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皇帝为什么二十多年不上朝

嘉靖皇帝为什么二十多年不上朝
嘉靖皇帝为什么二十多年不上朝

嘉靖皇帝为什么二十多年不上朝
关于万历皇帝对阎崇年之流谬论的彻底驳斥
明亡于万历的说法由来已久,满清修的明史中就说“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后人也多将之奉为圭臬,不断引用,可见深入人心的程度.
在各种关于明朝历史的论述中,都把万历描绘成一个好色、贪婪、残暴、昏庸、无能、懒惰,……总而言之五毒俱全的,一无是处的皇帝.除了在张居正当政的十年之外,以后的万历时期,就乏善可陈.在一些人眼里万历就是一个败家子,就是明朝灭亡的罪魁祸首.
然而万历果真有他们描绘的这般不堪么?
2、万历怠政问题
首先是说万历怠政,凡是攻击万历的言论中,对这一点都是必然提及的.提起万历怠政,都摆出一副怒其不争的嘴脸大加指责,对所谓怠政的后果更是大肆渲染,仿佛最后明朝灭亡大半就是万历怠政导致的.
但有些事情,不是仅凭想当然就能评定的.我们还是需要仔细分析一下,才能得出符合事实真相的结论.按阎崇年的说法,万历怠政的表现有所谓的六不做,什么六不做呢?就是“不郊、不庙、不朝、不见、不批、不讲”
所谓不郊就是不亲自祭祀天地,不庙就是不亲自祭祀宗庙,不朝就是不上朝,不见就是不接见大臣,不批就是不对大臣的上疏做批示,不讲就是不参加经筵讲席.
这六项当中除了,不见、不批以外,其他四项都只是形式礼仪上的套路,对处理国家政事而言,并没有实际意义,将之上纲上线,作为怠政的表现,大批判特批判,实在是小题大做.
神宗不从事这些活动,并非是什么怠惰偷懒,而是有客观的身体原因.比如万历十八年,神宗会见申时行,面对大臣们对他的批评漫骂,耐心解释说：“朕病愈,岂不欲出!即如祖宗庙祀大典也要亲行,圣母生身大恩也要时常定省.只是腰痛脚软,行立不便”[申时行《诏对录》晚明史p632]
后来“王家屏、王锡爵辅政时期,情况仍旧不见好转,神宗仍是‘面目发肿,行步艰难’”
明代的一些文人以及过去一些历史学家总是想当然污蔑万历说他这是故意为自己偷懒找借口,或者认为就算万历真的是生病,那也不过是酒色过度所致!不过考古发现给了这些自以为是的人一记响亮的耳光.在详细记载新中国成立后发掘万历陵墓前后过程的《风雪定陵》一书第十四章《打开皇帝的棺椁》中说“万历一生多病,经常服药一事,文献都有记载.但随着‘国本之争’越演越烈,……臣僚们便把他的病源归罪于酒色过度、……即使今天的明史研究者,尚有一些人与三百年前的臣僚持同一观点.其实,面对定陵出土的实证,应该打破这种近似偏见的结论.因为无论是棺内万历右腿蜷屈的痛苦形状,还是尸骨复原后,右腿明显地比左腿短的情形,都足以说明这位皇帝生前确实患有严重的足疾.有了这样的实物作证,而再以陈腐的观念,把万历的‘足心疼痛、步履艰难’,一味地归结于贪恋酒色所致,这就难免有失历史公允了.”
另外从万历的尸骨看,他的腰部也有严重疾病,因此行动不便,请人代劳是可以理解的.
至于象阎崇年这样的,不顾事实真相,抓住这点,对万历拼命丑化攻击,并借此来抬高衬托满清皇帝的英明伟大,也可谓无耻之尤了.阎崇年说“祭祀天地是皇帝的头等大事.清朝康熙皇帝祭天时,走着到天坛,还要斋戒,以示虔诚.万历皇帝年纪轻轻的,既不祭天,又不祭地,更何况对待臣民呢?”.真是条出色的历史棍子手,一打一抬,一贬一捧的技术运用的相当娴熟,只可惜历史真相并非这类人物所能一手掩盖的!康熙祭祀天地或许很虔诚,他屠杀起无辜平民来同样很虔诚,在他统治下丧心病狂地实行了二十多年的沿海迁界,至少屠杀了沿海几百万的无辜平民,平定三藩之乱,又几乎把四川百姓全部屠杀干净,康熙十八年,浏阳县知县曹鼎新曾经不打自招的供认康熙统治下满清的兽行说“自甲寅吴逆倡乱,……以至王师赫怒,整兵剿洗,玉石难分,老幼死于锋镝,妇子悉为俘囚,白骨遍野,民无噍类”,真是继承了他的祖宗辽东大屠杀,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四川大屠杀的光荣传统!所以象康熙这类东西的虔诚还是少一点的好,他越虔诚,屠杀起百姓来就越心安理得!
