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出古代两位清官的一两件事例不需太长.

列出古代两位清官的一两件事例不需太长.
列出古代两位清官的一两件事例
不需太长.

列出古代两位清官的一两件事例不需太长.
林则徐拒贿拾遗

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林则徐被任命为江南监察御史,巡视江南各地.他到澎湖群岛寓所刚歇下,有个自称“花农”的人献上一盆玫瑰花,还说是要请林大人换个大盆栽花.林则徐心知有异,一脚踢翻花盆,盆里现出一个红包.包里是一只足有半斤重的金老鼠和一纸信笺,笺上写着：“林大人亲收,张保敬献.”林则徐当场将张保行贿的金老鼠没收,上缴国库.
道光十九年（1839年）,林则徐赴广州查禁鸦片.5月间,英国商务代表义律请林则徐到他的私邸参加宴会,并将一只精致方盒捧送给林则徐：“请大人笑纳我们的小小见面礼.”林则徐接过来打开一看,大红软缎衬垫上放着一套鸦片烟具：白金烟管,秋鱼骨烟嘴,钻石烟斗,旁边是一盏巧雅孔明灯和一把金簪,光彩夺目,起码值10万英镑.林则徐道：“义律先生,本部堂奉皇上旨意,到广州肃清烟毒.这套烟具属于违禁品,本当没收,但两国交往,友谊为重,请阁下将烟具带回贵国,存入皇家博物馆当展品吧!”义律被讽刺得无地自容,只好将礼品收回.
林则徐1820年赴湖北接任时,由襄阳发出《传牌》,云：“伙食一切,亦已自行买备,沿途无须致送下程酒食等物.所属官员,只在本境码头接见,毋庸远迎.”1830年他离京赴粤查禁鸦片,行前,从良乡县向广东省发出《传牌》,云：“此行并无随带官员供事书吏”,“并无前站后站之人”,“所有尖宿公馆,只用家常饭菜,不必备办整桌酒席,尤不得用燕窝烧烤,以节糜费.此非客气,切勿故违.至随身丁弁人夫,不许暗受分毫站规、门包等项.需索者即需扭禀,私送者定行特参.言出法随,各宜懔遵毋违.”
从《传牌》令可看出,林则徐升任出差途中,一不准下属远迎：二不准摆酒席；三不准索贿受贿.林则徐这种廉洁正派的作风,确实值得称道.他是一位鸦片战争时期的民族英雄,而他那种堂堂正正做人的品格和廉洁正派的作风,更值得后人久久怀念.
海瑞巧治胡公子

海瑞（1514-1587）,字汝贤,号刚峰,广东琼山人,回族.明嘉靖举人,历任淳安、兴国知县,户部主事、吏部右侍郎、应天府巡抚、南京右佥都御史等职.
明朝嘉靖年间,社会风气腐败.达官贵人经州过县,除了酒肉招待之外,还要送上厚礼.那礼帖上写的是“白米多少石”、“黄米多少石”.但其实,这“白米”、“黄米”都是隐语,指的是白银多少两、黄金多少两.这样的风气蔓延开来,连一些公子衙内路过,地方也要隆重接待.
一天,总督胡宗宪的儿子,带着一队人马来到淳安.驿站官员不知道来者是谁,接待上稍有怠慢,惹得胡公子大怒,当场命令家丁,把驿吏五花大绑,吊在树上,用皮鞭狠狠抽打.淳安知县海瑞听说后,马上赶到驿站,见光天化日之下竟有如此无法无天之举,顿时义愤填膺.他大喝一声：“住手!”立即命令给驿吏松绑.胡公子的手下见“半路杀出了程咬金”,呼啦一下把海瑞团团围了起来.胡公子趾高气扬,挥着马鞭,说：“你知道大爷是谁吗?”
海瑞理直气壮、义正辞严,指斥道：“不管你是谁,都不准在我管辖的地方胡作非为!”
胡公子手下的家丁威吓说：“狗官,你瞎了眼!这是胡总督胡大人的公子!”
