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业帮陈桥兵变是怎么回事
来源：学生作业帮助网 编辑：作业帮 时间：2024/09/27 09:19:54 作文素材
篇一：陈桥兵变：一领黄袍,几出闹剧
陈桥兵变：一领黄袍，几出闹剧
公平地说，后周太祖当年的戏演的似嫌太过，又爬墙又上房的，场面很不好看。而宋太祖的“陈桥方案”虽然不能算原创，但绝对是升级成功的版本，与前辈的作品相比，各方面都已经趋于完美。 后周显德七年(公元960年)正月初三，帝国最高军事统帅赵匡胤率领大军从首都大梁(即开封)出发，向北挺进。行军四十里后，到达陈桥，这是北上途中的第一个大兵站。我们已经知道，这里很快将发生一场兵变，后周帝国很快就要变成宋帝国。
在宋人编纂的所有档案文献中，这场兵变是突如其来的，绝没有任何事前的准备。不过后世的人对这种说法很不赞成，千年以来一直在质疑，以致成为了一桩悬案。按照基本一致的看法，陈桥兵变无疑是有预谋的，每一步都做了周密的安排。当然，了解整个计划的人一定屈指可数，开往陈桥的士兵们没人知道这回事，他们只以为是要赶往边境地区与入侵的外敌作战。
说到大军出征，这是一种很壮观的场面，并不像随口说说这么简单。从史料中无法确切地知道赵匡胤究竟调动了多少部队参加陈桥兵变(史官似乎有故意隐瞒之嫌)，但此次出兵的借口既然是抵御强敌入侵，必属大规模军事行动。另外，还有记载说：当契丹与北汉合兵犯境的消息到京，主政的符太后(时年不过二十几岁)和顾命大臣宰相范质在朝堂上求助于赵匡胤时，他是以兵少将寡为由推脱了一番的。直到获得了可以调动全国兵马的最高军事授权后，他才同意领兵北上。由此也可推断，开往陈桥的部队必不会少，少了破绽太明显。后周帝国的兵甲之盛居五代之首，尤其到了世宗柴荣在位后期(也就是赵匡胤逐步掌握兵权这一阶段)。此时世宗虽已病故，继位的小皇帝柴宗训只有七岁，无法御驾亲征，但由国家最高军事统帅领兵，声势也不会差很多，出动数万大军是完全可能的。
如果真的是数万大军，行军四十里就意味着：当最前头的人马到达陈桥时，最后面的可能刚从开封出发。这是可以计算出来的：假定行进的队列中每个扛着长矛或狼牙棒的士兵前后共需占两米空间(太近了很容易互相伤到)，那么一公里(也即二里)内可以容纳五百人的纵队，倘若是五队并行(即五人为一横列)，则五万士兵刚好排出四十里。这还只是为了计算的简单，实际上，大军行进时有严格而复杂的队列，且是各兵种混合编队，排列最紧密的步兵也只有在“道平川阔”的条件下，才会采取“五队并行”，那时候的国家公路(官道)差不多也就那么宽。再者，按照当时基本的兵制，一支两万人的部队中只有“万四千”是作战人员，其他六千人都是负责后勤补给的，要押运大量的粮草、装备和辎重。所以，即使比较保守地认为赵匡胤只调动了一两个军的兵力(按常编一个军约12500人)，场面也是非常浩大和繁杂的。“人上一万，无边无沿；人上十万，彻地连天”，评书里常用到的这句话应该是不很夸张的。
从行军速度来看，如果只是百十来人的小股部队，肯定可以走的更快，而大军出征，日行四十里是很常规的速度(所以才会在离京四十里的陈桥设兵驿)。不过，尽管很常规，对于节日期间紧急出征的士兵来说，这一天一定是非常忙乱和疲惫的。
当所有部队在陈桥一带安顿停当，已近黄昏时分。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怪事：一个“号知天文”的军士苗训，看见“日下复有一日，黑光久相磨荡”。他把这件事告诉了赵匡胤身边的侍卫亲兵楚昭辅，并十分神秘地表示“此天命也”。“日下复有一日”，在这里当然要解为“一日将坠、一日将出”，相对应的所谓“天命”则是指国将易主。很多史料中都记录了这件事，但这些明显出自同一蓝本的记录有些语焉不详：天上出现两个太阳，不可能只一两个人看见，应该是“众皆骇然”才对，只有苗训和楚昭辅这么两个小人物被作为见证者有名有姓地记录下来，似乎太过刻意，有虚构的嫌疑。当然，如果这个苗训是随军的星象师，专门记录他对天象的解读倒也合理，问题是天有如此重大之“异象”，星象师只告诉一个亲兵而不去向领导汇报，也还是有些不妥。
