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述《西厢记》故事演变过程中其主题的发展变化.

试述《西厢记》故事演变过程中其主题的发展变化.
试述《西厢记》故事演变过程中其主题的发展变化.

试述《西厢记》故事演变过程中其主题的发展变化.
【《西厢记》故事流传和演变】　　
《西厢记》的巨大成就不是偶然的.它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
　　它最早的出典,是唐代元稹（779-831）写的传奇文短篇小说　《莺莺传》.亦名《会真记》.它的大致内容是写年轻的张生,寄居于山西蒲州的普救寺,有崔氏妇携女儿莺莺回长安,途经蒲州,亦寓于该寺,遇兵乱,崔氏富有,惶恐无托,幸张生与蒲将杜确有交谊,得其保护,崔氏遂免于难.为酬谢张生,设宴时让女儿莺莺出见,张生为之动情.得丫环红娘之助,两人幽会.后张生去长安,数月返蒲,又居数月,再去长安应试,不中,遂弃莺莺,后男婚女嫁.某次,张生再经崔氏住所,要求以表兄礼节相见,被莺莺拒绝,并赋诗二章寄意.
　　张生为什么抛弃莺莺呢据他自己说：莺莺是罕见的美女——“尤物”.这种“尤物”,“不妖其身,必妖于人”.“余之德不足以胜妖孽”,所以“忍情”弃舍.可见张生是个始乱终弃的无义之徒.作者却在为他的丑恶行为找寻理由辩解.还说,许多人都赞张生是个“善补过者”.这是颠倒是非.
　　这部传奇文,虽说结尾很坏,但对崔张的爱情和莺莺性格的某些描写,却是楚楚有致、细腻动人,引起当时许多人的注意,并给后世作者以深远影响.正如鲁迅所说：“虽文章尚非上乘,而时有情致,固亦可观,惟篇末文过饰非,遂堕恶趣.” 《中国小说史略》　对《莺莺传》的肯定和批评都十分确当.
　　传奇文《西厢》故事,流传甚广.如鲁迅所说：“其事之震撼文林,为力甚大.” 《唐宋传奇集》　揆其原因,我想最主要的是,作者第一次塑造出一个性格独特的妇女形象莺莺.她给人的印象历久不磨,她的悲剧遭遇唤起人们莫大同情.这个形象的塑造,既为后世作者勾画出一个基本的性格轮廓,又为形象的再创造留下了广阔的余地.请看作者的描绘：
　　艺必穷极,而貌若不知；言则敏辩,而寡于酬对.待张之意甚厚,然未尝以词继之.时愁怨幽邃,恒若不识,喜愠之容,亦罕形见.
　　这是贵族少女所特有的性格,她多情而又内涵极深,热爱张生,但感情并不奔放；内心有深沉痛楚,却十分隐秘.人的正常的喜怒哀乐,在莺莺的形象中都以表里之间的矛盾、端庄的矜持的姿态展现的.自然的感情流露和贵族的骄矜性格,构成莺莺形象特有的矛盾色彩.她既无杜丽娘的浪漫气质,也没有林黛玉的单寒之色.她的性格造型是独一无二的,这是作者的重大创造,她的形象真实可信.但是她的遭遇却给人们留下心灵上的遗恨,张生的“补过”,玷污了她的形象.甚至他们两人都自认为他们的爱情是错误的,张生是“补过”,莺莺也有“自献之羞”,这里美变成了丑,对此,凡正直的人们都不能接受.他们要为这场爱情公案辨明是非.我想这大概就是后世作者们不惜花费大量心血改写《西厢》故事的一个重要原因.《莺莺传》是一个沾有泥淖的珍珠.因为它是珍珠,所以人们都想把它的泥淖拂拭干净；若是土块,早就没人理了.
　　《西厢》故事在南北两宋已广为流传.文人如秦观、毛滂都写有《调笑转踏》歌舞词.民间艺人有讲说《西厢》,“至于倡优女子,皆能调说大略” 《商调蝶恋花·鼓子词》　.南宋罗烨的《醉翁谈录》记载当时已有《莺莺传》的话本佚　.宋杂剧有《莺莺六幺　佚,见南宋周密《武林旧事》　.南戏有《西厢记》一目 佚　见《永乐大典戏文三种》　.值得注意的是,北宋赵德麟令畤　用说唱形式写有《商调蝶恋花·鼓子词》.他主要用《莺莺传》的文字作为说白,中间插进他写的十二首《蝶恋花》唱词,曲白相间,说唱《西厢》故事.最值得称道的是,他隐含地批判了张生的薄情,对莺莺的被遗弃寄予同情,这在毛滂的《调笑令》里已微露其意：“薄情年少如飞絮.”鼓子词开头说得更显露些：“最是多才情太浅,等闲不念离人怨.”张生把莺莺的离怨等闲视之,含有指责张生之意.结尾处又说：“弃掷前欢俱未忍,岂料盟言陡顿无凭准,地久天长终有尽,绵绵不似无穷恨.”明确指出张生是“弃掷”莺莺,使她遗恨无穷.原来被元稹视为错误的爱情,在鼓子词中开始被纠正并获得美的价值.什么“尤物”啊,“补过”呀之类的调调没有了.张生的丑恶行为开始受道德的检验.遗憾的是,作者还没有洞悉这一悲剧发生的更为深刻的社会原因.他仍然袭用了张生背盟的结尾.这样就不能充分赞颂他们的具有反封建性的爱情行为.至少,莺莺是认错了人.错误的爱情被“矫正”为令人遗憾的爱情,这是美中不足的.