海瑞一听,心中早已有谱.他冷冷一笑,说：“哼,以往胡大人来此巡查,命令所有地方一律不得铺张.今天看你们如此行装威盛,如此胡作非为,显然不是什么胡大人的公子,定是假冒的!”说时迟那时快,海瑞挥手喝令将胡公子捉下,驱逐出境,并把他沿途勒索的金银财物统统充公.
事后,海瑞马上给胡宗宪修书一封,一本正经地禀告说：“有人自称胡家公子沿途仗势欺民.海瑞想胡公必无此子,显系假冒.为免其败坏总督清名,我已没收其金银,并将之驱逐出境.”
胡宗宪是一代抗倭名将,他收到信后并不怪罪海瑞.就这样,海瑞巧妙地制服了胡公子的巧取豪夺.
海瑞一生刚正不阿,在老百姓当中流传着这样一段称颂他的歌谣：
“海刚峰,不怕死,不要钱,
不吐刚茹柔,真是铮铮一汉子!”
“不吐刚茹柔”,意思是不吐出硬的、吃下软的.它高度评价了海瑞不吃软怕硬的硬骨头精神.


包拯三谏宋仁宗

包拯（999-1062）,字希仁,安徽庐州人.北宋天圣进士,先后任天长县令、权开封府、监察御史、龙图阁直学士、枢密副使等职.人称“包青天”.
事情发生在北宋皇佑二年闰十一月.宋仁宗下诏以三司使、户部侍郎张尧佐为宣徽南院使、淮康军节度使、景灵宫使.张尧佐是张贵妃之父张尧封的堂兄.张贵妃受到宋仁宗宠爱,张尧佐也就青云直上.
包拯时任监察御史,负责对皇帝百官的纠弹.他认为宋仁宗一再超擢张尧佐,任人唯亲,不合大宋法度.他上疏指出宋仁宗提拔张尧佐是错误的,并分析其背景是后宫干政、个别大臣曲意奉迎.包拯此举如天惊石破,激起了一片称赞,大臣们纷纷上书反对任命张尧佐.面对强大的舆论,宋仁宗只好收回成命.
转眼到了第二年正月,宋仁宗经不住张贵妃的一再请求,再次下旨擢升张尧佐.包拯不顾再次触犯宋仁宗和张贵妃,又一次挺身直谏.
张尧佐见包拯等人言辞激烈,感到众怒难犯,当即表示不接受委任.于是,宋仁宗也就顺势下台了.
可是张贵妃却老大不高兴,一再在仁宗耳边吹风.这年八月,宋仁宗金殿早朝,张贵妃特意送到宫门口,抚着仁宗的后背,柔声说：“官家今日不要忘了封宣徽使之事啊.”
金殿之上,宋仁宗果然又一次降旨.可御旨一下,包拯马上上奏.这一回,宋仁宗打定主意,坚持己见,说：“张尧佐并无大过,可以擢升.”
包拯谏驳道：“各地官吏违法征收赋税,闹得民怨纷纷.张尧佐身为主管,怎说是无大过呢?”
宋仁宗叹了口气,婉转说道：“这已是第三次下旨任命了.朕既贵为天子,难道擢任一个人就这么不容易?”
包拯闻言直趋御座,高声说道：“难道陛下愿意不顾民心向背么?臣既为谏官,岂能自顾安危而不据理力争!”张尧佐站在一旁,听得心惊肉跳.
宋仁宗见包拯这么执着,众大臣又纷纷襄赞,而自己又没有合适的理由反驳,心里非常生气,一甩手回到宫里.
张贵妃早已派人在打探消息,知道又是包拯犯颜直谏,惹得仁宗下不了台,所以等仁宗一回来,她马上迎上前去谢罪.
宋仁宗余怒未消,举袖擦脸,说：“包拯说话,唾沫直溅到朕的脸上!你只知道宣徽使、宣徽使,就不知道包拯他还在当御史!”