那么阎崇年攻击万历的“不见”,“不批”又是怎么回事呢?关于“不见”,万历后期,接近大臣的次数确实比前期减少许多,但这一点主要也还是因为万历腿部腰部有疾病行动不便导致的结果,更何况明代处理政事,主要是通过奏疏批阅往来进行,会见大臣对处理政事有作用,但也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大,奏疏往来的意见,因为经过深思熟虑,往往更有价值一些,当面接见,即兴而谈决定的意见,往往带有太多草率的成分,反而靠不住.崇祯时期倒是经常接见大臣,接见袁崇焕,袁崇焕贸然就说五年能够平辽,结果反而让自己处于一个尴尬境地,为后来他滥杀毛文龙埋下祸端.再如温体仁和钱谦益在崇祯面前当廷诘对,结果反而是温体仁把东林党人驳斥质问的体无完肤.
当然,这并不是说不见大臣就很好,但至少说明,这个所谓“不见”远没有某些人渲染夸张的那样有什么举足轻重的意义.
最后说到不批,则完全是阎崇年等人对万历信口开河的污蔑!确实,万历并非批复所有的上疏,而是有所选择的,尤其是在后期,凡是他认为比较重要的,他都会给予批复,至于那些留中不发的上疏,大多本就没有给予回复的必要,即使批复了也不过是徒然引起不必要的争吵漫骂,空耗精力而已.即便是认为万历“以皇帝的身份向臣僚作长期的消极怠工”,“以顽强的意志和臣僚们作持久的对抗”[p79]的黄仁宇也不得不承认万历大部分情况下仅仅是对那些递补职位空缺,以及沽名买直,搬弄是非,动辄抗议漫骂的上疏不加批示,“除了不理上述性质的文件以外,他照常批阅其他奏疏.也就是说,他的消极怠工,放弃自己的职责,是有所选择的”.
至于樊树志在晚明史中更是说“神宗在此后的二十多年中,处理朝政的主要方式是透过批阅奏疏,发布谕旨来进行.他始终牢牢地掌握着朝廷的大政方针,这从‘万历三大征’的全过程可以看的很清楚.”[p633]
另外从明史和明神宗实录的记载来看,即便到了万历四十年以后,在某些人嘴巴中怠政的高峰时期,神宗对于应该批复的奏疏以及应该挽留的官员都是毫不含糊的加以批复和挽留的,比如《明史.列传第一百十三》中关于赵焕的传记中提到万历四十年以后的情形
“然是时朋党已成,中朝议论角立.焕素有清望,骤起田间,于朝臣本无所左右,顾雅不善东林.诸攻东林者乘间入之.所举措往往不协清议,先后为御史李若星、给事中孙振基所劾.帝皆优诏慰留之.……”
“ 明年春,以年例出振基及御史王时熙、魏云中于外.三人尝力攻汤宾尹、熊廷弼者,又不移咨都察院,于是御史汤兆京守故事争,且诋焕.焕屡疏讦辩,杜门不出,诏慰起之.”
“兆京以争不得,投劾径归.其同官李邦华、周起元、孙居相,及户部郎中贺烺交章劾焕擅权,请还振基等于言路.帝为夺诸臣俸,贬烺官以慰焕.焕请去益力.九月,遂叩首阙前,出城待命.帝犹遣谕留.”
上面的摘录中,“帝皆优诏慰留之”,“诏慰起之”,“帝为夺诸臣俸,贬烺官以慰焕”,“帝犹遣谕留”等记载随处可见,和某些人把万历丑化成什么都撒手不管的皇帝,只“将大臣奏章‘留中’不发,就是既不批示,也不发下”显然是不相容的,可以说又给这些人一记耳光.