　　金代,一位有真知灼见和高度才华的作者出现了,他就是写《西厢记》诸宫调的董解元.“诸宫调”是北宋形成的一种大型说唱艺术形式.一个宫调统辖若干曲牌,构成一“套”,把许多“套”联接起来,插入说白,讲唱长篇故事.这种民间艺术从宋代流行至金元.董解元就用这种形式第一次以《西厢》故事为题材,写出宏篇巨制的艺术精品.董解元其名不详,“解元”在当时是对文人的尊称.这位无名作者多才多艺,最可贵的是他冲破封建阶级对待爱情的传统观念,大胆地赞美了男女自愿结合的爱情.他的眼光很尖锐,他看出要全面歌颂莺莺就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张生的性格不可,如此方能把他所讴歌的爱情升华到真善美的境地.这是要有足够胆识的,因为它越美越和封建道德尖锐对立.这是对《莺莺传》主要思想的批判.还因为这种批判是通过艺术实践产生的真正形象进行的,所以有巨大的说服力.张生在作者的笔下,是一个风流倜傥、朴质钟情、乐观又带几分幽默气质的正面青年.他的光彩衬照出《莺莺传》中张生的卑鄙灵魂.原来的轻薄文人变成了“情种”,一个新的张生形象由此诞生.
　　改变张生性格是关涉到变更原作主题思想的带有实质性的变动,它引起情节的连锁变化：既然张生是忠于爱情的,那么拆散他们婚姻的又是谁呢这,再次闪耀出作者的犀利目光.他看出制造悲剧的一个隐秘因素,即《莺莺传》中不曾揭破的一个幕后人物,那就是老夫人,是她,拆散了崔张的美满姻缘.她是罪魁祸首.作者决然地把她推到前台,指给观众们说：看哪她是个背信弃义、破坏良缘的“封建顽固派” 应该鸣鼓攻之.这么一改,就使全部《西厢》故事具有了鲜明的反封建性,它的思想和社会意义大为提高.
　　由此又引起了一个重要的连锁变化：它使原作《莺莺传》的矛盾关系发生了质的改变.原作崔张的矛盾一变而为崔张为争取婚姻自主和老夫人之间的矛盾.原来崔张的矛盾带有更多的伦理道德性质——张生品德太坏.现在的矛盾则具有鲜明的社会性和政治性.它实际反映了古代青年在婚姻问题上的反封建斗争,反映了人民大众的心理愿望.它所触及问题的深度和广度,远远超过《莺莺传》.赋予作品以高度的艺术生命力.
　　诸宫调中莺莺的性格特色,仍是含蓄深沉却富有叛逆性了,对爱情的追求更为真挚炽烈了.作者还出色地塑造出一个聪明天真、泼辣大胆的红娘形象,作者用灵巧俏皮的笔墨写她穿针引线,成人之美,令人可喜.同时还创造了见义勇为的法聪和尚.这一系列正面形象的成功创造,使故事中的反封建势力大为增强.
　　作者的胆识还表现在情节的安排上.他把崔张作为正义的一方,用同情的笔触写他们和庞大的封建势力展开尖锐的冲突,为了这个,作者设计安排了一连串的新的情节,如赖婚、闹简、赖简、拷红、长亭等,这些情节都写得那么曲折而富有吸引力,把一个“冷淡清虚”的爱情故事写得热闹诱人.后来杂剧《西厢记》的情节规模、结构布局,就是在董《西厢》的基础上奠定的.这是董解元的莫大功绩.没有董《西厢》就没有后来的王《西厢》.
　　这位作者的艺术造诣相当精深,在他重新改写《西厢》故事的时候,没有为了加强反封建的主题而把人物关系简单化,他没有离开具体的生活现实,凭主观臆想去摆布人物.他的目的不在写情节而在塑造真实可信的活人.所以他的情节安排是以真实的性格冲突为基础的,我们不单看到好人一边、坏人一边,我们看到的几乎是可以用手触摸的立体形象.这就使董《西厢》足以流传千载了.
　　诸宫调的语言技巧是精湛的.性格化的语言把所有人物都写得惟妙惟肖,顾盼多姿.本来这类才子佳人的题材,很容易写成陈词滥套,它没有那些动人心弦的激烈场面,没有争奇斗胜的巧妙情节,它主要是写人物的细腻感情,作者如果没有精湛的语言技巧,那就会使听众昏昏欲睡.可是,你认真读来,就像美酒醇醪那样深厚有味,如写张生思念莺莺：“待不寻思,怎奈心肠软,告天,天不应,奈何天.”只一个“天”字就有三层转折,形象地写出相思的九曲回肠.再如：“没一个日头儿心放闲,没一个时辰儿不挂念,没一个夜儿不梦见.”先说一整天,再说天中之时,继说时中之夜.在自然的语言中寄寓着作者的辛苦匠心.还有些语言新奇巧丽,诗意盎然.如“碧天涯几缕儿残霞,渐听得珰珰地昏钟儿打,钟声渐罢,又戍楼寒角奏‘梅花’”.景色如画.又如：“过雨樱桃血满枝,弄色的奇花红间紫,垂柳已成丝.对许多好景,触目是断肠诗.”艳丽脱俗.董《西厢》又是一首充满警句美词的长篇抒情诗,写景绘情,两穷其妙.
　　从《莺莺传》到董《西厢》,构成杂剧《西厢记》的深厚艺术传统.《西厢记》的杰出成就,不是王实甫一人凭空创造出来的,它不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它是植根于深厚的艺术传统之中,经过长期的滋育蜕变出来的.尤其是董《西厢》,它直接给杂剧《西厢记》以深刻的影响.这又一次证明,任何伟大艺术的产生都不是偶然的,如果脱离了自己的传统,就会像瓶花一样,取艳一时,很快就会抱香而死的.
　　清朝金圣叹将王实甫的《西厢记》评为第六才子书,中国灯谜常将王西厢里的句子作为底来猜射,谜目就叫六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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