包拯写过一首名为《书端州郡斋壁》的诗：
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
秀干终成栋,精钢不做钩.
仓充鼠雀喜,草尽兔狐悲.
史册有遗训,毋贻来者羞.
这首诗,可以说是他一生人格精神的写照.

一代廉吏于成龙

于成龙 ,字北溟 ,号于山 ,清山西永宁州（今方山县）人 .生于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卒于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终年67岁,谥“清端”、赠太子太保.于成龙明崇祯十二年（1639年）举副员,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出仕,历任知县、知州、知府、道员、按察使、布政使、巡抚和总督、加兵部尚书、大学士等职.在20余年的宦海生涯中,三次被举“卓异”,以卓著的政绩和廉洁刻苦的一生,深得百姓爱戴和康熙帝赞誉,以“天下廉吏第一”蜚声朝野.
罗城百废待举,首要在于安定社会,恢复生产.于是,于成龙采取“治乱世,用重典”的方法,首先在全城乡建立保甲,严惩缉获案犯,大张声势地“严禁盗贼”.境内初安后,他又约会乡民练兵,甘冒“未奉邻而专征,功成也互不赦之条”的后果,抱着为民而死甚于瘴疠而死的决心,准备讨伐经常扰害的“柳城西乡贼”.在强大的声势下,西乡“渠魁府首乞恩讲和,抢掳男女中只尽行退还”.接着又在全县搞联防,从此,“邻盗”再不敢犯境.在消除内忧外患的同时,于成龙十分注意招募流民以恢复生产,他常常深入田间访问农事,奖勤劝惰.农闲时带领百姓修民宅、建学校、筑城墙.对迁入新居的农家,还亲为题写楹联,以示鼓励.在深得民心之后,他又以刚柔并用的斗争策略,解决了“ 数大姓负势不下” 的问题,使这些一向桀骜不驯的地方豪强“皆奉法唯谨”.三年之间,就使罗城摆脱混乱,得到治理,出现了百姓安居乐业的新气象.
于成龙的突出治行受到广两布政使金光祖的重视,罗城被评为全省治理的榜样.康熙三年（1664年）春,金光祖升本省巡抚,就地方施政征询于成龙的意见.对此,于成龙曾两次条陈,针对广西地方施政的各方面,系统阐述了自己的看法,主要内容有：一．澄清地方吏治；二．“弭盗”与“慎刑”；三．推行“抚”字催科；四．减轻百姓负担,疏盐行、除灾耗、清杂派；五．改善民族关系等等.这些建议是适应统治者的需要提出的,但很大程度上也符合民众的利益,表现了他的敢于言事和不怕风险的勇气.
康熙六年（1667年）,于成龙被两广总督芦光祖举荐为广西省唯一“卓异”,并升任四川合州（今四川合川市）知州.离罗城时,他连赴任的路资也没有,出现了百姓“遮道呼号：‘ 公今去,我侪无天矣!’追送数十里,哭而还”的感入情景.
四川遭战乱最久,人口锐减为全国之首.于成龙赴任的合州包括三属县,只有丁口百余人,正赋14两,而衙门的各种供役、需索使百姓繁重不支.目睹地方荒残,于成龙确定以招抚百姓为急务,他首先革除宿弊,严禁官吏勒索百姓,又免去规定的驱从,以家仆随身. 合州土地极度荒芜.而流民不附的原因,在于原主认业.为此,他严格规定了“凡一占即为己业,后亦不得争论”的原则.同时要求各县注意为新附百姓解决定居与垦荒中的具体困难,并亲自为他们区划田舍、登记注册,借贷牛种,申明三年后起科.这样,“新集者既知田业可恃为己有而无复征发仓卒之忧,远近悦赴,旬日之间户以千计.”奖励垦荒是清初基本国策,但于成龙实行“禁止原主认业”先于清廷明确规定的15年前,加之他对具体问题的妥善解决,不到二年,合州人口骤增,田地开辟.由于招民垦荒政绩显著,康熙八年（1669年）,于成龙被擢升为湖广黄州府同知.