古代科学不够发达，很多事情解释不了，所以迷信，但我们不能据此就认定那些今天听起来荒唐离奇的说法都是古人在胡编乱造。比如说，我们可以相信当时天空中真的出现了两个太阳，以现代科学来解释，这叫幻日，是一种大气光学现象，基本原理是光线的折射，当天气条件具备，还可能看到很多个太阳。再比如，史书中记载宋太祖赵匡胤的出生，说是“赤光绕室，异香经宿不散，体有金色三日不退”，这也不完全是胡说。虽然没有图像资料，对于“赤光绕室”不好妄下结论，但只要我们晚上在家里关上电灯点上蜡烛试验一下，就会发现那种光线效果用“赤光绕室”来形容应该也是可以的。“异香”的概念比较难以把握，但按一般常识分析，古时候卫生条件差，产房里恐怕免不了会有些“异味”，又不能打开门窗通风，所以一定会“经宿不散”。而“体有金色三日不退”则是仅凭文字描述就可以准确判明原因的：这是典型的新生儿黄疸，是胆红素代谢异常造成的，换到现在，护士会把太祖放进光疗箱去照蓝光。
让我们回到陈桥：史书中没有记录当天太祖就“二日重光”现象发表了什么看法，事实上所有的史书里没有记录太祖这一天对任何事情的看法，太祖在这一整天里唯一见于史料的行为就是晚上喝醉了酒，早早睡下。
根据记载，太祖一睡下，众将就开始“聚谋”，一聚谋就觉得必须让太祖做皇帝，就在天还没亮时持刀闯到太祖面前，先是像变魔术一样抖出了一件皇帝专用的黄袍——这件东西按常理是必须冒着死罪提前定做并专门携带才会在此出现的，继而像要强奸太祖一样(唯穿脱顺序相反)把黄袍硬包在了太祖身上——整个过程记的有鼻子有眼，但无论怎样看来都显得没头没脑，闹剧成分过浓。 大军驻扎在陈桥的当晚，即将成为宋太祖的赵匡胤喝醉了，早早睡下。
照理说，治军甚严的赵匡胤是不应该在出征当晚喝醉的，但如果是装醉而早早躲回寝室，在这样一个对他而言很特殊的晚上就十分正常。当一个人确切地知道决定自己人生巨变的那个时刻即将到来，通常都会渴望独自安静一会儿。
赵匡胤一个人躲起来，主要是兴奋，或许还会有很多感慨，但应该不会有什么复杂的思想斗争，决心是不需要到此时才下的。在五代乱世，像他这样久经杀伐、大权在握的军中统帅，通常都会成为决定国运兴衰的主角。如果是在正常的社会秩序下，像谋朝篡位乃至兴兵造反这种大逆不道的行为，不光名声不好，更兼风险巨大，稍有闪失就可能导致诛灭九族的后果，绝不是思维健全的人一时性起就敢去试上一把的。但在废立无常的五代时期，这种事却几乎成了儿戏，而且“藩镇既蔑视朝廷，军士亦胁制主帅”。有必要说明的是，此时军人们拥立自己喜欢的人当首领乃至当皇帝，跟民主思想毫无关系，主要是因为他们已经僭越成性，骄横无度，拥人为主也无非是为了得到封赏，加官进爵。
在赵匡胤之前，被人拥戴为帝者已经有过好几位。唐末至五代初，史上第一个被冠以“独眼龙”绰号(当时是恭敬之称)的独目将军李克用割据河东，与篡唐立梁的朱温长期对峙。李克用有个义子李嗣源，是一员悍将。李克用死后，亲子李存勖承袭了他的晋王爵位，李嗣源忠勇如始，并最终助李存勖灭掉了后梁，建立起后唐帝国。李存勖登上帝位时曾对战功卓著的李嗣源说：这个江山是咱们俩的！
这种话当然只是说说而已，曾经英明神武的李存勖当上皇帝以后很快腐败变质，冤杀功臣，对“功高震主”的李嗣源也心存疑忌，几次险些把他杀掉。此人还是个超级戏迷，可能是史上地位最高的票友，痴迷戏曲到了无心理政。后来魏州(河北大名)发生兵变，李存勖派李嗣源去镇压。李嗣源到了魏州，未及攻城，他带来的部队竟与叛军联合，共同逼他称帝。已近花甲之年的李嗣源起初流泪不从，还想回去向李存勖表明忠心，结果被军士们劫持入城。最后，这位老人终于在女婿石敬瑭的劝说下，带兵杀回首都洛阳，夺取了帝位，是为后唐明宗。
