关系而言,离开前后任何一个三十年,都很难理解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创新的格局.
　　[关键词]前三十年；后三十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践；理论
　　[作者简介]吴建伟,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100872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09)11—0038—05
　　在新中国六十年的历史中,从1949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到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大致上刚好是两个三十年.前三十年是党领导人民艰苦探索的三十年,后三十年是党带领人民实施改革开放的三十年.在党的十七大上,胡锦涛同志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那么,新中国的这两个三十年同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这一问题,既关系到我们如何认识历史,又关系到我们怎样看待现实,是一个需要认真思考的重大理论问题.本文拟从实践、理论以及二者的辩证关系等三个方面来探讨这一问题.
　　一
　　从实践的连贯性来说,前后两个三十年的实践都是旨在中国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前三十年的实践是后三十年实践的前提,后三十年的实践是前三十年实践的发展.前三十年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斗为共和国的社会主义大厦构建了基本框架,为后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政治经济前提,而后三十年则是在前三十年提供的前提下,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以改革开放为基本特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把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并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和现实的探索中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一)前后两个三十年党领导人民实践的基本目标是一致的.毋须讳言,在前三十年的艰难探索中,由于我们党领导社会主义事业的经验不多,党的领导对形势的分析和对国情的认识有主观主义的偏差,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走过了一条艰难曲折的道路,其间犯过不少错误,甚至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的、长时间的严重错误.但是,历史的发展本来就不是一条直线,历史总是在曲折中前进.人们对真理的探索也总是随着实践的发展才得以逐步深入.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直到今天,仍然是我们的实践主旨,仍然需要我们在实践中探索前进.而在新中国刚刚诞生之初,这一问题当然更是摆在共产党人面前的现实问题,需要进行探索.而在艰难的实践探索中,我们党曾经犯过不少错误,但也正是在这一时期,社会主义中国的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和对外关系的基本框架得以建立.从这个意义上讲,前后两个三十年,实践的基本目标是一致的.
　　(二)前三十年的实践为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奠定了基本前提,后三十年的实践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提供了现实条件.在新中国的前三十年,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956年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前是第一个阶段,这一阶段又可以分为新民主主义阶段和社会主义改造阶段；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则进入了第二个阶段即社会主义阶段.事实上,由于社会主义是作为既定目标而被追求的,前一个阶段是作为社会主义的过渡阶段而出现,因此,这三十年的历史实质上总体仍旧是社会主义的历史.在这三十年中,最为重要的实践活动及其成就就在于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确立了一整套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基本制度,奠定了社会主义中国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其次,通过三十年的艰苦努力,党领导人民在一个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初步形成了社会主义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经济总量在此期间大幅增长,“在工农业和科学技术方面打下了一个初步的基础”,为当代中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基本的物质前提,再次,在对外关系方面,新中国在第三世界广交朋友,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席位和相关权益,并于20世纪70年代实现了同美国双边关系的突破；在国家安全方面,坚定地维护和保障新中国的安全利益,敢于斗争,打赢了一系列维护国家安全权益的战争,并集中力量独立自主地发展起了以两弹一星为代表的尖端国防力量.这就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创造了必要的外部条件和安全环境.可以想象,如果没有前三十年艰苦实践创造的这些前提,后三十年我们能够实施改革开放并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快速发展是决不可能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领导人民纠正了过去在实践中的一系列错误,开创了改革开放的新局面,党和国家的各项事业蓬勃发展.在实践中,一方面,我们继承并进一步发扬了过去三十年来的成功经验,放弃了阶级斗争为纲、以革命的方式搞社会主义建设的错误做法,坚持把经济建设当做社会主义事业的中心任务,带动其他各项事业的发展,另一方面,不断深化改革,使社会主义制度不断自我完善,在实践中逐渐摸索并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开创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致力于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实践向我们提出了一系列现实课题,党在领导人民解决这些时代课题的过程中,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先后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的理论成果.可见,改革开放以来即后三十年的伟大实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得以形成的现实条件.没有三十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开创改革开放的崭新局面,没有三十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坚定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拓前进,没有三十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正确应对一个又一个内外挑战,没有三十年来所有这一切伟大实践,也就决不会最终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三)前后两个三十年的社会主义实践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完整的实践基础.从实践发展层面,我们完全可以说,党领导全国人民六十年来的实践最根本的就在于要探索出一条在中国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道路,只是由于主客观各方面的原因,前三十年我们在实践上走了弯路,后三十年,我们党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终于带领全国人民在实践中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道路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没有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浴血奋斗,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国社会主义制度.没有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改革创新,就没有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显而易见,没有前三十年开创的基业和提供的前提,后三十年改革开放的辉煌成就就很难想象,没有后三十年改革开放的现实实践,也决无可能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虽然前三十年有过曲折和挫折,但前后两个三十年的实践,其根本目标则是一贯的,即要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正是有这样一个始终如一的根本目标,我们党才能够在实践中自觉纠正偏差,勇于面对挑战,善于开拓创新,以前三十年的实践为前提,以后三十年的实践为根据,不断在实践基础上,总结经验和教训,逐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二