于成龙去往黄州府（今湖北黄州市）同知任四年,任知府四年.这里着重叙述他的两件事.
一是治盗省讼.“盗”成为清初一大社会问题.在黄州府岐亭镇一带,盗贼甚至白昼劫路伤命,严重影响了地方安定和居民正常生活.于成龙上任之初,即以郡丞身份坐镇岐亭治盗.为了摸清盗情和每一件重大盗案,他总是亲自访察.他多以“微行”的方式,扮作田夫,旅客或乞丐,到村落、田野调查疑情,从而对当地盗情了如指掌.他还特意在衣内置一布袋,专放盗贼名单,“自剧贼,偷儿踪迹无不毕具,探袋中勾捕无不得.”
对待案犯他主张慎刑,以教为主,采取“宽严并治”和“以盗治盗”的方法,取得突出效果.于成龙在词讼、断狱方面也以包公式人物著称.他铁面无私,头脑敏锐而细心,善于从一些常人忽视的细节上发现问题的症结.曾排解过许多地方上发生的重大疑案、悬案,使错案得到平反,从而被百姓呼为“于青天”,民间还流传着“鬼有冤枉也来伸”的歌谣 .于成龙在破案 、察盗方面的许多事迹,在清人野史、笔记和民间文艺中均得到反映,甚至神化.如清代文学家蒲松龄在《聊斋》的《于中丞》一节中,就叙述了有关他的两个故事.他的刑法思想在清朝一代很有影响.由于在黄州府同知任上的突出政绩,于成龙又深为湖广巡抚张朝珍器重,再次被举“卓异”.
二是两次平定“东山之乱”.于成龙举“卓异”后,被调主持武昌府政务,并将擢武昌知府.恰在这时,“三藩之乱”爆发了.在吴三桂凌厉的攻势下,贵州、湖南望风披靡.同时吴三桂派许多湖北籍部将,特封官“札书”回籍策反,制造暴乱.康熙十三年（1674年）五月,麻城县发现“伪札”,知县即以“通贼”罪名大肆滥捕,搞得人人自危.接受了“副将伪礼”的该县曹家河人刘君孚父子乘机联络东山一带山寨发动暴乱.由于于成龙在当地很有影响,被请出来收拾局面.他以“招抚”为方针,查清事件原委后,发出安民告示,使绝大多数协从百姓归家,事态很快趋于缓和.随后,他又冒生命危险只身进入首先发难的刘君孚山寨中说服刘及 300枪手（猎户）.10天之内,一场动乱顺利平息.八月,于成龙调任黄州知府,第二次爆乱又接踵而至.其时,潜入的奸细乘黄州府空虚,联络当地豪绅纷纷起事,“高山大潮,烽火相望”,声势与范围大大超过前次.面对险恶的形势,于成龙清醒地认识到黄州府的重要性,他力排众议,制订了决不放弃黄州、组织乡勇相机主动进剿的策略.调集各乡乡勇数千人在东山黄土坳一带,与数量上占优势的暴乱分子展开激战.在他的指挥下,尤其是他身先士卒,危急关头置生死于度外,使战斗获得全胜.当场擒获暴乱首领何士荣.后又乘胜平定了其余叛乱.二十余天内又取得平乱的胜利,受到湖广总督蔡毓荣的高度褒奖.
四年后,于成龙升湖广下江陆道道员,驻地湖北新州（今新春县）,在湖北期间,无论地位和环境都有很大改善,但他仍保持了异于常人的艰苦生活作风.在灾荒岁月,他还以糠代粮,把节余口粮,薪俸救济灾民.因之百姓在歌谣中唱道：“要得清廉分数足,唯学于公食糠粥.”为广行劝施,让富户解囊,他更以身作则,甚至把仅剩的一匹供骑乘的骡子也“鬻之市,得十余两,施一日而尽”.康熙十七年（1678年）,于成龙升福建按察使离湖北时,依然一捆行囊,两袖清风,沿途以萝卜为干粮.