历史总是惊人相似。李嗣源也有个义子，叫李从珂，也是骁勇善战的猛将。李嗣源死后，他的亲子李从厚继位，是为后唐闵帝，此人优柔寡断，又重用奸佞掌握朝廷大权，将李从珂视为最大威胁，终于把李从珂逼反。李从厚于是派出大军前往凤翔讨伐。凤翔算不上军事重镇，城墙很低，护城河也很窄，根本无法固守。一时掉以轻心的李从珂眼看城池难保，绝望之际脱掉上衣，露出身上遍布的伤疤，站到城墙上，一边放声大哭一边诉说自己为国出生入死却被奸臣陷害的遭遇，竟然真把攻城的将士感动了。这些将士中有很多是李从珂从前的部下，他们停止进攻，尝试着与城头上的旧主就战后的官位问题交换意见。李从珂当然对所有要求一口答应，军士们当即归附，并最终助李从珂攻回洛阳称帝，是为后唐末帝。
这两起乱兵拥人为帝的案例虽然发生在后唐，但其实一点儿也不久远，李嗣源被兵士劫持而成为皇帝时，赵匡胤已经出生；李从珂在城头上“一哭得帝位”时，赵匡胤已经开始学武。不过，这二位的称帝过程显然比较被动，而赵匡胤所亲历的后周太祖郭威的黄袍加身，已经开始变被动为主动，这对他后来制定“陈桥行动计划”无疑有更直接的帮助。
那是整整十年前，郭威还是后汉帝国的大将，赵匡胤则是郭威帐前的一名小校。当时后汉隐帝刘承佑只是个十八九岁的毛头小伙儿，而朝中将相失和，几位顾命大臣势同水火，老成厚重的郭威也牵累其中。厌倦了为顾命大臣所制的刘承佑听信近臣怂恿，决定把几位顾命大臣全部杀掉。几个文臣杀的很顺利，但当他密命去杀邺都(河北大名)留守郭威时，导致了郭威以“清君侧”之名起兵南下。只几天功夫，郭威兵入京师，“纵火大掠”，刘承佑为乱兵所杀。因当时后汉皇室宗亲还占据着重镇，为稳住局面，郭威没有立即称帝，而是在作出一番掩人耳目的安排之后，以北伐契丹为名带兵北上。
然而，当大军驻扎在澶州(今河南濮阳)，军士们却突然鼓噪起来，闹着要让郭威当皇帝。郭威“闭门拒之”，军士们则“登墙越屋而入”，最终“乱军山积，登阶匝陛，扶抱拥迫，或有裂黄旗以被帝体，以代赭袍，山呼震地”。郭威就在这样一种“被逼无奈”的状态下返回汴京，废汉立周，创建了后周帝国。
十年之后，当后周大军以“北拒契丹”之名驻扎在陈桥，赵匡胤独自一个人躲在寝室里，一定会想到十年前的那一幕。公平地说，后周太祖当年的戏演的似嫌太过，又爬墙又上房的，场面很不好看。而宋太祖的“陈桥方案”虽然不能算原创，但绝对是升级成功的版本，与前辈的作品相比，各方面都已经趋于完美。
那天太祖装醉的另一个原因是众将还需要“聚谋”，太祖早早睡下便等于有了不在现场的证据，因此性质是被拥立，而不是自己谋篡。
可以肯定的是，参与了“聚谋”的将领绝不是每个人都知道兵变的计划，但也绝不会每个人都不知道，所谓“聚谋”其实就是一些人煽动另一些人的过程。根据史料，主要煽动者是赵匡胤的得力助手赵普和胞弟赵匡义(太祖称帝后改名赵光义)。在当时的情况下，煽动一场兵变简直易如反掌，几句话就行。如果用今天最时兴的“葛优体”来说，大致就是这样的：“你想想，你跟着大队刚出城，吃着火锅唱着歌，要是突然掉头往回走，就不用去边境打仗了，不但可以接着过年，而且只要回到城里，八成就算开国元勋，这有多幸福呀！所以兵变，必须搞！”——非常有说服力。
于是，从京师出发的第二天，也即正月初四，已经披上黄袍的赵匡胤率领大军返回开封。此前奉命留下守城的是他的心腹将领石守信，大军自然顺利入城。正月初五，后周最后一任皇帝柴宗训退位，大宋帝国宣告诞生。
篇二：陈桥兵变是无奈为之还是赵匡胤早就策划
陈桥兵变是无奈为之还是赵匡胤早就策划
