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解释史记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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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约成书于前104年至前91年,本来是没有书名的,司马迁完成这部巨著后曾给当时的大学者东方朔看过,东方朔非常钦佩,就在书上加了“太史公”三字.“太史”是司马迁的官职,“公”是美称,“太史公”也只是表明谁的著作而已.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在著录这部书时,改成《太史公百三十篇》,后人则又简化成“太史公记”、“太史公书”、“太史公传”.久而久之,人们根据“太史公记”而省略成《史记》.近人梁启超称赞这部巨著是“千古之绝作”（《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鲁迅誉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汉文学史纲》）
　　司马迁出身于中下层官吏家庭.高祖司马昌,当秦始皇时,作主铁官.曾祖司马无泽,在汉初作长安的一个“市长”.祖司马喜,没有做官,而有第九等爵位,为五大夫.他的家庭在汉文帝时可能是所谓“中人之家”,以农业、畜牧致富,因而能够出粟买爵.司马迁说自己“耕牧河山之阳”,不一定就是亲自参加耕牧.
　　父司马谈,在汉武帝建元年间（公元前140—前135 年）作了太史令,通称太史公.这是史官,汉武帝新恢复的一种古官.官位不高,职权不大,主官天时星历、祭祀礼仪、搜罗并保管典籍文献.这是史官的传统.
　　史官掌握文化知识,是历史上出现最早的一种官.从殷周到春秋战国,史官的职权、地位逐渐降低,但他们的政治地位从来没有改变.他们的职掌,历代相传,最重要的是为王家记言记事.在殷周时代,他们记录的是王室的言和事.在春秋战国时代,他们记录的范围扩大到各国统治者及其卿大夫的言和事.但到武帝时,太史令并没有这项职掌,司马谈自觉地按照古代史官传统,准备要为新兴的封建统治阶级记言记事.他在大约三十年（公元前140～前111 年）的太史令职守上,在“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的便利条件下,不仅有论述历史的志愿和计划,而且很可能已开始了部分的撰述工作.司马谈到长安做官以后,司马迁自然地随着父亲到长安,有了更多的学习机会.司马迁自说“年十岁则诵古文”,当是到了长安以后的事情.所谓“古文”,就是用古代文字写的典籍.汉初传习的古书,许多是用汉代通俗应用的隶书即所谓“今文”写的,也有先秦保存下来的,用古文写的.司马迁十岁时所诵的“古文”,就是指某些用古文写的书,不是专指某一种书.由此可见,司马迁很早就有古文的修养.
　　司马迁（前145或前135—约前87）（补注：前145取自《太史公自序》的《正义》,所依据的是唐代张守节《正义》注称：“太初元年,迁年42岁.”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往上推42年,则是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王国维,梁启超等主此说.前135取自《太史公自序》的《索隐》,依据晋代张华《博物志》称“大夫司马迁,28岁古六月乙岁卯,石也”.也就是说,汉武帝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马迁升为太史令,年28岁,由此上推二十八年,即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应为司马迁生年.郭沫若等主此说.一般采用前说）补注：持“建元六年说”者,千方百计证明《博物志》是对的,而认为张守节《正义》的记载是错误的.理由主要有以下几点：其一,《博物志》该条所录的是汉代记籍簿,它记载着司马迁的姓名、年龄、居住地、官爵、拜官年月和俸禄等等.如此详细而真切,是录自汉代文书,其真实无疑.这是一种原始材料,它的价值远远超过一般史书中的材料.其二,司马迁《报任安书》中有一句话：“今仆不幸早失二亲.”如按《正义》所言司马迁生于景帝中元五年,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其父司马谈死时,司马迁应是36岁.按常理,36岁死去父母说不上“早失二亲”.如按《博物志》所言,司马迁生于武帝建元六年,即26岁父死,说早失父母尚说得过去.其三,司马迁《报任安书》作于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如果他生于景帝中元五年,这一年应是55岁,他做郎中是在20岁左右邀游各地回来后的事,那么,他应该说待罪辇毂下30余年了.显然,司马迁不会连自己做过的事都记不清楚.只有晚生10年,即武帝建元六年,才符合其说.