于成龙在福建上任伊始,就做了一件为民称颂的好事.当时一清廷为对付台湾郑氏的抗清势力,实行了“海禁”政策.当地统治者不顾连年兵祸,民不聊生,动辄以“通海”罪名兴起大狱,使许多沿海渔民罹难.于成龙在审阅案卷时,发现每案被拟极刑的就达数十人或上百人之多,甚至殃及妇女孺子.于是他坚决主张重审,对怕得罪清室而劝阻他的人说：“皇天在上,人命至重,吾誓不能咸阿从事!”在他的力争和主持下,先后使千余名百姓免遭屠戮而获释,贫困不能归者还发给路费.
康熙十八年（1679年）夏,于成龙在按察使任上第三次举“卓异”后升任省布政使.福建巡抚吴光祚还专疏向朝廷举荐,称于成龙为“闽省廉能第一”,从此,于成龙得到清廷的赏识和破格招用.康熙十九年春,康熙帝“特简”于成龙为畿辅直隶巡抚,翌年春,又召见于成龙于紫禁城,当面褒赞他为“今时清官第一”,并“制诗一章”表赐白银、御马以“嘉其廉能”.未逾两年,又出任为总制两江总督.
身为“治官之官”,于成龙始终把整顿吏治放在工作的首位.他指出：“国家之安危由于人心之得失 ,而人心之得失在于用人行政 ,识其顺逆之情”.“以一夫不获曰予之喜,以一吏不法曰予之咎,为保郅致政之本.”在黄州时,他衣内的布袋便利了治盗.升巡抚后仆人请去掉,他笑道：“此袋昔贮盗,今以贮奸贪不省之官吏,未可去也!”他新任直隶,即发出清查庸劣官员的檄文,责令各属将“不肖贪酷官员”,“昏庸衰志等辈”“速行揭报,以凭正章参处”.针对各属贿赂公行,请客送礼之风,他从利用中秋节向他行贿的官员开刀,惩一儆百.他赴任江南,入境即“微行”访于民间,面对“州县各官病民积弊皆然而江南尤甚”的状况,不禁叹曰：“噫!吏治败坏如倒狂澜,何止时乎?”很快颁布了《兴利除弊约》,其中开列了灾耗、私派、贿赂、衙蠹,旗人放债等15款积弊,责令所“自今伊始”,将所开“积弊尽行痛革”.与此同时,他根据自己的体会,又制订了以“ 勤抚恤、慎刑法,绝贿赂,杜私派,严征收,崇节俭” 为内容的《新民官自省六戒 》作为地方官的行为准则 .方法上,他举优劾贪,宽严并济,时人说凡他所到之处,“官吏望风改操”.康熙帝也称其“宽严并济,人所难学”.
于成龙对科考和教育也十分关心.在文化发达的江南地区,官僚、势豪贿通学政,科考中舞弊之风盛行,贫苦士子虽皓首穷经却往往落榜.针对这种状况,于成龙规定：一旦发现弊行,“立刻正章入告,官则摘印,子衿黜革候者按律拟罪.其蠹胥、奸棍即刻毙之杖下” .对教育的重视还表现于他在各地兴办学校上 .即使是像罗城那样条件困难的地区 ,他也很快办起学堂 ,并鼓励徭、壮子弟入学.他多以倡导地方绅仕捐资的方式兴办“义学”.