即便到了万历临死前的几年,身体状况已经严重恶化的时候,他依然尽力批复奏疏,比如当时言官弹劾首辅方从哲的时候,万历还下谕安慰告诉他不必对言官弹劾太在意“方今国家多艰,须卿鸿猷匡济,共图化理,岂可以浮言坚欲求去”.而当“方从哲称病在家”,导致内阁无人办事,神宗还派人到方府宣谕“辅臣方从哲速出视事”,当方从哲希望皇帝出面到文华殿召开会议的时候,神宗由于身体确实无法支撑（这个时候离他逝世已经不远了）,他特地“派文书官到内阁传谕,因疾病缠身,无法出席文华殿会议,希望大臣谅解”[那个阎崇年对此事的记载是“大学士方从哲上疏,希望皇帝能够出御文华殿,召集文武百官,讨论御敌方略.结果这个请求依旧如泥牛入海,留中不报,没有回音”,这个阎崇年大概已经撒谎成性了].
当然也不必否认,对许多奏疏,万历也确实常常留中不发,不予回复.但这也并非没有理由.万历和那些文官打了四十多年的交道,深知这些人的脾气.如果这些文官想要做的事情,你就算再怎么不让他们去做,他们最终也会去做,如果这些文官不认可不想做的事情,你就算再怎么严厉回复批示让他们去做,他们照样给你顶在那里,软硬兼施,阳奉阴违,死活都不会去做.而且文官最擅长的就是扯皮,甚至把扯皮当作他们的职责所在.要对付这些人,有时候不理睬他们倒是最有效率的办法.可以省却许多不必要的麻烦,于国于己都有好处.如果理他们,那可能就是纠缠不休,弄到头白白浪费许多国家的财产和精力.用这种处置手段,对国家行政的实际运行并不会有任何实质性的影响.
阎崇年在百家讲坛中说“没有皇帝的批示,事情就不能办,整个中央机构,几乎停止运作.上自尚书,下到知县,缺员得不到补充,辞职也得不到批准,使得衙门无法办公”,根本就是连基本常识都没有的一派胡言!
事实上“《明史选举三》说‘在外府州县正佐在内大小九卿之属员皆常选官选授迁除一切由吏部’,《大学衍义补》第10卷‘公铨选之法’条目下说‘五品以下及在外四品非方面者则先定其职任然后奏闻’,这两条史料基本明确了部选的适用范围,即吏部在法理上有权自己决定五品以下京官和四品以下地方官的人选.”[禹兮禹兮《明代吏部及铨政研究》].
这个阎崇年所谓的“下到知县,缺员得不到补充,辞职也得不到批准,使得衙门无法办公”,真是天大的笑话!真不知道这种人是怎么混上学者教授的位置的?事实上即便是硬污蔑万历放弃自己职责的黄仁宇也不得不承认“皇帝的放弃职责并没有使政府陷于瘫痪.文官集团有它多年来形成的自动控制程序.……北京的会试、殿试照旧举行；地方官和京官按时的考核也没有废止.派遣和升迁中下级文官,用抽签的方法来决定.……对于这些例行公事,皇帝照例批准”[p81]
从以上的论述可以看出,万历皇帝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所谓怠政,退一步说,即便真有所谓的怠政,那么这种怠政也不会对国家政治的运行造成什么实质意义的影响.
还有一条加在万历皇帝头上的罪状就是所谓的“宦官肆虐”,这也是阎崇年在百家讲坛上说的“太监的权力因此越来越重.万历帝派遣太监作税监到大邑、矿监到矿山、盐监到两淮、珠监到广东等,替他聚敛钱财,以供享乐.太监的权力急剧膨胀,太监的危害日益严重.大学士、首辅朱赓沉痛地说：‘今日政权不由内阁,尽移于司礼.’（《明史·朱赓传》）这就为后来天启朝司礼监大太监魏忠贤专政埋下了祸根.”
关于矿税的问题,我们在前面的部分其实已经分析过了,矿税太监不过是奉命行事,他们是不是太监根本不是什么实质性的问题,就算是派遣不是太监的人去征税,因为触犯了商业集团的利益,同样会被拼命丑化.
而实际上这些矿税太监远没有一些论者所说的那般风光跋扈,很多情况下,都是被暴民活活打死了,万历皇帝也只能忍气吞声,息事宁人,不了了之!比如湖广民变中,数万市民包围陈奉的税监府,陈奉手下六人被投入江中淹死,锦衣卫被打伤,税监衙门被火烧掉,这已经是不折不扣的武装暴乱了,如果没有地方官员的故意纵容是难以想象的.可是这件事情处理的结果却是,暴乱的市民没有得到惩罚,煽动暴乱的官员也没有得到惩罚,反倒是暴乱中的受害者陈奉被撤消了税监职务