　　持“景帝中元五年说”者除依据张守节的《正义》外,还提出以下几个问题或论据.其一,王国维在《太史公行年考》中认为后人引用《博物志》所以年“二十八”应是“三十八”之误.《正义》注称太初五年,司马迁“处四十二”是正确的.其二,根据〈史记·游侠列传〉所载武帝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下令将各地毫强和资财三百万缗以上的富户迁往茂陵,郭解财产不多,也被强行迁徒,司马迁也见到郭解,他说：“吾观郭解状貌不及中人,言语不足采者.”若司马迁生于建元六年,当时年仅九岁,决不可能对人有如此深刻的观察和心理活动.如果按司马迁生于景帝中元五年,年龄为十九岁,似更合适.其三,根据《汉书·儒林传》,司马迁曾向孔安国学习古文,然据《史记·孔子世家》和《资治通鉴》,孔安国在元朔二年为博士,元朔二年司马迁年方九岁,一个九岁的孩子是不可能去太学向一个经学大师求教和商量问题的；如果生于景帝中元五年,此年十九年,似较合理.
　　字子长,左冯诩夏阳（今陕西韩城）人.
　　补注：司马迁出生于何地?《太史公自序》云：“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此龙门在何处,历来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说在今陕西韩城,一说在今山西河津县.
　　最早持陕西韩城说者是唐代的张守节,他在《史记》“正义”中说：龙门山在夏阳县(今韩城).同时,韩城鬼东乡徐村住有冯、同二姓,均自认为是太史公后裔.他们自称,原本为司马姓氏,因为司马迁受宫刑,后人感到不光彩,改了姓氏：在司马的“司”字左边加一竖,成为“同”字；在“马”字左边加两点,成为“冯”字,并列陕西韩城芝川镇司马迁庙为佐证.
　　持山西河津县说者认为,自古以来,龙门(包括龙门山、禹门口)都记载在山西河津县.黄河自西北而东南出禹门口,急转弯由北而南流去,正是司马迁所说的“耕牧河山之阳”的地方.据悉此处曾有“汉太史司马故里”碑,只可惜此碑兴修水利时被毁之.而且现在该村仍有司马姓氏的居民.
　　他的父亲司马谈是一个渊博的学者,对于天文、历史、哲学都深有研究,所著《论六家要旨》一文,对先秦各家主要学说作了简要而具有独特眼光的评论.这对司马迁的早期教育无疑有重要意义.将近十岁时,司马迁随就任太史令的父亲迁居长安,以后曾师从董仲舒学习《春秋》,师从孔安国学习古文《尚书》,这一切都奠定了他的学问的基础,二十岁那年,他开始广泛的漫游.据《史记·太史公自序》,这一次游历到达今天的湖南、江西、浙江、江苏、山东、河南等地,寻访了传说中大禹的遗迹和屈原、韩信、孔子等历史人物活动的旧址.漫游回来以后,仕为郎中,又奉使到过四川、云南一带.以后因侍从武帝巡狩封禅而游历了更多的地方.他的几次漫游,足迹几乎遍及全国各地.漫游开拓了他的胸襟和眼界,使他接触到各个阶层各种人物的生活,并且搜集到许多历史人物的资料和传说.这一切,对他后来写作《史记》起了很大作用.
　　司马迁继承父亲的思想,用儒家所说的礼作为行为的规范和衡量历史上是非得失的准则.他申论：“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
　　司马迁从父亲司马谈那里,可以说得到两份遗产.一份是太史职掌的学问,其中可能包括司马谈已经写成的史文；又一份是儒家的学问,主要是《春秋》之学.但司马迁并不以此二者为限,他有自己的一家之言.也是因他有一家之言,中国历史上开始有历史家的出现.