于成龙逝世后,南京“士民男女无少长,皆巷哭罢市.持香楮至者日数万人.下至莱庸负贩,色目、番僧也伏地哭”,可见中下层人民对他的死是十分悲痛的.康熙帝破例亲为撰写碑文,这是对他廉洁刻苦一生的表彰

清朝—于成龙
于成龙在福建上任伊始，就做了一件为民称颂的好事。当时一清廷为对付台湾郑氏的抗清势力，实行了“海禁”政策。当地统治者不顾连年兵祸，民不聊生，动辄以“通海”罪名兴起大狱，使许多沿海渔民罹难。于成龙在审阅案卷时，发现每案被拟极刑的就达数十人或上百人之多，甚至殃及妇女孺子。于是他坚决主张重审，对怕得罪清室而劝阻他的人说：“皇天在上，人命至重，吾誓不能咸阿从事！”在他的力争和主持下，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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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于成龙
于成龙在福建上任伊始，就做了一件为民称颂的好事。当时一清廷为对付台湾郑氏的抗清势力，实行了“海禁”政策。当地统治者不顾连年兵祸，民不聊生，动辄以“通海”罪名兴起大狱，使许多沿海渔民罹难。于成龙在审阅案卷时，发现每案被拟极刑的就达数十人或上百人之多，甚至殃及妇女孺子。于是他坚决主张重审，对怕得罪清室而劝阻他的人说：“皇天在上，人命至重，吾誓不能咸阿从事！”在他的力争和主持下，先后使千余名百姓免遭屠戮而获释，贫困不能归者还发给路费。
宋朝—包拯
包拯在历官三司户部判官及三司副使期间，先后出任京东，陜西，河北等路转运使，每至一地，都以减轻民间负担、改革弊政、发展生产为己任，提出了「宽民利国」的经济思想。多次为了国家大事，说了皇帝不爱听的话，论斥权幸大臣，请求罢去皇帝赐给亲信官僚们的恩宠，一切改由主管机构正常渠道进行。他将唐朝魏征给唐太宗的三道奏章写出来，呈给宋仁宗为座右铭，时刻警惕，以国家大事为重。请求仁宗虚心纳谏，分辨是非，不要搞「先入为主」，偏听偏信，而要爱惜人才，除去苛刻，严正刑禁，禁止妖言邪说，不随意大兴土木，如此等等，朝廷多采纳施行。

收起

西门豹，春秋战国时期魏国人。当时邺地是魏都的重要门户，且是战略要地，但天灾人祸不断，民不聊生。魏王特派西门豹担任邺县令，治理邺地。西门豹到邺地后，微服私访，询查百姓疾苦，利用“河伯娶媳妇”事件，智惩三老、廷椽和巫婆，用事实教育百姓，破除迷信。同时，修建漳河十二渠，治理漳河水患，发展农业生产，使邺地百姓逐步富庶起来。西门豹为官一生，清正廉明，造福百姓，死后，邺地百姓专门为他在漳水边建造了祠堂，四季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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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门豹，春秋战国时期魏国人。当时邺地是魏都的重要门户，且是战略要地，但天灾人祸不断，民不聊生。魏王特派西门豹担任邺县令，治理邺地。西门豹到邺地后，微服私访，询查百姓疾苦，利用“河伯娶媳妇”事件，智惩三老、廷椽和巫婆，用事实教育百姓，破除迷信。同时，修建漳河十二渠，治理漳河水患，发展农业生产，使邺地百姓逐步富庶起来。西门豹为官一生，清正廉明，造福百姓，死后，邺地百姓专门为他在漳水边建造了祠堂，四季供奉。