再比如万历三十四年云南民变,同样是在地方官员的参与纵容下,一些暴徒把矿税太监杨荣处死后投入烈火中.结果是神宗气的干瞪眼,只能用绝食数天来表示抗议.近代的西方国家是政府镇压反政府分子暴动,然后反政府者用绝食来表示抗议示威,而在明朝的中国则是颠倒过来了,皇帝用绝食来向大臣文官表示抗议,这也真是只有明朝才会出现的奇观.
矿税太监在当时被仇恨是可以理解的,但实际上由于他们得不到地方官员的支持,很多情况下都是寸步难行,这也是为什么万历征收矿税,征来征去,所得也实在有限!如果我们现在看待矿税太监仍旧用明朝当时那些利益集团肆意丑化夸张的眼光,真相信他们可以任意肆虐横行的谎言,那就偏离事实太远了!
接下来再看阎崇年所谓宦官肆虐的另一个论据,也就是司礼监权力膨胀的问题,应该说在这个问题又充分显露了阎崇年不学无术,肆意撒谎的丑陋嘴脸.他这里从《明史·朱赓传》中引用了一句话来作为论据,但从这处引用来看,他似乎连基本的《明史》都读不懂了!我不得不再问一句,他这个学者教授究竟是怎么当上去的?
我们不妨来看看明史中这处的原话是什么?现在完整摘引如下
“先,考选科道,吏部拟上七十八人.……三十六年秋,命始下.诸人列言路,方欲见风采.给事中若霖先尝忤赓,及是见黜,适当赓病起入直时.众谓赓修郤,攻讦四起,先后疏论至五十余人.给事中喻安性者,赓里人,为赓上疏言：“今日政权不由内阁,尽移于司礼.”言者遂交章劾安性,复侵赓.是时赓已寝疾,乞休疏二十余上.言者虑其复起,攻不已,而赓以十一月卒于官.”[《明史.列传第一百七》]
这段话里说的很清楚,说出“今日政权不由内阁,尽移于司礼”这个话的并非是朱赓,而是朱赓的同乡给事中喻安性,而喻安性说这话的背景是因为“给事中若霖先尝忤赓,及是见黜”,导致一大批新进的言官对朱赓进行疯狂的弹劾攻击批斗,人数多达五十余个!而喻安性为了支援自己的同乡,这才说：“今日政权不由内阁,尽移于司礼.”,意思是为朱赓推卸责任,但显然其他言官不是傻瓜,根本不相信他这个明显违背事实的话,反过来一起弹劾他,同时也不放过朱赓：“遂交章劾安性,复侵赓”,这才是事情的整个经过.这样一个事情,到了阎崇年嘴巴里,居然变成了“首辅朱赓沉痛地说：‘今日政权不由内阁,尽移于司礼’”.作为一个所谓的学者教授,所谓的历史学家,居然连最基本的历史资料中哪一个句话是哪个人说的,都分不清楚,也真可算是一大奇观!
言官本来就有肆意撒谎,任意夸大其词的传统.这个喻安性的话,在当时都没有人相信,而现在的历史学家居然奉为至宝,这也真可算是奇哉怪哉!
关于万历时期司礼监的权力究竟如何,我们还是来看看《晚明史》作者樊树志的论述吧!樊树志说“以神宗的秉性,不能容忍再出现象冯保那样专横跋扈的司礼监太监.……一旦他们越过了他所认定的界限便毫不客气的予以剪除.张鲸、张诚的下场,应该说是重蹈了冯保的覆辙”[p553]
这里反复提到了冯保,但其实冯保是冤枉的,冯保有什么过失,不就是因为协助张居正而得罪了太多人吗?张居正一死,他一被弹劾,就马上被赶下了台,所谓专横跋扈究竟从何谈起呢?（《明史》中记载“保亦时引大体.内阁产白莲,翰林院有双白燕,居正以进.保使使谓居正曰：“主上冲年,不可以异物启玩好.”又能约束其子弟,不敢肆恶,都人亦以是称之.”）
还是来看看张鲸、张诚是怎么回事?事实上两人也谈不上有多跋扈!比如张鲸,仅仅从万历十六年何出光等人弹劾他开始,他就被万历疏远最后被罢斥.
至于张诚可能稍微比张鲸风光一点,按照樊树志说法“张鲸遭罢斥后,张诚以司礼监掌印太监兼并掌东厂及内宫监”,但对他的权力也不必过于扩大,甚至《明史》中甚至连专门的关于他的传记都没有,只是在叙述张鲸的时候,顺带提到了他的名字.这回似乎在没有文官弹劾他的情况下,仅仅到了万历二十四年,神宗就找了一个借口“突然下令斥退张诚,抄没家产,并把其弟侄张勋、张绍宁及亲信霍文炳、张桢等人的住房田地一并籍没入官.神宗原本要把张诚发配到南京孝陵去看管香火,后来改发南海子净军；并将张勋、萧玉、王忠等处死,其他人押入监狱”[p554]