　　汉武帝元封元年（前110年）,司马谈去世.临终前,把著述历史的未竟之业作为一项遗愿嘱托给司马迁.元封三年（前108年）,司马迁继任太史令.此后,他孜孜不倦地阅读国家藏书,研究各种史料,潜心于著史,并参与了《太初历》的制定工作.
　　就在这过程中,发生了一场巨大的灾难.天汉二年（前99年）,李陵抗击匈奴,力战之后,兵败投降.消息传来,武帝大为震怒,朝臣也纷纷附随斥骂李陵.司马迁愤怒于安享富贵的朝臣对冒死涉险的将领如此毫无同情心,便陈说李陵投降乃出于无奈,以后必将伺机报答汉朝.李陵兵败,实由武帝任用无能的外戚李广利为主帅所致,司马迁的辩护,也就触怒了武帝.他因此受到“腐刑”的惩罚.对于司马迁来说,这是人生的奇耻大辱,远比死刑更为痛苦.在这一场事件中,他对专制君主无可理喻的权力、对人生在根本上为外力所压迫的处境,有了新的认识.他一度想到自杀,但他不愿宝贵的生命在毫无价值的情况下结束,于是“隐忍苟活”,在著述历史中求得生命的最高实现.这也正是一位学者对君主的淫威和残酷的命运所能采取的反抗形式.终于在太始四年（前93年）（前写于这一年的《报任安书》中,司马迁对于自己的际遇和心情作了一个完整的交待,此后其事迹不清,大概卒于武帝末年.补注：王国维考证其死于前87年) 大约在征和二年（前91年）,基本上完成了编撰工作.
　　正史中未载司马迁卒年,有人认为这是司马迁善终的证明,也有人认为这恰恰说明司马迁死得不明不白,大有疑问.《史记·集解》引东汉学者卫宏《汉旧仪注》云：“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轻而削去之.后坐举李陵,李陵降匈奴,故下蚕室.有怨言,下狱死”.葛洪《西京杂记》也有相类似的记载.有人据此认为司马迁是因作《报任安书》而死的,且死在作《报任安书》的当年.（据王国维考证《报任安书》作于太初四年（前101年））郭沫若认为司马迁下狱的事世上必有流传,故卫宏、葛洪均笔之于书.卫宏和葛洪都是当时颇有名望的大学问家,不会无中生有, 歪曲事实.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的“赞”中叹息“以迁之博物智闻而不能以知自全”,悲其“既陷极刑”防腐刑）之后,又不“能自保其身”,这说明司马迁不是自然之死.《汉书》载司马迁被宫刑之后,又“尊宠任职”,为中书令（皇帝的御用秘书）可说是“载卿相之列”.郭沫若认为《盐铁论·周秦篇》中的既“下蚕室”而后又“就刀锯”,就是暗指司马迁的再度下狱致死之事.
　　对此,有的学者则提出异议.目前尚存有关卫宏提及太史令和司马迁行事的记载,共有四条,经考证,至少有两条不符合史实,故卫宏说司马迁“下狱死”一事,殆不可信,至少也是孤证.古人认为“身体发联受之父母,不敢毁伤”.《汉书》叹司马迁“既陷极刑”,不“能自保其身”,应当从古人的这种含义上来理解.《盐铁论·周秦篇》文学之言与司马迁根本风马牛不相及,“下蚕室”之后又“就刀锯”,原意只是指一种刑罚所造成的社会不良风气,乃证明汉武帝严峻之法的无效,不能解释为司马迁两次下狱.