陈桥兵变地图
人言，识时务者为俊杰，面对变局，作为一个强者，首先需要的是认清形势，面对变化，如何采取行动。
我想，22岁开始从军的赵匡胤，不可能在最初就有一统天下，称孤道寡的野心，至于各种神迹，不过是后人在人家成功之后的附会。人的野心（也可以说理想）是随着形势而不断变化的。25岁的时候，赵匡胤正式投到柴荣门下，做了自己第一个选择。27岁的时候，赵匡胤主动请战，激战高平，做了自己第二个选择。30岁的时候，赵匡胤采纳赵普意见，巧取清流关，做了自己第三个选择。34岁的时候，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登上皇位，做了自己第四个选择。
但与前三个选择不同，第四个选择既是赵匡胤顺应时势，更是赵匡胤主动创造时势，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陈桥兵变”。
陈桥兵变不是偶发事件，是以赵匡胤、赵普、赵光义三人主谋的一场蓄谋已久的政变。 政变的第一步是去除障碍。
赵匡胤夺取政权的最大障碍当然是周世宗，但是周世宗威望极高，幸好此时已经病重。
而周军三巨头之一的李重进，因为和世宗不和，一直在淮南担任节度使，对于中央，已经失去了威胁。于是只剩下当时担任殿前都指挥使的张永德。
张
第二步是巧夺兵权。
960年正月，周世宗去世不久，此时朝廷皇帝年幼，七岁的柴宗训当然不能理政，由符太后和宰相范质、王溥当权。作为禁军最高统帅的赵匡胤看时机成熟，准备发动兵变，于是赵匡胤开始命人四处散播留言：北汉联合契丹大举来犯了。
其实，这根本就是谎言，但是在那个交通极为不便的情况下，真相一时难辨。而朝中符太后是一介弱智女子，完全不懂朝政，听闻消息大惊失色，竟然屈尊求教宰相。范质考虑朝中唯有赵匡胤可以出战，于是推荐赵匡胤。赵匡胤很高明，以自己兵微将寡拒绝出战，此时的符太后慌作一团，又怎能去查明赵匡胤的野心，于是下令允许赵匡胤调动全国兵马，去迎战北汉联军。
第三步是散步留言
赵匡胤于是率领大军前进，到了距离京城20里的陈桥驻扎下来。由其弟也就是后来的宋太宗赵光义指挥，让军士在军中散步谣言“检点做天子！”同样的谣言在这个时候发生了巨大的效力，可以想见，每个人都想起了去年的事情，都会去想，哦，原来检点做天子，说的不是张永德，而是我们的主帅赵匡胤大人啊。赵匡胤假意让人禁止流言，而赵光义则四处活动，告知诸位将领，拥立赵匡胤前程似锦，而一旦此时传到京城，受制于人，作为
赵匡胤亲信的将军们都将受到牵连。于是大家都作出了明智的选择。
众位将领在赵光义的带领下拥到帐下，高喊：“诸军无主，愿策太尉（此时赵匡胤是都检点兼太尉）为天子。”还未等赵匡胤回答，赵光义就将早就准备好的黄袍披在赵匡胤身上，众人下拜，高呼万岁。此时的赵匡胤也并不推辞，只是问到：我有号令的话，你们能听从吗？众将都说：唯命。
赵匡胤即刻率领大军返回京城。几天之后，小皇帝宣布禅位，三百年大宋江山从此开始。
篇三：失败者的历史陈桥兵变新探
“失败者”的历史：陈桥兵变新探
惠冬 张其凡
? 2013-04-10 14:26:59 来源：《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5期
内容提要：以前关于陈桥兵变的研究，几乎是一部赵匡胤的“成功史”，对兵变中的“失败者”，即赵氏的政敌极少着墨。事实上，这些“失败者”群体并不在少数，遍布军、政枢要，他们的抵抗或不合作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兵变的进程，尤其是对入城路线的选择上。作为兵变中最重要流血事件的韩通之死，往往被后代史家视为军校王彦昇的独断专杀，然而置其于兵变及之后北宋政策的走向上来看，却恰恰是赵匡胤肃清后周异己军事力量的开端。观察这些“失败者”的踪迹，可以让我们对宋初形势有一个全景式的概观。
