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神宗时候的宰相王安石和司马光?王安石和司马光都是名人两人主张的政治思想不同介绍一下他们俩,最好是一个系统性的.

宋神宗时候的宰相王安石和司马光?王安石和司马光都是名人两人主张的政治思想不同介绍一下他们俩,最好是一个系统性的.
宋神宗时候的宰相王安石和司马光?
王安石和司马光都是名人两人主张的政治思想不同介绍一下他们俩,最好是一个系统性的.

宋神宗时候的宰相王安石和司马光?王安石和司马光都是名人两人主张的政治思想不同介绍一下他们俩,最好是一个系统性的.
司马光比王安石要好一些．
这里有两个故事可以参考一下：
第一个是：萧规曹随
这是个有些不合时宜的故事,所以虽载之史册,却流传不广,野史公也是头一次看到,说的是西汉开国功臣曹参跟随刘邦起兵,身经百战,屡建战功,刘邦称帝后,对有功之臣,论功行赏,曹参功居第二,封平阳侯,仅次于萧何.萧何死后,因曹参德高望重,继任丞相.
曹参上任丞相后,顺应民心,仍然遵照萧何所制定的政策治理国家,要求丞相府的官员对萧何所制定的政策法令,全部照章执行,不得随意改动；对萧何时所任用的官员,一个也不加以变动,原有官员依然各司其职.曹参对他们按职权范围该处理的事情,从不加以干预.因此在朝廷丞相变动的关键时刻,没有引起任何波动,朝中君臣和原来一样的相安无事,朝政也和原来似地井然有序.
时光似流水,日子一天天过去,可是,曹参既没有设计出“胡服骑射”的变法蓝图,也没有提出和匈奴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外交新思路,这使本来对他寄予厚望的汉惠帝迷惑不解,惠帝心想,就连一般的官员就职后也要“新官上任三把火”,搞制度创新,比如什么招商引资末尾淘汰制啦、GDP指标一票否决制啦,再比如对有损大汉繁荣形象的在京乞丐施行许可证管理,对从事娱乐行业的人员进行职业道德鉴定评级,对在马路上抢包的行为实行严打等等,而曹参身为丞相,只考虑工作的连续性,对于大到京城规划、皇宫建设,小到居民拆迁、街道改造,不仅没有推倒重来的魄力和水平,连一点小小的改变也没有,惠帝有点沉不住气了.
于是这一天,曹参被找来谈话,惠帝说：“你有什么想法,请照直说吧!”曹参想了一下回答说：“请陛下好好地想想,您跟先帝相比,谁更贤明英武呢?”
读到这里,野史公便暗自揣测,以为郁闷已久的惠帝大概会这样发泄其满腹牢骚曰： 先帝的功绩在于早年打天下之时,他晚年犯了严重错误,第一个就是擅自向爱好和平的匈奴开战,导致匈奴关闭了与我们进行自由贸易的大门,失去了对匈奴开放和进行技术交流的有利时机,使得我们现在还常常受到匈奴人的骚扰,坐不上世界老大的位子.
第二条,先帝在治国和经济建设方面是外行,你看人家匈奴逐水草而居,人民享有迁徙自由,他们放牧牛羊,不仅天天吃肉,还穿真皮大衣,先帝却组织人民耕田织布,致使我国民众多以五谷为主食,就连朕也没有几套真皮衣服,只好穿些绫罗绸缎,先帝不肯学习匈奴游牧的先进生产经验,坚持落后的农耕生产方式,进一步拉大了我们与匈奴的差距,耽误了整整一代人的发展机会,现在匈奴不顾我们曾在3000多年前已经养殖牛羊的事实,把我国排斥在他们搞的“世界游牧组织”之外,使我们不能充分学习先进的游牧生产方式,很难与国际惯例接轨.
第三条是先帝不懂得依法治国,他废除了那么多秦朝制定的法律,代之以简单得没法再简单的“约法三章”,其实秦朝的灭亡并不是因为苛刑峻法,恰恰相反,正是秦朝制定的法律还不够多,还不够完善,假如当初赵高丞相再多制定一部《反戍卒聚会法》和一部《野生竹子保护条例》的话,那么陈生与吴厂岂敢闹事?就算他们敢闹事,也不敢去砍伐受法律保护的竹子,不砍竹子就没有武器,想闹事也不会成功,秦朝岂会灭亡?先帝如此缺乏法律观念,虽然打了天下,也不过是钻了民众法制意识淡薄的空子.依我的意见,先帝的功过也就是四六开吧.
想到这里,野史公收回翩然思绪,继续往下读,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当时惠帝竟然是这样说的：“我怎么敢和先帝相提并论呢?”,接下去,曹参又问：“陛下看我的德才跟萧何相国相比,谁强呢?”汉惠帝笑着说：“我看你好像是不如萧相国.”