　　也有人认为司马迁可能死于汉武帝晚年的“巫蛊之狱”.巫蛊案发于征和元年（前92年）,身为巫蛊使者的江充与卫太子有怨,恐武帝晏驾后为太子所诛,遂大开杀戒以借机剪除太子.太子杀江充后自杀,武帝穷治巫蛊之狱,转而穷治大子死之狱,一直到征和四年（前89年）,前后死者达十几万,司马迁的好友任安.就是“巫蛊之狱”的殉难者之一.这场灾难,录及到当时许多文武官员,司马迁恐怕也难以幸免.又据《史记》记事内容分析,太初四年至征和二年还有记事,征和一年后无记事,司马迁很可能是《汉书》所云“巫蛊之祸,流及士大夫”的牺牲者.
　　还有人主张司马迁死于武帝之后,《史记》各篇里有汉世宗的谥号“武帝”.“武帝”系汉世宗刘彻死后,后人所追封,如司马迁死在武帝之前,怎么会知道这谥号呢?有人考证司马迁《报任安书》作于征和二年（前91年）十一月,距武帝骂崩仅4年,从《报任安书》的内容来看,知道当时《史记》尚未全部完成,此后必有修整补辑,故涉及到武帝的地方,改称谥号,则不足为奇了.
　　司马迁虽然是受过宫刑的人,但有一个女儿是肯定无疑的.《汉书·杨敞传》记载：“敞子恽,恽母司马迁女也.恽始读外祖太史公记,颇为春秋,以材能称,好交英俊诸儒.”
　　《同州府志·列女传》也说：“杨夫人者,汉太史司马迁女,丞相安平候杨敞之妻也.汉昭帝崩,昌邑王贺即帝位,淫乱.大将军霍光与车骑将军张安世谋欲废贺更立帝.议已定,使大司农田延年报敞.敞惊愕不知所言,汗出浃背,徙曰唯唯而已.延年出更衣,遽从东厢谓敞曰：'此国之大事,今大将军议已定,九卿报君侯,君侯不疾应,与大将军同心,犹与无决,先事诛矣.'延年从更衣还,敞夫人与延年参语,许诺,请奉大将军教令,其废昌邑王,立宣帝.居月余,敞薨,盖封三千五百户.君子谓夫人可谓知事之机者矣.”从上述史料看,司马迁的女儿及外孙杨恽,是机智果敢的有才能的人物.《史记》之所以能流传后世,实为此两人的功劳.《史记·太史公自序》云“藏之名山”的隐语,就是将《史记》正本藏在西岳华山脚下的华阴,这儿是杨恽的老家.正如王国维在《太史公行年考》中所说：“《史记》一书,传布最早,《汉书》本传,迁既死后,其书稍出,宣帝时,迁外孙平通侯杨恽祖述其书,遂宣布焉.所谓宣布者,盖上之于朝,又传写以公于世也.”可以想象,在当时司马“下狱死”而查抄的情况下,司马迁的女儿确像“义士救孤'那样保藏了《史记》,而司马迁的外孙杨恽又像“沉香劈山救母”那样救活了《史记》!司马迁死后许多年,他的外孙杨恽（补注：杨恽（?—前54） 字子幼,西汉华阴（今属陕西）人.宣帝时封平通侯,迁中郎将,后被免为庶人,又因怨望被处死.事迹附见《汉书·杨敞传》.《汉书·司马迁传》载：“迁既死后,其书稍出. 宣帝时,迁外孙平通侯杨恽祖述其书,遂宣布焉.” 鲁迅《汉文学史纲要》）才把这部五十二万多字的不朽名著公诸于世.司马迁的《史记》有正本和副本两种,从《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正本“藏之名山,副在京师”.所谓副本存于汉廷天禄阁或石渠阁.朝廷和诸儒所见之《史记》,即副本.东汉王弃在引用《史记》文章时,未注明《史记》出处,有人因此猜测可能《史记》当时副本又录副本,东汉时洛阳书肆可能就有副本抄本出售,司马迁手书副本可能毁于王莽之乱.
