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关于《我感受最深的历史人物》或事件,600字

谁有关于《我感受最深的历史人物》或事件,600字
谁有关于《我感受最深的历史人物》或事件,600字

谁有关于《我感受最深的历史人物》或事件,600字
额呵呵,编故事都懒
（一）
我多么想把自己的思绪编织成一个花环送给你,它没有鲜艳没有娇美,我却想让它可以慰藉你孤独的心灵；我多想把我的思绪化作一缕青烟在你坟头缭绕,它没有缤纷也不灿烂,或许可以陪伴你的寂寞；甚至,我还想用我的思绪为你建造一座灵堂,让我的思绪凝结成墓碑.身前没有人为你立传,身后没有人为你写墓志铭,我想用我的思绪在你的墓碑上刻下七个大字——独守千秋王荆公.
我笨拙的笔让我无法梳理我的思绪,但今人陈亮也为你燃起了一缕心香：“有人向他吐了九百多年的唾沫,有人向他抛了九百多年的桂冠.于是我的眼前,便出现了这样一座近乎荒诞的塑像：他头戴光环,绣袍上却沾满了污水.我想把他的光环调得不那么刺目,把他的污水尽可能擦去,他们不适合患有洁癖的王安石……尽管他可能不需要我这么做,回我一句美国诗人惠特曼的话：‘我行我素,如此而已.’”
徽宗之时你配享孔子庙,列于颜回、孟子之次,同时追封舒王；到了理宗淳佑元年,面临覆亡的南宋皇帝理宗,下诏又把你称作“万世罪人”,并削去从祀；号称明朝“第一文人”的杨慎称你为“古今第一小人”；林语堂为苏东坡作传时也没有忘记把你骂作“小人权谋集大成者”；比林语堂早一点的梁启超却称你为“若乃于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当之矣”.而这一切,都来自你的“熙宁新法”.
梁启超说舜、尧、禹之后,中国只有你一个完人也许过誉,林语堂骂你将小人权谋集于一身过于无知.但是,中国历史上没有哪个文人曾经象你那样权倾一时,鲜明地亮出了自己的思想；中国历史上也没有哪一个文人身前曾遭到那么多的攻击,身后又遭到那么多的唾骂.
有人是“身前寂寞身后名”,你却是“长悲事业典刑间”.
（二）
要不要变法呢?我们不看变法者的观点,且看看反对派的论断.
司马光是坚决反对变法的,神宗薨,哲宗即位,任司马光为相,司马光一上任即宣布：“五日内尽废新法.”
司马光怎么认为的呢?
首先在变与不变上,司马光说：“古之天地有以异于今乎?古之万物有以异于今乎?古之性情有以异于今乎?天地不易也,日月无变也,万物自若,性情如故也,道何为而独变哉?”天地万物是否在变化今天已经不再是一个问题了,连同样反对变法的苏东坡都说：“自其不变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人当然是要死的,可是反对派看到了人要死,却没看到道要变.
在政治需不需要改革的问题上,司马光说：“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汤文武之法,虽至今可存也.汉武取高帝法纷更之,盗贼半天下.元帝改肖宣之政,汉业遂衰.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变也.”按照他的论断,我们今天不用立法,用三代之法就可以解决诸如职工下岗、噪音扰民、性骚扰等问题.这不禁又让我想起诗词格律的争论,诗词格律要不要适应新韵,有人又搬出了“老祖宗”,司马光早就说过：“祖宗之法,不可变也.”是的,存在的就是合理的,祖宗之法自然有祖宗之法的道理,可是祖宗之法能适应现代的社会吗?司马光的历史观可能极其消极,他认为三代是最好的时代,三代的法律是最好的法律,今天的改革只有越改越糟的结果,没有越改越好的可能.而历史不是向着进步的方向前进的,而是向着愚昧的方向发展的.
关于经济,司马光的论断更是近乎愚蠢.他说：“天地所生财物百货,止有此数,不在民,则在官,彼设法夺民,其害乃有甚于加赋.”天地财富是不是定数?这是一个生活常识,根本连学问都算不上.以司马光的学问而不知财富可以生产,实在是儒家“重义轻利”的极至.