至于张诚以后的司礼监,樊树志是这么描述的,大家可以自己做个判断
“张诚斥逐后,由田义为司礼监掌印太监,陈矩为司礼监秉笔太监,孙逻为提督东厂太监.孙逻死后,由陈矩兼掌东厂.田义、陈矩等人以张鲸、张诚的下场为戒,注意收敛,凡司礼监政务,田义与陈矩开诚协济,裁酌施行.田义为人俭朴寡言,人不敢干以私.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田义死,陈矩为司礼监掌印太监.陈矩为人平恕识大体,万历三十五年死,神宗赐额曰‘清忠’”[p554-555]
“从此司礼监太监的权力受到极大削弱、限制,甚至司礼监缺员也不补充.到了神宗晚年,司礼监用事太监寥寥无几,东厂荒凉得青草满地.”
“原先神宗的膳食一向由司礼监太监轮流供给,以后因司礼监乏人,改由乾清宫管事太监独自承办.司礼监与东厂落到这个地步,无疑是对司礼监及东厂以往擅权乱法的一种惩罚,未尝不是神宗晚年的一件德政”[p555]
（《明史.宦官二》中的相应记载是“自冯保、张诚、张鲸相继获罪,其党有所惩,不敢大肆.帝亦恶其党盛,有缺多不补.迨晚年,用事者寥寥,东厂狱中至生青草.帝常膳旧以司礼轮供,后司礼无人,乾清宫管事牌子常云独办,以故侦卒稀简,中外相安”）
就这样,事实真相是万历时期,司礼监冷落到几乎无人,东厂荒凉的生满青草,到了阎崇年那里,居然变成了,宦官肆虐,太监权力越来越重,是非颠倒,黑白混淆到这个地步也算得上是登峰造极.只是不知道这个阎崇年在百家讲坛上信口雌黄,误导欺骗世人的时候,是不是也觉得一些愧疚,是不是也受到一点自己良心的谴责?
再有加在万历头上的罪状是所谓的乱封滥赠、肆意挥霍、大兴土木.
所谓乱封滥赠,用阎崇年在百家讲坛上的说法是“万历帝自己的皇庄占地210万亩,赐给他弟弟潞王翊镠田400万亩,赐给他儿子福王常洵田200万亩.没有田了,就将周围郡县的土地划过来.他们父子、兄弟三家占地810万亩,而万历六年,全国的田地是5.1亿亩,他们三家占全国总田地数的6.3％”
我们先不管这里具体的数据是否正确（事实这些数据错的离谱,没一个是对的）.我们先来做个小学生都会做的除法,810万除以5.1亿等于多少?两边约去万就是810除以51000,最后得到的结果约等于1.6%.我不知道阎崇年小学算术怎么学的,这么一个简单的除法,他得到的结果居然是匪夷所思的6.3％,这样的历史教授确实让人佩服的瞠目结舌.
我们再看他提供的数据吧.开头第一句话就错!明代的所谓皇庄,按照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记载,兴起于永乐末年,于正德时期达到高峰,然而到了明世宗即位后的嘉靖年间,皇庄就已经被废除.
“明世宗即位后,为缓和民情立即把这个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首下明诏,‘将管庄人员尽数革回’.同时,委官清查畿内皇庄.嘉靖二年（1523）二月,兵科给事中夏言将调查所得的真实材料,写成《勘报皇庄》一疏,进呈明世宗.疏中,详细说明皇庄的建立过程、数量、地理分布以及正德以来所产生的巨大危害,并建议取消皇庄,还田于民,以消除由皇庄所引发的各种社会弊端.”
“明世宗接到夏言的奏疏,下旨曰：‘各宫庄田子粒银两仍办纳解部,年终类进应用.顷亩数目,止照新册改为官地,不必称皇庄名目.’ ”