　　现存早期的版本之一南宋黄善夫家塾刻本,被公认为善本,经商务印书馆影印收入百衲本《二十四史》.1959年中华书局出版标点校勘本《史记》,便于阅读,所据底本为金陵书局刻本.
　　《史记》是一部贯穿古今的通史,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一直写到汉武帝元狩元年（前122年）,叙述了我国三千年左右的历史.全书略于先秦,详于秦汉,所述秦商鞅变法至汉武帝晚年的历史,约占全书篇幅的五分之三左右.据司马迁说,全书有本纪十二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三十篇.“本纪”叙述历代最高统治者帝王的政绩；“表”是各个历史时期的简单大事记；“书”是个别事件始末的文献记载,分别叙述天文、历法、水利、经济、文化、艺术等方面的发展和现状,它与后世的专门科学史相近；“世家”主要叙述贵族侯王的历史；“列传”则是各种不同类型、不同阶层人物的传记.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提到《史记》缺少十篇.三国魏张晏指出这十篇是《景帝本纪》、《武帝本纪》、《礼书》、《乐书》、《律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蒯列传》.其中《武帝纪》、《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和《日者列传》四篇由汉博士褚少孙补缺.《汉书·艺文志》载冯商续补《太史公》七篇,韦昭注云冯商“受诏续《太史公书》十余篇”,刘知几认为续补《史记》的不只是褚,冯两家,而有十五家之多.“《史记》所出,年止太初,其后刘向,向子欲,及诸好事者,若冯商,卫衡,扬雄,史岑,梁审,肆仁,晋冯,段肃,金丹,冯衍,韦融,萧奋,刘恂等相继撰续,迄于哀平间,尤名《史记》”.后人大多数不同意张晏的说法,但《史记》残缺是确凿无疑的.《史记》以后的历代正史,除极个别例外,都是由朝廷主持、按照君主的意志修撰的,是名副其实的官史.而司马迁虽然是朝廷的史官,《史记》却并不体现最高统治者汉武帝的意志.据说武帝读《史记》后,对其中几篇感到愤怒,下令加以删削,这也是有可能的. 司马迁写《史记》秉笔直书,在某些方面,敢于批评朝廷,这是封建统治者所不能允许的.朝廷对《史记》既憎之,又重之,秘不示人,阅读范围限制于朝廷上层的极少一部分人中.朝廷曾下诏删节和续补《史记》.《后汉书·杨终传》云,杨终“受诏删《太史公书》为十余万言”.被删后仅十余万言的《史记》,在汉以后即失传,以后一直流传的是经续补的《史记》.
　　（补注：许多人认为褚少孙是《史记》的主要续补者,但是他到底补缺多少,各人说法不一.张晏认为褚少孙续补四篇.但姚振宁在《隋书·经籍志考证》中说《史记》缺少十五篇,全由褚少孙续补.有的人认为《傅勒列传》文章,格调酷似司马迁,褚少孙未必能写出如此文章.
　　《史记》取材相当广泛.当时社会上流传的《世本》、《国语》、《国策》、《秦记》、《楚汉春秋》、诸子百家等著作和国家的文书档案,以及实地调查获取的材料,都是司马迁写作《史记》的重要材料来源.特别可贵的是,司马迁对搜集的材料做了认真地分析和选择,淘汰了一些无稽之谈.对一些不能弄清楚的问题,或者采用阙疑的态度,或者记载各种不同的说法.由于取材广泛,修史态度严肃认真,所以,《史记》记事翔实,内容丰富.
　　这部体大思精的史书的贡献和特点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
　　（一）开创了“纪传体”体例.何谓纪传体呢?纪,指本纪,即皇帝的传记；传,指列传,是一般大臣和各式人物的传记.历史人物是丰富多彩的,历史现象是纷纭复杂的.怎样才能把大千世界的各种人和事都包容在一部书里呢?司马迁在前人的基础上,在《史记》中以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体结构.创造性地探索了以人物为主体的历史编纂学方法.“本纪”按年代顺序记叙帝王的言行和政迹；“表”按年代谱列各个时期的重大事件；“书”记录了各种典章制度的沿革；“世家”载述诸侯国的兴衰和杰出人物的业绩；“列传”记载各种代表人物的活动.司马迁创造性地把这五种体裁综合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统一体系.