道不可改,法不可变,财富不可增,那么今人该怎么办呢?面对变法,司马光说：“利不百,不变法”；面对守法,司马光说：“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则修之,非大坏不更造也.”反对派是两面派,用高得不可能的要求来要求变法,变法要有百利而无一害才能变法；而对于守法却要求极低,能守着破屋子也是成就,只要有个样子,只要还能遮风挡雨,只要天下还没彻底大乱,就算是成功.
民间疾苦不堪,国家积贫积弱,内患不断,外敌欺凌,这一切都可以忍耐,唯一不能忍耐的就是改革.这是另一种的含污纳垢,这是另一种的卑躬屈膝.
自古文人多才干,但是中国的历史文人当配角的时候更多,这是不是与文人的忍耐有关呢?然而,你不能忍耐.你不是一个空想家,而是一个实践家；你不只是一个思想家,还是一个实干家.
说司马光为了自己的利益好像说不过去,他和你一样是一个崇尚节俭,洁身自爱的人.但是我不得不说,他代表的不是百姓的利益,而是官宦土豪的利益.也许真的,他爱护百姓,爱护每一个人,但是他的思维让他代表了他可能讨厌的人.他批评新法“彼设法夺民,其害乃有甚于加赋”,这里的“民”,不是百姓,而是官宦土豪,苏辙不是这样指责新法吗?“不忍贫民而深疾富民,志欲破富民以惠贫民.”且不说新法对国家的好处,就说苏辙这句话本身所表达出的意思,“破富民以惠贫民”不是很多社会要做的一件事吗?但是,苏辙就认为是错的,可见反对变法者是代表了谁的利益.司马光则认为社会之所以有贫富不均,由于愚智懒勤不同,贫民必懒惰、愚蠢、爱享受.另一个宰相文彦博说的就明白多了,与神宗辩论,他说：“ 祖宗法制具在,不须更张以失人心.”神宗说：“更张法制,于士大夫诚多不便,然与百姓何所不便?”文彦博曰：“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
这才是反对派反对改革的根本原因：“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原来,天下是士大夫的天下,不是百姓的天下呀!
你不这样认为,你的一首诗说出了你的感受：“畚筑今三岁,康庄始一修.何言野人意,能助令君忧?戮力非无补,论心岂有求?十年空志食,因汝起予羞.”（《 慎县修路者》）修路的农民化了三年时间修成一条康庄大道,谁说山野的农民愚昧无知,只会给当官的添麻烦呢?他们任劳任怨,戮力国家,并无求名求利之心.比起这些踏实劳动的修路人,你觉得自己空食官禄十年之久,却于事无补,感到非常羞愧.也许就是基于这样纯朴的感情,你要让修路者富起来.于是,你变法；于是,有人反对变法.
而即便反对变法者本身,他们反对的“新法”也各不相同.曾巩反对变法,却支持“保甲法”；苏轼反对变法,却支持变俗易风、以实取材；二程、朱熹反对变法,却支持办学校、罢诗赋,而办学校、罢诗赋恰恰又是苏东坡第一个反对的；司马光呢?什么都反对.
再议论“新法”的内容意义不大,但我知道,唯有你明白你要干什么.
现在我还在吟咏你的《收盐》一诗,它告诉我你是用什么样的态度对待百姓的：
州家飞符来比栉,海中收盐今复密.
穷囚破屋正嗟欷,吏兵操舟去复出.
海中诸岛古不毛,岛夷为生今独劳.
不煎海水饿死耳,谁肯坐守无亡逃.
尔来盗贼往往有,劫杀贾客沉其艘.
一民之生重天下,君子忍与争秋毫?
“一民之生重天下,君子忍与争秋毫?”而在士大夫的眼里,一民之生尚不如草芥,文彦搏不是说了吗：天下乃士大夫的天下.
（三）
你要干什么?你要使这个国家摆脱忧患,富国强民.
历史上把你称作“拗相公”,说你单凭幻想,不听劝告,一意孤行.你是这样的吗?
“熙宁新法”实际上是兼收并蓄的集体智慧.“青苗法”参考了李参在陕西发放青苗钱的经验；“免役法”吸收了江浙数郡雇役的经验；“方田均税法”首创为大理丞郭谘；“均输法”用汉武帝时桑弘羊之说；“农田水利法”范仲淹曾经实践过……这一切都不是主观臆断,空穴来风,而是分析思考,总结实践的结果.你不是一个狭隘偏执的陋儒,而是一个开放自信的真儒.
