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建了那么多诸侯国还有大量贵族 当时百姓受到的压迫很大吗

西周建了那么多诸侯国还有大量贵族 当时百姓受到的压迫很大吗
西周建了那么多诸侯国还有大量贵族 当时百姓受到的压迫很大吗

西周建了那么多诸侯国还有大量贵族 当时百姓受到的压迫很大吗
我的看法是,其实西周时期百姓的压力并不大.这个百姓,要分成三种,国人、野人、奴隶.
　　先看西周时期的政治体制,西周实行分封制,将王室子弟、亲属、将领、大臣分封到各地,形成诸侯国.各诸侯国对中央的义务只限于按时纳贡,作战时出兵,就没有了.所谓的贡品,并不是像后来宋朝那样动辄几十万、几百万白银,而是有啥贡啥,比如楚国,因为盛产滤酒用的苞茅,所以贡品也只有几捆苞茅这样的野草（换到宋朝,每年给辽纳贡,也送野草,看辽国会怎样）.
　　然后是经济制度,西周奉行“井田制”,就是每八户百姓,平分一块长宽都是300亩的田,然后分为9块,每家种边上的一块,将收成的1/10上交国家；剩下中间那一块,大家都可以去种,这块田收获的粮食归国家所有,算是这8家百姓集体向国家纳税.而公家的田收成如何,全看那8家百姓的公德心了,有时一年过去田里只剩野草也是正常的.（所以战国之后国君要用法家改革,否则国家就没有实力）这样的税收水平高不高?一点不高,比后世很多时候都要低.
　　说了西周的政治经济制度,只是为了说明一点,不管是周天子直辖的领地,还是诸侯国,当时公家收税并不多,客观上不需要过分盘剥百姓.周天子直辖的领地,百姓的赋税直接交给周天子；在诸侯国,赋税只需要交到诸侯的国库,不需要再交给中央.也就是说,只有地税,没有国税.
　　说完了制度,再来说西周百姓.上面说了,百姓分为国人、野人和奴隶.国人就是住在城里的人,这些人一般在国家都有些地位,或者从事买卖,有些经济实力.在周朝,国人的地位是比较高的,甚至可以直接面见国君（比如后来的曹刿,可以直接见鲁庄公论战）.而且国人还有一项光荣的权利,就是可以上阵打仗.不要以为当兵打仗和现在一样,都是处于义务,当时只有贵族和国人有资格参战,后面要说的野人和奴隶,根本没这个资格.而西周对国人税收也不高,对商贾限制也少（从西汉开始才正式“重农抑商”）,所以国人生活还是可以的.
　　第二是野人.不要误会,这里的野人指的是乡下种田的人（当时的一贯叫法）.上面说了,野人只交1/10的收成,剩下的是8家共同缴税的,而且具体交多少,国家没有强制规定.野人也不用打仗（至少在战国之前不用）,所以当时的乡村,完全是一副悠然的田园景象.
　　最后是奴隶.说到奴隶,很多人马上联想到西周是万恶的奴隶社会.其实不然,对奴隶社会的定义,并不是有奴隶的存在就算是奴隶社会,一定是奴隶多到了成为社会生产者的主体的地步,才能算是.否则,后面的汉唐明清都有奴隶的存在,这些朝代也算奴隶社会?
　　那么周朝的奴隶多吗?一点不多.孟子说：“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就是说,国家向这些宗族农户发授土地,夏朝每人发五十亩地,商朝七十亩,周朝一百亩,然后国家收取其十分之一的收成.这哪是奴隶呢?分明就是正常的农夫,上交的是实物的地租.这些农夫,平时聚族而居,合族劳动,把一定比例的收成上交国家,其它在族内进行分配,战时则按族出征,他们是社会生产的主体,他们其实是多年延伸下来的原生态的宗族户,他们有自己的工具、农舍、自由、人格和自行支配的粮食财产,这不是带着锁链、一无所有、被买被卖的奴隶所能等同的.倘若一个社会最主体的人口——土地上的稼穑者不是奴隶,那这个社会还能被视为奴隶社会吗?当然不能.
　　后来的汉朝,奴隶的使用量有增无减,不论官府还是民间,都豢养役使奴隶,“臧获”和“奴婢”是对他们的流行称谓.他们与养马一样被当作一种投资,奴婢可以买卖.从很多史料和文学作品中我们目睹了他们劳动的身影,遍及了汉朝手工业、畜牧业、农业、运输、矿冶、煮盐和商业领域.皇帝甚至发召规范田地上的奴隶数量——可见当时用奴隶之盛.奴隶因过度劳累,折磨屈辱,自杀、早衰、瘦毙,比比皆是.主人们希望奴隶短命一点,因为老了不能干活,还得花钱给他养老.汉朝以后的朝代也都有奴隶.唐朝法律规定：“奴婢贱人,律比畜产.”把奴隶比作私人牛马.事实是,即使到了最后的大清朝,乾隆爷还一直把罪犯及其家属发到功臣家里为奴.
　　做完这样的纵向比较,我们再作横向比较.与古埃及、古巴比伦相比,周朝的奴隶数量根本不在一个数量级上.在古巴比伦王国与北方亚述人的频繁战争中,动辄有十数万人甚至二十万活口做了战俘,而三万、七万、九万战俘的记录更是史不绝书.埃及法老也是频频出征、大有斩获,捉到数万甚至十万俘虏.这些被俘的人口显然不可能全是士兵,当时的军队不可能有这么大规模,而一定是良民居其很大比例.这些被俘的人丁,绝大多数转化为国王和政府直接掌管的奴隶,还有一些发往奴隶市场出售给民间.后来的古希腊和古罗马也差不多,恩格斯说,雅典公民九万人,而奴隶高达三十六万人.另有学者说法,雅典全部人口四十万,奴隶二十万.总之,奴隶构成了古希腊、古罗马社会生产的主要形式.在迦太基的一处矿井,就有四万奴隶在带镣工作.克拉苏一个人拥有两万奴隶,安东尼时代一个有钱寡妇的遗产中包括了6000名奴隶.罗马通过扩张战争,曾一次性把被占领区15万人变卖为奴隶（失去自由的劳动工具）.奴隶们在市场上公开买卖,还可以像牛马一样租给别人收取租金,成为社会的一大主体阶级.没有奴隶,“世界”就一天也运转不下去.当时在亚历山大城奴隶的价格是如此的低廉,造成很多富人宁愿购买奴隶而不愿意雇佣自由人.斯巴达克斯的奴隶起义有20万人之众.有人估计,在罗马屋大维时代大约有5000万到8000万左右的奴隶.
　　而西周的奴隶并不多,西周的奴隶,直接用于从事生产并不多,大多是用于祭祀和陪葬用的（听来有些毛骨悚然,但后世直到清朝,人殉陪葬也有）,完全构不成社会主要人口.既然不是主要构成,那么不管其命运有多悲惨,我们不能说西周百姓的命运就是悲惨的.
　　综合上面所说,西周百姓的负担并不重,国家的税收一直维持在一个极低的水平.其实不是国家不想收,实在是生产力水平太低,收不到.而国家缺乏税收,就无法扩充实力,没有强大国力的国家,只能存在于治世,在乱世必亡.所以,后来进入春秋以后,出现大国吞并小国的现象,这是实力的体现.进入战国之后,战争规模加大,国家越发需要大量的税收弥补开支,所以出现大批改革家,将西周的制度完全推翻,这才适应了各战国的需要,这个时候百姓的负担倒确实是加大了,但已经是几百年后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