　　（二）《史记》开创了政治、经济、民族、文化等各种知识的综合纂史方法.它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一直写到汉武帝时期,记载了我国近三千年的历史.是我国第一部规模宏大、贯通古今、内容广博的百科全书式的通史.在《史记》中,司马迁第一个为经济史作传：《平准书》、《货殖列传》；司马迁又第一个为少数民族立传：《匈奴列传》、《西南夷列传》等；他还第一个为卑微者列传：《刺客列传》、《游侠列传》等.《史记》第一次把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都包容在历史学的研究范围之内,从而开拓了历史学研究的新领域,推动了我国历史学的发展.由于纪传体可以容纳广泛的内容,有一定的灵活性,又能反映出封建的等级关系,因而这种撰史方法,为历代史家所采用,影响十分深远.
　　（三）秉笔直书,是我国宝贵的史学传统,司马迁的《史记》对此有很好的发挥.所谓秉笔直书,就是史学家必须忠于历史史实,既不溢美,也不苛求,按照历史的本来面貌撰写历史.《史记》明确表示反对那种“誉者或过其失,毁者或损其真”的作法.项羽是司马迁心目中的英雄,因此,司马迁以极大的热情和强烈的爱记述了项羽的伟业.但对于项羽的骄傲自大和企图以武力征服天下的致命弱点,司马迁也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对于先秦的法家和秦代的暴政,从感情上司马迁是愤恨的,但他做到了不因憎而增其恶.相反,对法家的改革和秦代统一中国的历史作用,他都予以充分的肯定.正因为司马迁的实录精神,才使《史记》以信史闻名于世.《史记》还贯穿一条重要线索,即重视人的历史作用.司马迁是反天命的.强调人是历史的中心.因此,他在写帝王将相的同时、注意为社会上的各种人立传,尤其是把农民起义的领袖陈胜、吴广,放到与王侯功臣以及封建社会的圣人孔子同等的地位来写.所以在《史记》中,既有战国七雄的世家、萧丞相（萧何）.留侯（张良）的世家、孔子的世家,同时也有《陈涉世家》.司马迁也很重视物质生产活动在历史上的作用,把经济状况同政治上的治乱兴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还强调总结历史经验.提出以史为镜、鉴往知来的思想.由于司马迁在历史编纂学上的伟大创造精神,他的进步的史学思想和严谨的治史方法,使《史记》成为我国史学史上一座巍峨的丰碑,司马迁也赢得了“中国史学之父”的美名.
　　（四）《史记》也是一部形象生动的历史,它的文采历来为我国文学界所称颂,它开创了我国传记文学的先河.司马迁像一个出色的画家,以他那十分传神的画笔,为我们勾画出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画像；又像一位善于捕捉瞬间的雕塑家,以他那锋利的刻刀,为我们塑造了一个个风采各异的雕像.在《史记》这座人物画廊里,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历史上那些有作为的王侯将相的英姿,也可以看到妙计藏身的士人食客、百家争鸣的先秦诸子、“为知己者死”的刺客、已诺必诚的游侠、富比王侯的商人大贾,以及医卜、俳优等各种人物的风采,给人以美的享受和思想上的启迪.司马迁创造性地把文、史熔铸于一炉,为我们写下了一部形象的历史.所以,鲁迅先生称赞《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正因为如此,在我国浩瀚的史著中,《史记》拥有的读者量是首屈一指的.