有人说你急于求成,不顾实际.但有一个故事说明你的谨慎严密.神宗对“免役法”中“官户减半优待”的做法很不满意,“疑官户取助役钱少”,你则耐心劝告,以为“度时之宜,只可如此”.对待冒进,你是有分寸的.
对你诬陷最深的算是你“专任小人”.但骂你的人都忽略了一个事实,改革之初,急需人才的你连“二程”、张载这样在民间讲学的人都提拔到中央重用,更何况那些位高权重的官员.可是,这些人不为你所用,纷纷离去,或争执于朝,或谩骂于野.改革使你不得不重用人才,那些所谓的人才的争执与谩骂又不得不让你使用投奔来的人.吕惠卿、李定、舒亶、何正臣等人历史中有很多污点,但你必须重用.但是,即便已经被历史钉到耻辱柱上的这些人真的就如反对派说的那样吗?吕惠卿的才干不用说了,“熙宁新法”的大部分正文是他拟定起草的；反对派骂李定“母死不守孝”,且不说这是二十年前的事情,李定连自己的生身母亲是谁都不知道,他怎么守孝?舒亶可谓至孝之人,任地方官的时候曾亲手杀死一个殴打自己母亲的人,反对派夸奖过他吗?翻遍历史,除了那些后人的杜撰,何正臣并无污点,但他就是因为直接审理了“乌台诗案”而遗臭万年.李定是宋朝状元,舒亶少有英明,何正臣九岁赐进士出身,重用这些人,并不过分.行笔至此,我不得不感叹人言的可畏了.
说你“专任小人”,真不知道你“专任小人”的勇气和利益从何而来.当代大学者林语堂专门为你列了一个表,上边是改革派,下边是反对派.在改革派后面括号的注释里大都简单地写上“小人”“两面派”“声名狼藉”等字眼,在反对派后面括号的注释里大都简单地写上“元老”“忠臣”“伟人”的评判.但是就是这个表格,恰恰证明了你的无私无畏,因为反对派里赫然有你两个弟弟的名字,王安礼和王安国.连你的弟弟都反对你变法,你变法是为了谁?是为了你自己吗?是为了你的家族吗?
有人偏偏视而不见,所有能够诋毁一个人人格的词汇全部用到了你的身上.说你不近人情、不识好歹；说你褊狭任性、睚眦必报；说你玩弄权谋、诬陷良善；甚至说你虚伪奸诈、藏污纳垢.
你所有的骂名和一个人的命运脱不开干系,这个人就是苏东坡.而你的反对者利用苏东坡来诋毁你,后人却想当然地想象你不容东坡.当代大学者余秋雨先生甚至说,你指使人诬陷苏东坡,是因为你的才华不如他,你嫉妒东坡.事实果真如此吗?我们不说“乌台诗案”的来龙去脉,就说苏东坡的为人.苏东坡思想敏锐,颇有主见,且敢于直言,无所畏惧.这是他的优点,却也是他惨遭舛运的必然.苏东坡能骂别人写的诗象“吃了苍蝇,必须呕吐出来”,可见其刻薄；他敢指责皇上“帝王改过,其如是哉?”批评皇上“今天下非之,而陛下不回,臣不知所说驾矣”,可见其胆大；而他的才华让他不可能在反对变法的思想指导下选择沉默,在诗词中发牢骚应是必然.李定等人收集苏东坡言论一百多条,说他“诂终不悔,其恶已著”,“傲悖之语,日闻中外”,“讪上骂下”,“怨己不用”,并非一点道理一点根据没有.苏东坡因诗启祸,确实是有感而发,不能说是无意为之,为此受责不能说成政敌有意对他进行栽赃陷害.翻遍历史,没有李定等人与苏东坡私人矛盾记载,说李定为了报私仇毫无根据.说你因为嫉妒东坡才华而指使别人诬陷东坡,也只有杨慎、邵伯温这样毫无政治经验的人能够想象得到,也只有林语堂、余秋雨这样不长脑子的人才会相信.苏东坡不冤,不该.不冤是因为他的确有言有论；但李定等人也不该非要置他于死地.因诗获罪,何必如此呀.