按某些人的说法（包括白寿彝在内）,似乎这只是名称的改变,从“皇庄”改为“官地”.但实际上这种看法根本错误,原先皇庄的管理人员不受地方政府支配,土地确实可以看成皇家所有,但是皇庄改称官地之后,管理人员就由“户部派州县官取代,即‘有司代管’”.皇庄所起到的作用,仅仅是每年将田租交纳给宫廷使用,作为皇室的费用开支.并且这种性质的田租比例远小于一般地主征收的田租（按每亩三分征）.可以说耕种这些田地的佃农负担小于一般田地的佃农.另外“嘉靖二年（1523）九月,明世宗又令户部清核畿辅庄田.”,清查的结果又把大部分原本属于皇庄的官地归还给民间.
一定意识上说从嘉靖以后,就根本不存在所谓皇庄,要说有也只有官地,官地和皇室唯一的联系,无非是每年向皇室交一笔银,而不必再另外交税.阎崇年所谓的“万历帝自己的皇庄占地210万亩”,只能看成是毫无常识的信口雌黄.
另外皇室无论如何总需要有一定的收入来源,来应付日常的花费开销,皇庄也好,官地也只是提供了这样一个收入的途径而已.不考察具体从这些官地收入多少,而只是耸人听闻的列出多少亩田地的数字,只能是骗骗无知愚人!从实际来看,皇帝从官地获得的收入也是相当有限的,比如根据记载“万历六年(1578年)进三宫官地子粒银达三万八千八百七十两.”,可能这个数字每年有波动,但最多的时候估计也不会超过六万两!这是个什么概念,当时一些私人大地主,一些大盐商,一些从事海上贸易的商人,每年赚取的利润都远远不止于这个数字,这就是某些人咬牙切齿,义愤填膺的明朝皇室对人民的剥削?对比一下满清的统治者“据内务府编的材料,《宣统七年放过款项及近三年比较》记载：民国四年的开支竟达二百七十九万余两,以后民国八、九、十各年数字逐年缩减,最低数仍达一百八十九万余两.”,这还是已经倒台的满清末代皇帝,如果是康熙乾隆这些东西,每年耗费的民脂民膏,则更难以计量.不知道有些人又做何评论?
如果没有所谓的官地,只要皇室不喝西北风,那相应的开支也必然还是要从国家统一收取的粮食税中分配,那又有什么分别?
再看阎崇年所谓的“赐给他弟弟潞王翊镠田400万亩,赐给他儿子福王常洵田200万亩”.
对这个问题不妨看一下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第三章,注释二中的一段话[p107]“对于福王庄田的若干情节,中外学者多有误解,……万历指令以4万顷为福王的庄田,不过是和群臣讨价还价的办法.讨价还价之余,万历就减价为2万顷,福王本人也再三表示‘推辞’.而万历所真正为福王索要的,则不在田土而在佃金.因为河南在明初地广人稀,其后民间开垦所增田地,称为‘白地’,其所有权常常发生问题.地方官对这种田地所征取的赋税,既不归入一般的田赋,也很难视为官田的地租.山东由于黄河河道的变迁,被淹后的田地重新开发,情形亦复类似.湖广则因河流湖泊众多,昔日之湖沼成为圩田,河岸瘠土仅征‘芦课’者至此也有成为良田的趋势.此外各省还有被抄没的庄田等,情况极为复杂.这些土地的赋税收入,纵未尽入地方官之私囊,但也从未作公开而详尽的交代.万历的意图,即要三省地方官从这笔收入中每年缴纳银46000两,以作福王府的开支.迟至1617年,湖广官员只表示承担3659两的银子.福王本人,曾因为不相信各地的报告,而派人在河南丈量上述田土,以致与当地官民发生冲突.”
黄仁宇这段话什么意思?也就是说所谓赐予福王两万顷土地,并非是福王就真的拥有这两万顷土地,而仅仅是相应的省份,每年提供给福王对应这些土地相应的一笔银子,仅此而已.所以从土地的数目上似乎很惊人,400万亩,两百万亩,真是罪恶滔天,但实际上代表的银子不过是四万多两,两万多两而已,明代一个中等规模的商人,一次做生意携带的本钱都不止这个数字!这就是某些人声讨的明代宗室侵占大量土地的真相!实际上按黄仁宇的考证,福王每年真正拿到的代表这些土地的银子连二万两都没有满,各个地方的地方官为