赵广汉，字子都，西汉时期涿郡蠡吾县人。曾任守京兆尹、颍川郡太守、京兆尹。在颍川郡任太守期间，是赵广汉前期治理的最佳阶段，他不畏强权，精明强干，刚到任的几个月时间，就做了两件大事：一是打击豪门大族的势力，缓和社会矛盾；二是加强地方管理，转变当地的不良风气。其威名由此流传，《汉书》本传中就把擅长处理政务说成是他的天性。赵广汉在担任京兆尹时，表现出高度的责任心，处理各项公务，往往通宵达旦。并且善于思考，讲究办事效率。在其治理期间，京兆地区政治清明，官属和百姓无不交口称赞。但京兆尹的职责在于管理京城，因在天子脚下，日常处理政务容易得罪皇亲国戚和当朝显贵，所以，虽然赵广汉算得上是一位京城行政官中的佼佼者，也仍然落得被腰斩的下场。赵广汉任京兆尹期间，为官廉洁清明，威制豪强，深得百姓赞颂。
黄霸（？-公元前51），字次公，西汉时期淮阳阳夏（今河南太康）人。史学家班固评论说：“自从汉朝建立以来，要讲治理百姓的官吏还是数黄霸第一。”黄霸还在年少时，就立下了做一名好官吏的志向。在颍川郡任太守的政绩最为突出。此前，颍川郡是一个豪强地主称霸一方，百姓流离失所的地方，他到任后，大刀阔斧，布施恩德，安置流民，重视农桑，施行教化，经过几年的精心治理，颍川出现了太平安定，吏治清明，生产发展，“田者让畔、道不拾遗”的太平景象，皇帝因此下诏称颂黄霸是良吏中的最优秀者。
徐有功（？-702），本名徐弘敏，唐朝长安人，是唐代最著名的专司审案的官吏。在古代，大多数官职都是行政司法混一的，只有在朝廷才有专门的审案官，但在官僚体系中地位极低，也难有作为。徐有功虽长期担任专职审案官，却因敢于严格守法，犯颜直谏，执正、平反成百上千冤案，救活人命多达万人以上而名留青史。徐有功先后任过蒲州司法参军、司刑寺（即大理寺）司刑丞、秋官（即刑部）员外郎、郎中侍御史司刑少卿等职。徐有功为官之时，正值武周时期，上有武后作乱，下有酷吏网罗，执法守正彼为不易。由于徐有功前后执正大案六七百件，救活人命数以万计，因而难免得罪酷吏、奸臣，频遭弹劾、推审，但最终皆因找不出他贪赃或徇私枉法的证据，使他三次被控死罪，三次被赦，两次被罢官又两次复出，尽管如此，他仍持志不渝，不阿谀奉承，一心执法守正。也正因如此，使徐有功能成为历史上罕见的一位名留青史的专职"法官"，被当时人誉为"自古无有"的好官。
狄仁杰（公元607-700），字怀英，唐朝并州太原（今山西太原市西南）人，应试明经科（唐代科举制度中科目之一），从而步入仕途。从政后，经历了唐高宗与武则天两个时代。初任并州都督府法曹，转大理丞，改任侍御史，历任宁州、豫州刺史、地官侍郎等职。狄仁杰为官，如老子所言"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为了拯救无辜，敢于拂逆君主之意，始终保持体恤百姓、不畏权势的本色，始终是居届堂之上，以民为忧，后人称之为"唐室砥柱"。他任掌管刑法的大理丞，到任一年，便处理了前任遗留下来的17000多件案子，其中没有一人再上诉伸冤，其处事公正可见一斑，后人据此编出了许多精彩的传奇故事，连荷兰也有人以此为题材，编了一本《大唐狄仁杰断案传奇》。
陈希亮，字公弼，北宋时期眉州青神（今属四川）人，原籍京兆（今陕西西安市）。他从进士及第开始，为官30余年，先后任过知县、知州、知府、转运史等地方官，也曾到首都开封府及朝廷任职，不论是在地方还是京城为官，陈希亮嫉恶如仇，不考虑个人的祸福进退，为平民百姓称颂，使王公贵人害怕。后因辛劳过度而逝世，享年64岁。著名文学家苏轼，自称平生不为人作行状墓碑，但他十分敬佩陈希亮的为人，担心陈希亮的事迹失传于后世，而破例写下了《陈公弼传》。
包拯（公元999-1062），字希仁，庐州合肥（今安徽合肥）人，是历史上最有名的清官。他从青少年时代起，就开始立志要为国家出力，“竭忠死义”。包拯仕途的起点是知县，后历任知府、转运使等地方行政长官；担任过监察御史等监察大臣、户部副史等掌理国家财政的高级官员、都部署等军事要职；当过外交使节出使辽邦；最有名的是做过天章阁待制、龙图阁直学士，他一生严于律己，身体力行，他在端州任知州，整顿吏治，打击贪污，深受百姓欢迎，离任时当地精制一好砚相送，他都婉言谢绝，“不持一砚归”；他一生铁面无私，不避权贵，执法如山。对皇亲国戚、宦官权贵的不法行为，一律极力主张绳之以法。大力平反冤狱，是包拯生前与死后深为百姓所赞扬和称颂的主要内容。