有人不相信事实,他们相信自己的想象和揣度.不是有人相信你褊狭任性、睚眦必报吗?不是有人说你刻薄残忍,不事宽厚吗?与那些“君子”相比,你们到底谁更宽厚呢?
有一个叫阿云的姑娘,因为不愿嫁给丑陋的夫婿,便乘其在田舍睡觉时怀刀斫之,其婿身披十余创,一指被断,侥幸未死.然后阿云到官府自首.当时的知州许遵认为阿云纳采订婚之日,尚在服母丧,因而这一婚约是不合法的,只是平常的杀伤,不能算是杀夫,并且阿云自首,理当二等罪.狱上于朝,有司定为谋杀已伤,主张处以绞刑.你则对阿云非常同情,认为阿云虽是谋杀,但受害者并未致死,而且阿云有自首的行为,应当从轻减等判刑.这一下惹恼了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他们对阿云有的只是痛恨而无任何同情,以为以妻杀夫,罪加一等,因而坚决主张判阿云死罪.司马光在这里有一个自相矛盾,儒家以“孝”为先,阿云母死正在服孝,有人逼她成婚,这本来应该是司马光这个大儒极力反对的,但是,司马光没看到,他偏偏承认了阿云的婚约.最后在你的坚持下,留下了阿云的性命.
谁宽厚?谁刻薄?谁无理?谁残忍?司马光笃信“祖宗之法不可变”,阿云母死正在服孝时被逼的婚约司马光却承认,看来司马光也有“变法”的时候.
“王安石变法”,惊天地,泣鬼神,上下大惊,朝野顿乱,但有谁注意过这样一个事实：在你变法前后的九年中,你没有因变法或反对变法杀过一个人.对于历代改革家说来,这不算是千古奇观,也算是不可想象了吧!
（四）
到底谁是“小人”?
变法与反对变法,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君子”与“小人”之争.
反对变法的人说你是小人,因为你口口声声要理财,要聚财.反对派搬出了孔子的语录：“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义利之辩就是君子小人之辩,言义者就是君子,重利者必是小人.于是,口口声声要理财聚财的你就成了小人.君子羞于言利,因为利是小人之道；君子羞于言兵,因为有违仁义之道；君子羞于言刑,因为这是胥吏之事；君子羞于言乐,因为这是俳优之业.于是才有了苏东坡那段著名的辩论：“夫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浅深,而不在乎强与弱；历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厚薄,而不在乎富与贫.道德诚深,风俗诚厚,虽贫且弱,不害于长而存；道德诚浅,风俗诚薄,虽强且富,不救于短而亡.”按照这个理论,积贫积弱则是功德,富国强兵反而成了罪过.国家的长短存亡不在有功,甚至越是富强就越容易灭亡,越是贫弱就越容易长存.商鞅富国强兵,寻亡社稷；仁宗十战九败,传国久远.当代学者许文明在论述苏子这段话的时候,用了一句非常刻薄的话：“从现在的标准来看,苏轼、司马光之辈简直是丧心病狂,愚昧、自私、偏执到了极点,与他们博学多识的君子风度不符.”说丧心病狂可能言重,但苏轼、司马光以为仅靠道德可以治天下,言利就是小人的论断实在有点荒唐.
你心中的“君子”、“小人”呢?神宗问你什么是“君子”,什么是“小人”,你说：“君子、小人情状亦易考,但诞谩无义理,前言不复于后,后言不掩于前,即是小人,忠信有义理,言可复,即是君子.”言而有信、言而有理、表里如一的是君子,诞谩无理、自相矛盾、言行不一的是小人.
你理财,你在为谁理财?你不事修饰,不自奉养,于饮食衣服一无所择,一直保持着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自己的财你根本就无财可理.
你聚财,你在为谁聚财?辞相回乡,一贫如洗,开垦荒地,自耕自作,在荒郊野岭盖了几间草房,却连院墙都没有.
你是在为朝廷理财,为朝廷聚财；你是在为国理财,为国聚财；你是在为民理财,为民聚财.如此大功,何小之有?