关 键 词：陈桥兵变 “失败者” 韩通 赵匡胤
作者简介：惠冬(1984-)，男，河南新乡人，暨南大学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2010级中国古代史专业博士研究生，从事宋史研究；张其凡(1949-)，男，重庆人，暨南大学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宋史研究。
作为赵宋代周的一次改朝换代的大事件，陈桥兵变历来为后人所津津乐道，同时又因为它极富戏剧性的情节而被历代治史者反复琢磨、玩味。清朝诗人查慎行就作诗感慨道：“梁宋遗墟指汴京，纷纷禅代事何轻。??千秋疑案陈桥驿，一着黄袍遂罢兵。”[1](卷20《汴梁杂诗》，P565)近人对此更是多有论列[2-3]。邓广铭先生就在查慎行之论上进一步指出，将查慎行之诗后两句顺序颠倒过来更
可见得陈桥兵变的真相：“正是因为后来的罢兵，才使得此前的黄袍加身案日益扑朔迷离而真象不明不白的。??事实上宋太祖却能于黄袍加身后，使赵氏一家的统治延续了数百年之久，于是多少善于圆谎的史学家们对此事均多方加以粉饰，希图蒙蔽后代的读史者。”[4]在赵宋史家的诸般雕琢粉饰之下，流传的史料大多向赵匡胤倾斜，以致后世治史者也往往循此路径，以为赵氏在兵变之前就已承天顺命、早得将士民心，兵变时又部署精准，立宋代周自是水到渠成之事。故而赵匡胤走向皇位的历史，几乎成为一部赵氏的“成功史”。然而正如邓广铭先生所言，历史从来都是由成功者所书写的，若我们一贯由着宋人“奉天承运”的书写路径来考究事件原委，就会被宋人牵着鼻子走。反之，若我们能够怀抱一份警惕，从另外的角度，尤其是从“失败者”的角度来观察，考析史料中流露出的蛛丝马迹，也许可以从中发现一派全新的图景。
一
所谓陈桥兵变中的“失败者”，即兵变之前赵匡胤的政敌。大多数的学者在研究陈桥兵变时，往往都对赵匡胤在兵变之前掌控军队和朝政的力度估之过高，事实恐非如此。王夫之就曾慨言道：“赵氏起家什伍，两世为裨将，与乱世相浮沉，姓字且不闻于人间，况能以惠泽下流系丘民之企慕乎！其事柴氏也，西征河东，北拒契丹，未尝有一矢之勋；滁关之捷，无当安危，酬以节镇而已逾其分。以德之无积也如彼，而功之仅成也如此，微论汉、唐底定之鸿烈，即以曹操之扫黄巾、诛董卓、出献帝于阽危、夷二袁之僭逆，刘裕之俘姚泓、馘慕容超、诛桓玄、走死卢循以定江介者，百不逮一。”[5](卷1，P1)王夫之之论，正确与否暂且不论，但足以启发我们重新审视赵匡胤兵变之前的势力。
首先，五代时期武将掌握朝廷政权的情形仍然继续存在于后周政局中，而当
时朝中最高的军政决策者不是赵匡胤，而是韩通。韩通，并州太原(今山西)人，在后周的立国和发展中居功厥伟，被周祖“委以心腹”[6](卷446《韩通传》，P13 968)，官至检校太尉、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侍卫亲军副都指挥使，是后周军事体系中的最高统帅，权力至大，威信颇高。当时“周郑王幼弱，通与上(赵匡胤)同掌宿卫，军政多决于通”[7](卷1，建隆元年春正月戊申，P6，可见韩通的地位要远在赵匡胤之上。然而，韩、赵二人的关系却极为不睦。韩通之子韩橐驼就觉察到赵匡胤的野心，并奉劝韩通早为之预备[8](卷1，P2)，甚至在兵变前要杀掉赵匡胤[9]，可见二者之间早已是形同水火。这样一个位高权重的对手的存在，对赵匡胤无疑是最大的威胁。
