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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1007-1073),字永叔,号醉翁,又号六一居士.汉族,吉安永丰(今属江西)人,自称庐陵(今永丰县沙溪人).谥号文忠,世称欧阳文忠公,北宋卓越的文学家、史学家.
欧阳修出生于四川绵州(今四川绵阳),北宋时期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和诗人.与唐韩愈、柳宗元、宋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曾巩合称“唐宋八大家”.千古文章四大家:韩,柳,欧,苏.(唐代韩愈、柳宗元和北宋欧阳修、苏轼)仁宗时,累擢知制诰、翰林学士;英宗,官至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神宗朝,迁兵部尚书,以太子少师致仕.卒谥文忠.其于政治和文学方面都主张革新,既是范仲淹庆历新政的支持者,也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导者.又喜奖掖后进,苏轼、苏辙二兄弟、苏洵及曾巩、王安石皆出其门下.创作实绩亦灿烂可观,诗、词、散文均为一时之冠.散文说理畅达,抒情委婉;诗风与散文近似,重气势而能流畅自然;其词深婉清丽,承袭南唐余风.欧阳修死后葬于开封新郑(今河南新郑),新郑市辛店镇欧阳寺村现有欧阳修陵园,是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另今绵阳南郊亦有其祠堂,名曰六一堂.在滁州时,自号醉翁.晚年自号六一居士,曰:吾集古录一千卷,藏书一万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壶,吾老於其间,是为六一.欧公一代儒宗,风流自命.词章窈眇,世所矜式.乃小人或作艳曲,谬为公词.
文学造诣
欧阳修[1]欧阳修曾与宋祁合修《新唐书》,并独撰《新五代史》.又喜收集金石文字,编为《集古录》.有《欧阳文忠公文集》.宋词《踏莎行》.并著作著名的《醉翁亭记》.欧阳文忠公近体乐府:词集名.北宋欧阳修作.三卷.南宋罗泌编次.收入《欧阳文忠公文集》,又有影宋刻单行本.明毛晋《宋六十名家词》本改题《六一词》,仅一卷,据前本而有所删节.另有影宋本《醉翁琴趣外编》六卷,多有《近体乐府》未收之词.公集三代以来金石刻为一千卷.代表作有《醉翁亭记》
欧阳修一生著述繁富,成绩斐然.除文学外,经学研究《诗》、《易》、《春秋》,能不拘守前人之说,有独到见解;金石学为开辟之功,编辑和整理了周代至隋唐的金石器物、铭文碑刻上千,并撰写成《集古录跋尾》十卷四百多篇,简称《集古录》,是今存最早的金石学著作;史学成就尤伟,除了参加修定《新唐书》250卷外,又自撰《五代史记》、(《新五代史》),总结五代的历史经验,意在引为鉴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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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平概述
欧 欧阳修作品[2]阳修四岁丧父,随叔父在现湖北随州长大,幼年家贫无资,母亲郑氏以荻画地,教以识字.欧阳修自幼喜爱读书,常从城南李家借书抄读,他天资聪颖,又刻苦勤奋,往往书不待抄完,已能成诵;少年习作诗赋文章,文笔老练,有如成人,其叔由此看到了家族振兴的希望,曾对欧阳修的母亲说:“嫂无以家贫子幼为念,此奇儿也!不唯起家以大吾门,他日必名重当世.”十岁时,欧阳修从李家得唐《昌黎先生文集》六卷,甚爱其文,手不释卷,这为日后北宋诗文革新运动播下了种子.
仁宗天圣八年(1030)中进士.次年任西京(今洛阳)留守推官,与梅尧臣、尹洙结为至交,互相切磋诗文.景祐元年(1034年),召试学士院,授任宣德郎,充馆阁校勘.三年,范仲淹上章批评时政,被贬饶州.欧阳修为他辩护,被贬为夷陵(今湖北宜昌)县令.康定元年(1040年),欧阳修被召回京,复任馆阁校勘,编修崇文总目,后知谏院.庆历三年(1043年),任右正言、知制诰.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人推行“庆历新政”,欧阳修参与革新,提出改革吏治、军事、贡举法等主张.五年,范、韩、富等相继被贬,欧阳修上书分辩,因被贬为滁州(今安徽滁州)太守.后又改知扬州、颍州(今安徽阜阳)、应天府(今河南商丘).