有的人一边穷奢极欲、行若狗彘,一方面又口诵孔孟,身披夷齐.在你面前他们没有自惭形秽,为了掩藏他的狗苟营生反而骂你装模作样.极力贬低你,就是为了开脱他们自己.自身行为卑污,人格低下,却总是以己度人,以为别人都应当如此,谁要是和他们不一样,那就是不近人情,就是大奸大恶,就是伪君子、假道学.因为他们根本不相信你的洁身自好是纯洁的证据,因为在他们的思想里,根本就没有纯洁的人.
《辨奸论》有言：“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浣,是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此岂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竖刁、易牙、开方是也.”根据你不修边幅、不拘小节的行为,居然看出了你是奸臣,真是千古奇谈呀.而他们爱护孔孟之道居然到了要穿上华丽的衣服、洗干净嘴脸才能谈论的地步,让人敬仰又惊讶.其实,你不修边幅正是你重内轻外强调内在道德修养而无暇顾及形式的结果.你在扬州府事韩绮,一次你看了一晚上的书,第二天没来得及梳洗就去议事,韩绮猜测你昨夜去了妓院,并劝你要好好读书.迫不得已,你才说出了实情.因用功读书,勤于思考而没有时间和兴趣仔细打扮,这些本来应该是优点的品格,推论到身上居然就成了大奸大恶的证据.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不禁让我这个千年后的后生哑口无言.
也是在千年之后,大作家林语堂对你不修边幅的意义也有一段奇谈怪论：“但是不知何故,在世界各国,怪人、狂想家、精神分裂者,总是相信脏乱才是天才的标志,而最能使自己获有千秋万岁名的办法,就是拒绝正人君子般的装束.还有一种怪想法,就是,肮脏污秽就表示轻视物质环境,因此也就是精神崇高,于是合理的结论必然是：天堂者,恶臭熏人的天使集中处也.”妙论,妙论,我不得不佩服林语堂的猜想和总结,用我这个文学爱好者的一句话就是：“林先生真他妈幽默.”
（五）
到底谁是小人?
你雍容大度,胸无城府,不泥古人,不拘小节,天性率真,朴实无华.在历代的政治家、改革家中,你可以说是污点最少、几乎找不到污点的人,你对自己几乎到了无欲无求的境界,但历史还是给你身上吐上了口口污秽.而人们偏偏忘了,吐出口口污秽的人,是因为他的嘴里真的有污秽可吐呢.
“熙宁新法”的第一个反对者是张方平.《朱子语类》记载：“方平尝托某人买妾,其人为出数百千买妾,方平受之而不偿其直,其所为皆此类也.”张方平托人给他买妾,别人花了数百万钱给他买了一个,他把妾受下了,钱却不给人家.而你呢?你的妻子吴夫人也给你买过一个妾,《邵氏闻见录》记载：“王荆公知制诰,吴夫人为买一妾.荆公见之,曰：‘何物也?’女子曰：‘夫人令执事左右.’安石曰：‘汝谁氏?’曰：‘妾之夫为军大将,部米运失舟,家资尽没犹不足,又卖妾以偿.’公愀然曰：‘夫人用钱几何得汝?’曰：‘九十万.’公呼其夫,令为夫妇如初,尽以钱赐之.”当你知道那个女子是夫人给你买的妾,那个女子是因为丈夫运米家资尽没,你把那个女子的丈夫叫过来,让他把妻子领走,而钱你也让他带走了.谁是君子,谁是小人?孰高孰低?
世闻疯狂挖苦诬陷你的《辨奸论》是苏洵所为.苏洵一直官位较低,曾作《上韩丞相书》,发泄不满,跑官要官：“嗟乎,岂天下之官以洵故臃耶.”难道天下的官会因为再给我苏洵一个而显得太多吗?看看,多么急切.你呢?你一生中推辞提拔使用的次数几乎无法统计.在别人都想到中央当官的时候,你主动请求从中央调到偏远的鄞县；舒州期满,中央又调特授你集贤校理,你坚辞不受,去了牧司；几乎每次你任期满,朝廷都要调你入朝为官,几乎每次你都坚辞不受.而当朝宰相文彦博夸奖你“安石恬然自守,未易多得”的时候,你连借坡下驴都不会,非要说出你的真实想法：“伏念臣祖母年老,先臣未葬,弟妹当嫁,家贫口众,难住京师.比尝以此自陈,乞不就试.……不图逊事之臣,更以臣为恬退.令臣无葬嫁奉养之急,而逡巡辞避,虽曰恬退可也.今特以营私家之急,择利害而行,谓之恬退,非臣本意.”（《乞免就试状》）我一大家子到了京城,可能生活会更困难,我还是不去吧.反观苏洵“天下会因为我当官而显得官太多了吗”的急迫,谁高谁低,不言自明.诬陷你的人又是怎么说的呢?说你屡屡推辞是因为嫌官位太低,要挟朝廷.真不明白呀,年仅二十六岁的你有什么资历会要挟朝廷.