　　从理论发展的继承与创新来看,有一个理论主题贯穿前后两个三十年的理论探索,这一理论主题就是：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究竟应该怎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前三十年的探索虽然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这些探索毕竟为后来的理论探索乃至形成新的理论成果提供了珍贵的思想材料和一定的理论前提,这是毋庸置疑的.而后三十年则在这些思想材料和理论前提的基础上,以现实实践为根据,不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进行新的理论创新,逐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一)前三十年的理论探索为后三十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提供了宝贵的思想材料和理论前提.正如前文所论,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究竟应该怎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这是在新中国刚刚成立时就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一个重大而现实的问题,是中国共产党人不得不在理论上给予回答的问题.在理论探索的过程中,我们党较早就注意到以苏为鉴,试图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虽然前三十年总体上并没有突破苏联模式,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重大理论问题并没有达到整体上的科学认识,但是,一个不容否定的事实是,在理论上对这一重大问题的探索毕竟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的,并且在这一过程中形成过一些经过实践检验的正确认识,出现过一些带有思想火花性质的正确理论观点.譬如在前三十年的理论探索中,形成了比较系统的人民民主专政理论、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理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学说等理论,出现过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社会主义和商品经济的关系、加强执政党建设、重视科学技术以及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等一系列正确的思想观点,虽然这些理论认识和思想观点在实践中并没有自始至终很好地得到贯彻,但毕竟为后三十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提供了宝贵的思想材料和理论前提.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就是恢复毛泽东同志的那些正确的东西……基本点还是那些.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
　　(二)后三十年不懈的理论创新是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直接原因.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在对过去实践和理论探索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深刻反思的基础上,重新恢复了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一方面坚持和发展了经过实践检验的正确理论观点,一方面根据实践的发展不断进行新的理论创新.邓小平同志深刻总结了建国以来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进一步阐发了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关系、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等理论观点,特别是创造性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从而逐步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以及关于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两个文明建设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并最终形成了邓小平理论这一新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进入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后,世界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面临新的重大挑战,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也面临着新的考验,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发扬我们党一贯重视自身建设的传统,科学总结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特别是深刻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于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作出了科学的回答,并进一步深化了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认识.新世纪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根据国际形势的新的重大变化和我国社会主义发展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审时度势,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集中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和怎样发展的问题,从而与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起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由此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所以能够形成,一个直接的原因就在于三十年来我们党坚持了正确的思想路线,坚持在实践中进行不懈的理论创新.
　　(三)前后两个三十年的理论探索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是一种“前史”与“正史”的关系.毋庸置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一种新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形态,它形成于改革开放以来的后三十年,是对三十年来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成功经验的科学总结,是以理论形态再现了后三十年党领导人民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历史进程；但是,也不难看出,前三十年的理论探索所形成的一些经过实践检验的理论成果也在这一理论体系中得到继承和发展,前三十年理论探索过程中曾经出现过的正确的思想观点也作为一种理论因子在这一理论体系中得以体现.
　　因此,从理论发展的层面,我们有理由认为,建国六十年来我们党理论探索的一个中心课题就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具体而言,就是如何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前三十年的理论探索虽然没有结出像邓小平理论那样的理论硕果,但是,这种理论探索毕竟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具有重大启示意义的思想材料和一些经过实践检验的正确理论观点,如果没有这些理论前提和思想材料,后三十年的理论创新就很难说会有今天这样的格局.而后三十年来由于我们党始终坚持了正确的思想路线,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始终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又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在不断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经过提炼升华、科学创新,先后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理论成果.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以前三十年的理论探索为前提,以后三十年的理论探索为主体,前后两个三十年的理论探索总体而言是继承与创新的关系.从源头上说,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探索起始于前三十年,形成于后三十年.在一定意义上,如果后三十年的理论创新是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正史”的话,前三十年的理论探索则可以看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的“前史”.
