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业帮季羡林的故事
来源：学生作业帮助网 编辑：作业帮 时间：2024/11/02 10:20:09
季羡林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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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的故事
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结束,季羡林就辗转取道回到阔别10年的祖国怀抱.同年秋,经陈寅恪推荐,季羡林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创建东方语文系.季羡林回国后,着重研究佛教史和中印文化关系史,发表了一系列富有学术创见的论文. 季羡林读书
《浮屠与佛》（1947）,揭示梵语Buddha（佛陀）一词在早期汉译佛经中译作“浮屠”是源自一种古代俗语,译作“佛”则是源自吐火罗语,从而纠正了长期流行的错误看法,即认为佛是梵语Buddha（佛陀）一词的音译略称.这里顺便指出,季羡林在1989年又写了《再论浮屠与佛》,进一步论证汉文音译“浮屠”源自大夏语. 《论梵文··td的音译》（1948）,揭示汉译佛经中用来母字译梵文的顶音·t和·d是经过了·l一个阶段,而t··>·d>l这种语音转变现象不属于梵文,而属于俗语.因此,依据汉译佛经中梵文··td的音译情况,可以将汉译佛经分为汉至南北朝、南北朝至隋和隋以后三个时期.前期汉译佛经的原文大半不是梵文,而是俗语或混合梵文；中期的原文也有很多是俗语和混合梵文,但梵文化程度有所进步；后期的原文是纯粹的梵文. 季羡林的这两篇论文在中国佛教史研究领域中别开生面,用比较语言研究方法,令人信服地证明汉译佛经最初并不是直接译自梵文,而是转译自西域古代语言.季羡林也据此提醒国内运用音译梵字研究中国古音的音韵学家,在进行“华梵对勘”时,一定要注意原文是不是梵文这个大前提. 在中印文化关系史研究方面,以往国内外学者大多偏重研究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甚至有论者据此认为中印文化关系是“单向贸易” （one－way－traffic）.季羡林认为这种看法不符合文化交流的历史实际.因此,季羡林在研究中,一方面重视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着力探讨为前人所忽视的中国文化输入印度的问题.他先后写成《中国纸和造纸法输入印度的时间和地点问题》（1954）、《中国蚕丝输入印度问题的初步研究》（1955）和《中国纸和造纸法最初是否是由海路传到印度去的?》（1957）等论文,以翔实的史料,考证了中国纸张、造纸法和蚕丝传入印度的过程.[4]
学术思想
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季羡林对文化、中国文化、东西方文化体系、东西方文化交流,以及21世纪的人类文化等重要问题,在文章和演讲中提出了许多个人见解和论断,在国内外引起普遍关注.季羡林认为,“文化交流是人类进步的主要动力之一.人类必须互相学习,取长补短,才能不断前进,而人类进步的最终目标必然是某一种形式的大同之域”.其实,季羡林近10年来积极参与国内东西方文化问题的讨论,也贯彻着这一思想.季羡林将人类文化分为四个体系：中国文化体系.印度文化体系,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体系,自古希腊、罗马至今的欧美文化体系,而前三者共同组成东方文化体系,后一者为西方文化体系.季羡林为东方民族的振兴和东方文化的复兴呐喊,提出东西方文化的变迁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在国内引起强烈反响.季羡林表达的是一种历史的、宏观的看法,也是对长期以来统治世界的“欧洲中心主义”的积极反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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