你不爱钱财.你第二次辞相后,家庭生活比较困难,神宗皇帝就经常派人给你送钱粮,而你将这些钱粮全都捐给了附近的寺庙.于是有人又说,你这是发泄不满,你心里要的不是朝廷给的钱财,而是重新给你的官职,每次都没有给你官职,只给你钱财,你就把钱财捐给寺庙,以此发泄心中的郁闷表达自己的不满.我看邵伯温《邵氏闻见录》里的这段揣度,真的感到了人言的可畏,也感到了一些文人内心的阴暗.他让我不得不相信一句古训：“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八个字,被我们一些所谓的正人君子发挥得淋漓尽致.
你和司马光都不喜酒宴,但包拯的宴席你们谁也不得不去.你任馆职时,与司马光为同僚,一日包拯设宴,二人与席,包公为人严正,司马光不愿驳他的面子,虽然不善饮酒,也强饮数杯,你却自始至终一口不饮.这段纪录,如果不是亲口出自司马光的言论记载,真不知道别人会怎么说你呢.
你和苏东坡都以直言勇谏出名,而时人说起苏东坡直言勇谏,就是忠心耿耿,秉性刚正；说起你直言勇谏,却是不尊君道,厌薄先帝.
司马光和苏东坡都主管过科考,司马光主管科考,出题目：“天地与人,了不相关,薄食、震摇,皆有常数,不足畏忌.祖宗之法,未必尽善,可革则革,不足循守.庸人之情,喜因循而惮改为,可与乐成,难与虚虑始.纷纭之议,不足听采.意者古今异宜,《诗》、《书》陈迹不可尽信耶?将圣人之言深微高远,非常人所能知,先儒之解或未得其旨耶?愿闻所以辨之.”苏东坡主管科考,出题目：“晋武平吴,以独断而克,符坚伐晋,以独断而亡；齐桓专任管仲而霸,燕哙专任子之而败.事同而功异,何也?”本来是政见不同,非要牵涉天下举子,得罪宰相王安石不好,得罪主考官司马光、苏东坡也不好.让天下举子犯难,何必呢?
世人都把后来的蔡京祸害朝廷推到你的头上,说因为他是你的女婿蔡卞的兄弟,是你提拔了他们两个.却没有人正视蔡卞与蔡京虽是兄弟,但性情人格大异.蔡卞为官清正,不贪荣禄,在他离职福建时,百姓以茉莉花露洒其衣,以感其清德.在你当政时,虽然他以才干屡荐显职,但你为避翁婿之嫌而坚决不用他入朝为官.就这样,蔡卞当了一辈子地方官.而蔡京呢?蔡京和蔡卞简直有云泥之别,你一直都没有重用他.恰恰相反,重用蔡京的不是你而是司马光.当时司马光非要在五日之内尽废新法,诸人皆曰不能,独蔡京以为可,司马光大喜,对蔡京说：“若尽如君,何患国事不办.”就这样,蔡京登上了祸国殃民的历史舞台.
不看事实而胡说八道,这是一些人的文风；看见事实而妄加揣度,这就是一些人的别有用心了.
翻阅历史,有时候我常想,中国的读书人多少都要受到儒家的影响,而儒家温良敦厚的君子风度怎么在一些人身上就一点也看不见呢?更多的是伪学者、伪道士的一会儿黑、一会儿白的鼓噪.
反对派迫不及待地走上了历史舞台,又迫不及待地废除了新法.但是正是因为他们自身的弱点,最后逼得哲宗皇帝以“少圣”为号,五年之内,尽逐反对派,重用宦官,开始了中国历史的又一出悲剧演出.
后来你信佛,佛禅有言：“度人先须自度,自溺于渊,而欲拔人上岸,则未见其可.”不管是要改革还是要保守,要想成功,要先“自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