曹参接过惠帝的话说：“陛下说得非常正确.既然您的贤能不如先帝,我的德才又比不上萧相国,那么先帝与萧相国在统一天下以后,陆续制定了许多明确而又完备的法令,在执行中又都是卓有成效的,难道我们还能制定出超过他们的法令规章来吗?”接着他又诚恳地对惠帝说：“现在陛下和我们这些做大臣的,应该遵照先帝遗愿,谨慎从事,恪守职责.对已经制定并执行过的法令规章,就更不应该乱加改动,而只能是遵照执行.我现在这样照章办事不是很好吗?”汉惠帝听了曹参的解释后说：“我明白了,你不必再说了!” 就这样,一场轰轰烈烈的伟大变法运动被消弭于几句简单的问答之中,汉朝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国家兴旺、人民生活日渐提高.曹参逝世后,百姓们编了一首歌谣称颂他说：“萧何定法律,明白又整齐；曹参接任后,遵守不偏离.施政贵清静,百姓心欢喜.”史称“萧规曹随”,传为历史佳话.
随后经过与“萧规曹随”一脉相承的“文景之治”,就到了汉武大帝当政,凭借雄厚的国力与民心,南抚百粤北击匈奴,扬我中华之天威,成就了千古伟业,从此边夷之地在我华夏文明照耀下脱离蒙昧走向繁荣,匈奴人被击退后向西攻入欧洲,为西方文明注入了鲜活的生命力,人类文明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回答人的补充 2009-07-14 13:38
其二,拥护王安石变法的是些什么人?
这个问题挺麻烦,据说变法代表了大多数民众的利益,理应得到多数民众的支持,谁拥护变法谁就代表着先进的生产力,可是当野史公找到大力推动变法者的名单时,却感到疑惑了,他们的名字多见于《宋史》的奸臣传和佞臣传里,如吕惠卿、章敦、蔡京等等.
尤其是那个蔡京,名列导致北宋亡国的高俅、童贯等“六大奸贼”之首位,也是王安石变法的坚决拥护者和得力干将,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在满朝保守派大臣的反对中,王安石被任为宰相实行变法,次年,蔡京方应试得中进士,然而由于他属于变法派,受到神宗和王安石的重用,短短数年,即由地方官升迁至朝中大臣.1086年,王安石去世,蔡京继续宣传和王安石新法,宋徽宗即位后,起用蔡京,任为宰相,继续推行新法,这一时期,成了王安石及其新法最受尊崇的时代,而蔡京则以王安石的继承者自命,“有说熙丰不好者,尽罪之.”在蔡京的倡议下,王安石绘像于显谟阁,追封舒王,他本人及其儿子均配享孔子庙,至于其后代则男性赐官职、女性封孺人.徽宗、蔡京重用新党、打击旧党,在政治上将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司马光等309人斥为“元佑奸党”,对新法稍有微辞的范柔中等542 人被定为“元符上书邪等人”.这两种人的姓名均被列入所谓《元佑党籍碑》,碑文由徽宗亲笔书写并刻石文德殿门,先在都城开封、后颁令郡县皆刻石,大肆迫害不同政见者,凡名列此碑者,尚在世者贬谪南荒,并致使其中多人死于非命,已死者追贬官职,他们不得在同一州郡居住,皇族不得同他们的子孙和近亲通婚,这些事实都说明蔡京对王安石新法的拥护程度是非同一般的.
若汉初之时有王安石者出,曹参为政必被讥之为墨守陈规、坚持错误路线而彻底否定,曹参其人必被称之为头脑僵化、思想不解放的庸才而勒令辞职,拥护曹参意见的官员必被冠以阻碍国家革新的萧何余党而统统罢黜,在信奉庸者下、能者上的当朝伯乐慧眼赏识之下,章敦、蔡京等狂悖贪虐之流成了被破格提拔的能人,标新立异、胆大妄为之徒挤挤于朝堂之上,汹汹于民众之前,以打破常理之魄力,施跳跃式思维之奇谋,每天三个新花样,样样都是把钱抢,敢想好人不敢想的事,敢做坏人不敢做的事,醉生梦死称太平,灯红酒绿号盛世,开拓出一个民穷国疲而官富的大好局面,创新出一个奖贪扬恶而抑善的优良风气,果如此,则到汉武大帝之时将何以成就千秋伟业?按照变法家们的计算,宋时经济之繁荣,其GDP已占到当时全球总量的三分之二,(尽管民不聊生逼上梁山者甚众),金人仍然势如破竹攻入宋之都城汴梁,把那两个混球皇帝抓走囚死于异乡,而汉初时的匈奴拥有万里草原,兵强马悍,远非宋时之金国可比,如果曹参被一个口惠而实不至的变法家所取代,那么汉武帝恐怕也只好派个美貌宫女出塞和亲了.幸亏这仅仅是如果,幸亏曹参深明大义不畏谗言,坚持了大汉朝开国之初既已确定的英明方针和战略,为汉武大帝施展雄韬伟略奠定了真实的基础,实在是国家民族之幸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