皇祐元年(1049)回朝,先后任翰林学士、史馆修撰等职.至和元年(1054年)八月, 与宋祁同修《新唐书》,又自修《五代史记》(即《新五代史》).嘉祐二年(1057年)二月,欧阳修以翰林学士身份主持进士考试,提倡平实文风,录取苏轼、苏辙、曾巩等人,对北宋文风转变有很大影响.嘉祐三年六月庚戊,欧阳修以翰林学士身份兼龙图阁学士权知开封府.五年,拜枢密副使.次年任参知政事.后又相继任刑部尚书、兵部尚书等职.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上表请求外任,不准.此后两三年间,因被蒋之奇等诬谤,多次辞职,都未允准.
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实行新法.欧阳修对青苗法有所批评,且未执行.三年,除检校太保宣徽南院使等职,坚持不受,改知蔡州(今河南汝南县).此年改号“六一居士”.四年六月,以太子少师的身份辞职.居颍州(今属安徽省).五年闰七月二十三日(1072年9月22日),欧阳修卒于家,谥文忠.欧阳修陵园位于河南省新郑市区西辛店镇欧阳寺村.该园环境优美,北依岗阜,丘陵起伏,南临沟壑,溪流淙淙.陵园肃穆,碑石林立,古柏参天,一片郁郁葱葱,雨后初晴,阳光普照,雾气升腾,如烟似雨,景色壮观,故有“欧坟烟雨”美称,为新郑古代八景之一.
欧阳修肖像(3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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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成就
思想贡献
欧 欧阳修作品[3]阳修前期的政治思想,反映了中小地主阶级的利益,对当时经济、政治和军事等方面的严重危机,有较清醒的认识.主张除积弊、行宽简、务农节用,与范仲淹等共谋革新.晚年随着社会地位的提高,思想渐趋保守,对王安石部分新法有所抵制和讥评;但比较实事求是,和司马光等人的态度是不尽相同的.
欧阳修在我国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他继承了韩愈古文运动的精神.作为宋代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人物,他的文论和创作实绩,对当时以及后代都有很大影响.
宋初,在暂时承平的社会环境里,贵族文人集团提倡的西昆体诗赋充斥文坛,浮华纂组,并无社会意义,却曾风靡一时.为了矫正西昆体的流弊,欧阳修大力提倡古文.他自幼爱读韩愈文集,出仕后亲自校订韩文,刊行天下.
他 欧阳修赏柳图[4]在文学观点上师承韩愈,主张明道致用.他强调道对文的决定作用,以“道”为内容,为本质,以“文”为形式,为工具.特别重视道统的修养,提出“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答吴充秀才书》),“道纯则充于中者实,中充实则发为文者辉光”(《答祖择之书》),“学者当师经”,师经才能用“道”来充实自己.但他又假正了韩愈的某些偏颇.在对“道”的解释上,他把现实中的“事”,看作是“道”的具体内容.他认为学道而不能至,是因为“弃百事不关于心”(《答吴充秀才书》).他反对“务高言而鲜事实” (《与张秀才第二书》).在对待“道”与“文”的关系上,主张既要重“道”,又要重“文”,认为“文”固然要服从于“道”,但非“有德者必有言”,并且列举了许多例子说明“自诗、书史记所传,其人岂必能言之士哉”,指出:“言以载事,而文以饰言.事信言文,乃能表见于世”.所谓“事信言文”,就是内容要真实,语言要有文采,做到内容和形式的统一.这是欧阳修对创作的基本论点.
他取韩愈“文从字顺”的精神,大力提倡简而有法和流畅自然的文风,反对浮靡雕琢和怪僻晦涩.他不仅能够从实际出发,提出平实的散文理论,而且自己又以造诣很高的创作实绩,起了示范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