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应该如何认识义和团运动?

我们应该如何认识义和团运动?
我们应该如何认识义和团运动?

我们应该如何认识义和团运动?
最近,凤凰网就历史教科书问题策划了一系列“真相碎片”,有关中国传统经济的崩溃原因和半殖民地是个伪命题的专题本人已作批评,现在又推出义和团是不是反帝和爱国的两个专题,其结论当然是既不反帝,也不爱国. 毫无疑问,一场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兴起,鱼龙混杂,要找出其既不反帝、也不爱国的例子,并不困难.如果历史学家们都这样做学问,岂不是贻笑大方? 研究义和团运动,稍有史学素养的学人都首先会问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千千万万生活在闭塞乡村的小农,会在1899－1900年在华北大地掀起一场如果声势浩大的运动?如果说,中国大陆的教科书被质疑太过意识形态化,那么,我引用日本著名学者佐藤公彦花了十多年精力撰写的巨著《义和团的起源及其运动》中的一段话： “义和团运动、事件可以说是针对作为19世纪末国际政治焦点的帝国主义各国（列强）瓜分中国狂潮,中国华北民众拥护‘国家’群众式的反击、抵抗（之所以外显为反基督教斗争,是由于当时帝国主义列强及宣教士团体的行为的特有结合所使然）与中国国家即清朝向列强的反击相结合而引发的. 于是,义和团作为民众运动,应视之为反帝国主义的群众式民族主义运动；另一方面,站在中国国家即清朝的角度看,又应将其理解为针对列强的国家主义式的抵抗.”（序章） 这部著作共60多万字,非专业的读者很少能去仔细读完,但是,一位外国学者花了如此精力深入研究而得出的这个与中国学者大体相近的结论,岂是拉出一些鸡零狗碎的“碎片”所能轻易否定的? 对于义和团运动所暴露出来的盲目排外、愚昧甚至所谓“暴行”,大多数中国历史学者并没有刻意回避,而是主张放到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放到农民小生产方式的局限性以及农民的宗教信仰和意识中去理解.如果稍读一两本国内出版的义和团研究的书籍,不难找到学者对这些问题的分析. 我曾经撰写过《义和团运动兴起初嘉祥县民教冲突形态研究》一文,根据清朝档案对该县涉及的十一起“教案”进行了分析.发现这些教案大多是因民间矛盾而引起,只是由于外国教会势力深入到村庄内部,使村社完全失去了调解能力,洋教士恃有本国侵略势力的庇护,迫使清朝官员“袒教抑民”,使国家政权无法履行缓解社会冲突的职能,一些教民恃教会为护符,敲诈勒财,偷盗耕牛,欠债不还,平民稍示不满,即以反教打教告到教会.洋教士则直通北京的外国公使团,向清朝中央政府施压,地方官只能屈从.这迫使村民求助于体制之外的大刀会、义和拳等民间习武团体以与外国教会势力相抗衡.我的这个个案分析在义和团前夕的山东民教冲突中具有普遍意义.这种情况下兴起的山东义和团运动,首先感到“恐怖”的当然是一些在民教冲突中与平民直接积冤的教民. 义和团运动发展到直隶地区以后,其突出的特点是由乡村发展到城市,除了农民之外,大批的城市平民、失业者和游民参与其中.进入京师以后,甚至王公贵族也混迹其中,出现了光怪陆离的所谓王团、公主团等.中国北方社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动荡,参加义和团的各色人群动机不一,但却殊途同归地表现出了对外国侵略势力的憎恨.受教民欺压的平民伺机报复,因洋货倾销而丧失生计的失业者强烈地排斥洋货,因列强阻止废立光绪皇帝而阴谋未逞的载漪等王公贵族想借义和团之力把列强赶出去,游走江湖的练武者纷纷立坛招徒,从社会底层浮上表面,擅长巫术的灵媒术士也崭露头角,因为洋教在信仰领域的发展也直接损害了他们的利益.总之,直隶义和团运动的情况比山东复杂得多,但反对列强侵略的这条基本线索依然是十分清晰的.对于这些动机、宗旨不一的“反帝”,任何一个严肃的学者,都不会一概赞许,但也不会因为不赞许而否定其具有“反帝”的意义.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义和团运动时期“反帝”,是具有极大局限性和盲目性的.