　　《史记》在我国比较广泛地传播流行,大约是在东汉中期以后.它成为司马迁著作的专称,也开始于这个时候.在这以前,《史记》都称为《太史公书》、《太史公记》和简称“太史公”.据现知材料考证,最早称司马迁这部史著为《史记》的,是东汉桓帝时写的《东海庙碑》.到唐朝时候,由于古文运动的兴起,文人们对《史记》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当时著名散文家韩愈、柳宗元等都对《史记》特别推崇.宋元之后,欧阳修、郑樵、洪迈、王应麟各家,以及明朝的公安派、清朝的桐城派,都十分赞赏《史记》的文笔.于是《史记》的声望与日俱增,各家各派注释和评价《史记》的书也源源不断出现.其中最有影响的是俗称“三家注”的《史记集解》（刘宋时裴骃(裴松之子）注）、《史记索隐》（唐司马贞注 补:司马贞,字子正,唐河内（今沁阳）人.开元中官至朝散大夫,宏文馆学士,主管编纂、撰述和起草诏令等.唐代著名的史学家,著《史记索隐》三十卷,世号“小司马”.司马贞以《史记》旧注音义年远散失,乃采摭南朝宋徐广《史记音义》、裴骃《史记集解》、齐邹诞生《史记集注》、唐刘伯庄《史记音义》、《史记地名》等诸家的注文,参阅韦昭、贾逵、杜预、谯周等人的论著、间己见,撰成对后世很有影响的史学名著《史记索隐》,该书音义并重,注文翔实,对疏误缺略补正颇多,具有极高的史学研究价值,与南朝时期的宋国裴骃的《史记集解》、唐张守节的《史记正义》合称“史记三家注”.后世史学家誉称该书“价值在裴、张两家之上.” ）和《史记正义》（唐张守节注）.《集解》兼采当时裴骃所能见到的前人有关《史记》诸书的研究成果,并一一注明作者名字.一丝不苟.《索隐》进一步指出了《集解》中考证不当的错处.并对《史记》原文提出辨正,发语警辟.《正义》的作者长于舆地之学,对《史记》中地名的考证尤为精辟.读《史记》原文,同时注意看一看这三家注,对原书会有更进一步的理解.1959年中华书局重新标点排印的《史记》,就是与这三家注合刻的本子.
　　裴骃,裴松之的儿子,字龙驹.继承家学,博览宏识,亦以注史著称于世.司马迁的《史记》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裴骃为《史记》作注而垂名于中国史坛.他反复研究《史记》,“服其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秋,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他博采经传百家及先儒学说,凡对作注有所稗益,便广而录之；凡所注引,务必去其浮言游辞,取其精旨要义；如各家说注不同,则兼收并蓄,不肯偏弃；如有未详之处,宁缺不议,不凭臆想,妄加解说.终于写成《史记集解》八十卷不朽之作,成为现存最早的《史记》注本.与唐司马贞《史记索引》、张守节《史记正义》合称“史记三家注”.
　　由于司马迁受时代的限制,《史记》也存在某些缺点与不足之处.例如,存在“天命”、灾异和历史循环论的神秘思想的影响.在《六国年表序》论述秦并天下的原因时,指出这是“天所助”的结果.《高祖本纪》带有“三统循环论”的色彩,以为“三五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在《天官书》中,记述各种特殊的自然天象时,常常与人事联系在一起,更多地表现了灾异的神秘思想.这些说明《史记》在“究天人之际”时,仍然没有摆脱“天人感应”神学思想的影响,等等.
　　《史记》成书后,由于它“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汉书·司马迁传》）,被指责为对抗汉代正宗思想的异端代表.因此,在两汉时,《史记》一直被视为离经叛道的“谤书”,不但得不到应有的公正评价,而且当时学者也不敢为之作注释.唐初,《隋书·经籍志》在介绍《史记》、《汉书》的流传时说：“《史记》传者甚微”,司马贞说“汉晋名贤未知见重.”（《史记索隐》序） 我们注意到汉晋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