包拯在当时和后世都享有盛名，特别在死后，作为清官的典型形象，被不同体裁的文艺作品大肆渲染，使之带有神奇色彩。随着国际上文化交流的进展，包拯这个历史人物和艺术形象还赢得了世界的声誉。虽然史料中的包拯与艺术作品中的形象相差悬殊，但包拯的一生，既能得到封建最高统治者的赏识，也受到处于水深火热中的下层人民的拥护和爱戴，作为清官确实是非常典型的。
况钟（公元1383-1442），字伯律，号如愚，明朝江西靖安县龙冈州人。况钟一生出色政绩在苏州知府任上，他直接减轻官粮，实行折征的办法减轻百姓负担，稳定和发展经济。同时，整肃吏治、端正风气，注意清理冤狱，为民伸冤。他排了一个日程表，每天勘问一个县的案，周而复始，从不间断。在刚到任的八个月中，就清理了1500多件案子。经他审理过的案子，无论大小，都能基本做到百姓不叫冤枉，土豪不敢再为非作歹。现在，只要一提起况钟，人们立即就会想到《十五贯》故事里那位甘冒风险、敢于伸张正义、为民伸冤的清官。除此之外，他还做了兴修水利、举办学校、推荐贤才等造福一方的好事。况钟任职十三年间，三次离任三次留任，替苏州百姓办了不少实事，最后积劳成疾，病逝于苏州任上。当地百姓为纪念况钟，在他死后，苏州和七个县都建立了祠堂。
海瑞（公元1514-1587），字汝贤，海南琼山县人。他生活的年代，正是明王朝由盛及衰的转折时期。表面一片升平，其时危机四伏。海瑞年青时，便对社会问题表现了极大的关注。在户部供职时，出于对国家财力的忧虑，为进谏迷信道教、一心求仙而纵容各地大兴土木修建庙坛道观的嘉靖帝，以六品小官身份抱着必死决心毅然上疏。这次他呈上的奏疏便是有名的“直言天下第一事疏”，后人称为《治安疏》。奏疏递上后，海瑞即被入狱，好在不久嘉靖病逝、新帝在丞相徐阶的劝说之下，才得以获赦，官复原职，并逐步升至应天十府巡抚等职。之后，他为匡正时弊，严肃法纪，主持制定了贪污满“八十贯绞”等严刑。他铁面无私，对一直有恩于他的老丞相徐阶也毫不留情，将徐家仗势多占的40万亩良田退还原主，将欺压良民的徐阶的两个儿子及20多个家人依律问罪。纵观海瑞为官，历经嘉靖、隆庆、万历三朝，多次冒死进谏，虽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的根本利益，但他严于执法，除暴安良，生活清廉，同情百姓，招抚流亡，注意发展生产，兴修水利，限制大地主无止境的盘剥，改革落后的风俗习惯，等，得到了百姓的广泛拥护，其行为具有不可否认的历史进步作用。
汤斌（公元1627-1687），字孔伯，别号荆岘，晚又号潜庵，祖籍保南睢州（今睢县）。主要政绩在康熙朝，官至内阁学士、江宁巡抚、礼部尚书等。汤斌为官一生，除著书立说，发展理学学说外，几乎所有精力都集中在河务和漕运的治理上，并注意为百姓减轻负担、赈灾救施、兴利除害，从而始终躬身实践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民本”思想，为变“满目榛荒，人丁稀少”为“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做出了一定贡献，其为官清廉，至死仅遗俸银八两，连买棺材的钱都不够，真正可谓是一代清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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