各种势力的鱼龙混杂,造成了义和团运动中诸多弊端,这是由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决定的.不成熟的社会历史条件,决定了群众性反帝运动的不成熟；但决不意味着,因为卷入运动中的人群动机不一、宗旨不一、表现不一,而取消中华民族反抗外来侵略的权力,取消这场因帝国主义侵略而激起的群众运动的反帝性质. 义和团运动的“爱国”同样是具有历史局限性的“爱国”.在义和团运动时期,中国人还基本不了解近代民族国家为何物,一般民众更不能区别“国家”与“政府”.“大清国”与“清廷治下”基本上是个同义语.因此,“扶清灭洋”作为义和团的口号,既体现了义和团众的朦胧的爱国意识,也反映了他们国家认识的局限性.在清廷内部发生的对义和团镇压还是招抚严重分歧的情况下,义和团众只能根据统治集团中对自身的不同态度表现其爱憎,光绪帝以下一批主剿官员成为义和团众的仇视对象,虽然不能排斥顽固派官员的挑唆,也是符合一般团众的政治水平的.对于他们这种肤浅的认识水平,我们不应该采取嘲笑讥讽的态度,而应该抱着同情的理解,深刻地总结这一历史教训.因存在着诸多落后面而蔑视、讥笑群众运动的知识分子,绝不怀有良知；不懂得深入群众、启蒙群众、引导群众的政治家,绝不能有所成就.认识历史,研究历史,绝不是简单地功评论,其中也包含着叙史者自身的良知. 毫无疑问,在义和团运动中存在着大量以今天的文明标准来看是愚昧落后的东西.像神灵附体、刀枪不入之类的咒语、巫术,今天大多数人都不信.但这却是当时大多数人相信的东西.让已故的亲人附体说话,与人交谈,这在过去的农村中并不鲜见.太平天国杨秀清、萧朝贵代天父天兄传言,人们耳熟能详.曾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蒋梦麟先生也曾谈及亡母被降灵时“惊心动魄”的情形.就是在今天的农村,这类现象还时而有闻.道教降诰、佛堂求签,这类神意启示、人神沟通乃至神人一体是中国宗教信仰的常态.因此,在这种信仰背景下,义和团大师兄们能够请神附体,就不能简单地以一个“骗”字进行解释. 至于义和团运动之后许多义和团不再打教堂,甚至成为教民,也不能说明他们在义和团运动时期的不“反帝”.在多神信仰的国度里,神灵法力有大小,地位有高低,这是影响信众重要因素.在华北大地兴起的义和团运动,同时也是民间信奉的天下神佛与基督上帝的一次神力大批拼.在义和团兴起之前,民众普遍相信中国人信奉的神灵是可以战胜上帝的,而且洋教的发展也损害了中国神灵的利益,“神发怒,仙发怒”,“附着人体把拳传”,会帮助民众打败洋教的.但是,实际的结果却是洋教把拳民给打败了!一些团民此后转信基督宗教,恰恰说明义和团运动失败在信仰领域的严重影响. “反帝”与“爱国”,是一对历史上形成的概念,并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中国人民由排外式地“反帝”到争取民族独立自主的“反帝”,由“扶清”式的“爱国”走向争取民主共和国家的“爱国”,汇成民族民主革命的洪流,是一个客观的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过程.我们不能因为起步的幼稚愚昧而否定开拓者的筚路褴褛之功.西装革履而嘲笑刚从动物界走出来的直立人不知道穿衣服,或者以为他们已经有“露三点”的“天体”意识,是不是另一种更可笑的愚昧呢? 义和团运动虽然失败,但其反帝爱国的历史意义并没有因之而消失.我这里还是要引一段大家熟悉的曾任八国联军统帅的瓦德西的一段话：中国人“尚含有无限蓬勃生气,更加以备具出人意外之勤俭巧慧诸性,以及守法易治.余认为中国下层阶级,在生理上,实远较吾国多数工厂区域之下层阶级为健全.倘若中国方面将来产生一位聪明而有魄力之人物,为其领袖,更能利用世界各国贡献与彼之近代文化方法,则余相信中国前途,尚有无穷希望.”“无论欧美日本各国,皆无此脑力与兵力,可以统治此天下生灵四分之一也.”这就是当时一位胜利者的统帅所看到的当时中国民众——我们的先辈,他不敢有丝毫轻污之词.因为我们的先辈曾经以他们落后于时代的武器、思想和组织进行了坚决的反抗,使列强不得不放弃瓜分中国的梦想.而坐躺在这块祖先保存下来的国土上的有些子孙,却拿着这场大运动中浮起的一些“零碎”用来否定义和团运动的主流,我们该作如何评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