幼年时期被张居正过分严厉的教育害的...叛逆嘛!

好像是因为其选择的继承人得不到大臣的认同，于是赌气不愿意上朝
刚开始可能是赌气，以后就可能是习惯成自然了，人在安乐的环境中都是容易变得懒惰的

因为嘉靖帝尊道教、敬鬼神，迷信方士， 尊尚道家。一生乐此不疲地崇仙拜道，求长生不死之术。其中连续二十一年移居西苑(今北京北海、中南海)，一心修玄，日求长生，不问朝政。朝权全归大奸臣严嵩所有。

懒

嘉靖皇帝，二十一年更移居西苑(今北京北海、中南海)，一心修玄，但求长生不老。

他有一种叛逆心理

虽然嘉靖皇帝二十年不视朝政，其实他对朝廷发生的一些大大小小的事情他都了如执掌。因为他信道教，为了炼就长生不老而成仙他深居西苑炼丹，这一炼就是二十一年；嘉靖虽然是个混蛋，却不是昏君；虽然躲在西苑，却没有大权旁落，甚至于朝廷中有什么风吹草动都了如指掌，这也此人厉害之处；虽然整天求仙问药，却一刻也没有放松对朝廷的控制。许多重大政治问题，嘉靖都是自己已有成见才去咨询阁臣的。嘉靖之所以不杀严嵩是因为他的青词...

全部展开

虽然嘉靖皇帝二十年不视朝政，其实他对朝廷发生的一些大大小小的事情他都了如执掌。因为他信道教，为了炼就长生不老而成仙他深居西苑炼丹，这一炼就是二十一年；嘉靖虽然是个混蛋，却不是昏君；虽然躲在西苑，却没有大权旁落，甚至于朝廷中有什么风吹草动都了如指掌，这也此人厉害之处；虽然整天求仙问药，却一刻也没有放松对朝廷的控制。许多重大政治问题，嘉靖都是自己已有成见才去咨询阁臣的。嘉靖之所以不杀严嵩是因为他的青词写的极好，嘉靖求仙心切，性子又急，所以青词总是供不应求，常常能把那些阁臣憋死。然而严嵩却有求必应，得心应手。所以一直不舍得杀严嵩这个大奸臣。故，明朝灭亡不在崇祯而在嘉靖！！

收起

一心修炼，以求长生不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