　　三
　　从实践与理论的关系来看,理论源于实践又高于实践,但理论只有通过实践的检验才能验证其正确性,只有正确的理论才能指引实践走向成功.通过实践检验理论需要一个过程,经过这一过程才能够对原有的理论纠偏改错和发展创新,因此,就党领导人民在实践中探索在中国建设与发展社会主义的真理而言,理论与实践的这一辩证运动在六十年的过程中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一)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是一个实践与认识辩证运动的过程.六十年来,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显然是我们党理论探索的核心问题.就对这一问题的认识而言,其来源大致有三个方面：其一是经典作家对社会主义的论述和设想,其二是苏联的经验,其三是我们党基于中国国情对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独特认识,这些认识构成了我们党对这一问题的基本认识框架.这些认识是否正确,是否适合中国的情况,以及这些认识中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不正确的,哪些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哪些又是不符合中国国情的?这都需要在实践中加以检验.实践检验需要一个过程,这一过程的长短,受主客观两个方面的制约,一方面是因为客观事物的发展总是表现为在实践中不断展开、越来越丰富多样的过程,人们对事物的认识以及对认识的检验只能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深化,另一方面认识主体自身的素质和认识主体主观方面各因素也影响着实践检验的效果和进程.由于我们党领导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经验不多,在前三十年的有些时间党的领导对形势的分析和对国情的认识有主观主义的偏差,犯了急躁冒进和“左”的错误,背离了我们党长期坚持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没有正确地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当时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没有能够通过实践检验纠正这些错误和偏差,以至在后来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的、长时间的严重错误,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遗憾.但是,从实践和认识的辩证关系来看,认识中的错误成分以及在这种错误认识指导下发生的实践的偏差,也是实践一认识辩证发展过程中常有的阶段,在一定意义上,正是这种在实践中的“试错”,对后来的正确认识以及新的实践有着重要的鉴戒作用.当然,这并非是要为过去的错误辩护,只是对于实践一认识辩证发展的历史,我们应当有客观的估量,而不应简单地断然否定或一味贬低过去的实践和理论探索.因此,作为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的长期探索的一个阶段,前三十年虽然有过很多曲折和挫折,但是它带有某种渊源性的探索却是给我们留下的珍贵的精神遗产.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六十年来我们党坚持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的伟大成果.后三十年,由于我们党重新恢复了正确的思想路线,也由于那些错误的理论和认识经由过去一些年来的实践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惨痛教训,其错误性质更加显明地表现出来,我们党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有了更加深刻、更加合乎实际的认识,在此基础上,我们党纠正了长期存在的理论上的错误和实践中的偏差,开辟出一条以改革开放为鲜明特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和教训,实现理论创新的与时俱进,从而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先后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和理论成果.不言而喻,这些重大理论成果能够在短时期内先后形成,一方面是由于后三十年来党领导中国人民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实践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迅猛发展,给我们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以、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以及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和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认识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现实基础,另一方面也在于我们党作为领导人民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执政党日益成熟,经验日益丰富,长期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
　　因此,从实践与理论的关系层面,我们不难得出结论,正是在六十年来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实践和理论探索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党坚持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在实践和理论的辩证发展过程中,取得了一个又一个重大理论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时间上形成于后三十年,也主要是后三十年实践经验的总结和理论创新的结果,但是从实践与理论辩证发展的过程来看,前三十年对于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历史作用也是应该肯定的,在这个意义上,前后两个三十年也是不容分割的.
　　综上所述,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最新成果而言,前三十年中国共产党在实践和理论上的艰难探索是其形成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后三十年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和理论创新则是其形成的根据.也就是说,离开前三十年创造的政治前提、奠定的制度基础和创立的经济条件,离开前三十年在理论上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艰难探索,就不会有当代中国的一切发展进步,当然也很难想象会有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的格局；而正是后三十年来由于我们党开创了改革开放的崭新局面,突破了人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束缚,终于开辟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并以极大的理论勇气和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才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逐步形成.
　　回首六十年来新中国的历史,我们不应该忘怀前辈的艰苦创业和艰辛探索,也不应该由于存在某些发展中的问题而罔顾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更不应该将前后两个三十年对立起来,而是应当以辩证的和历史的眼光,从整体上看待六十年来党领导人民探索在中国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程,只有这样,才能够对于我们的今天有正确的认识,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有更加深刻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