其次，从赵匡胤兵变之后回军的路上遭到的抵抗来看，其成功并非如诗家想像的“黄袍一着便罢兵”那般顺利，而是颇为曲折。赵匡胤兵变回师，首驱陈桥门，吃了第一次闭门羹：“陈桥驿在陈桥、封邱二门之间。艺祖拥戴之初，陈桥守门者拒不纳，遂如封邱。”[10](卷6)到皇城的宣祐门外时，更为惊险，《梦梁录》卷十四《忠节祠》载：“初，宋太祖受禅，驾自宣祐门入，守关者施弓箭相向，弗纳，移步趋他门而入。”《随隐漫录》的记载可以与之形成互证：“太祖自陈桥拥兵入，长入祗候班陆、乔二卒长率众拒于南门，乃自北门入，陆、乔义不臣，自缢死”，为国捐躯。从陈桥、宣祐二门的诸般抵抗来看，赵匡胤对禁军的掌控程度亦值得怀疑。
再次，在朝廷同僚中，赵匡胤树敌颇多。如郑起：“显德末为殿中侍御史，见上握禁兵，有人望，乃贻书范质，极言其事。质不听。尝遇上于路，横绝前导而过。”[7](卷4，乾德元年十二月乙亥，P111)又如杨徽之者，周世宗时即屡次上言提醒提防赵匡胤，后者即位后甚至将欲杀之，赖太宗说情才得以保活
[8](卷2，P31)。另外，宰相范质听闻兵变消息之后，“爪入(王)溥手，几出血”，
由此愤恨之态中也可以明显看出对兵变极为抵触[7](卷1，建隆元年春正月癸卯，P3)，即使在赵氏兵变成功之后，在罗彦环按剑胁逼之下，还“颇诮让太祖，且不肯拜”[8](卷1，P3)。由此可见，兵变之前的赵匡胤虽然在朝政的掌控上有了相当大的优势，但是远远没有达到游刃有余的程度，他的野心也激起了朝廷内外众多人士的反感。所以，开封城内拥戴后周、抵触赵氏的政治力量绝对不容小觑。
在宋人的正史“书写”中，充斥的是胜利者的“奉天承运”，这些不和谐的反对之声却被有意无意地过滤掉了，只留下只鳞片羽在笔记小说中僻处于历史的黑暗一隅，甚至逐渐由政治上的“失败者”变为历史中的“失踪者”，消褪于人们的视野之中，明清至近代对这一群体的长期忽视即是证明。然而，这些失败者的努力却并不因这种忽视而消逝，通过对史料的艰苦考索，仍可以感受到他们对于当时政局所产生的深刻影响。
二
由于宋代史家在进行历史书写时的偏向，造成了关于这些“失败者”历史资料的缺乏，他们在当时的直接影响，已很难为后人所认识。史料的缺失，使我们不得不转换视角，从“胜利者”赵匡胤所受冲击的角度，加以侧面观察。其中，最突出的则是赵氏回师途中的行军路线。
赵匡胤由陈桥驿挥师回朝，欲到达朝廷逼宫禅位，必须穿越开封城的三重城墙：外城、内城和皇城。陈桥驿在开封城北，入城之路以陈桥门最为便捷，故赵匡胤回师后直驱陈桥门。陈桥门是开封外城的北四门之一，赵氏在此遭遇到的第一次阻抗已如上述，不得已西行至封邱门，“抱关者望风启錀”[10](卷6)，才
得以入城。
接下来，赵匡胤领兵进入内城，走的是仁和门，史籍中有颇多记载：“乃整军自仁和门入，秋毫无所犯”[7](卷1，建隆元年春正月癸卯，P3)，“乃肃部伍自仁和门入，诸校翼从。”[11](卷1)这是进城最为顺利的一次。之所以如此顺利，原因无非有二：一是仁和门守卒像封邱门那样“望风启錀”，二是在仁和门处早已有人接应。从封邱、仁和两门守卒日后的境遇来看，第一种可能性可以排除：封邱门守卒在兵变成功后随即被以不忠不义之名斩杀[10](卷6)，而仁和守卒则未见任何惩罚。如果两者都是望风请降的话，赵匡胤没有必要加以区别对待。如果是有人接应，接应者又是谁呢？兵变前夜，赵普等主谋者就已派军使郭延赟告知城内的留守心腹、殿前都指挥使石守信和殿前都虞候王审琦，要他们预为准备[12](卷1《受禅》P4)。从《太宗实录》可知，石守信马上部署兵士控制了皇城左掖门，而王审琦则极有可能前去仁和门接应。关于王审琦在兵变中的作为，不见存于史著，却在兵变之后骤升为殿前都指挥使，如若在兵变之时没有突出的作为，很难想像会有此快速晋升。另外，在兵变之前，赵匡胤的母亲“杜太后眷属以下尽在定力院”[13](卷1《定力院搜索不得》，P83)，而定力院就位于仁和门侧，赵匡胤不会不在附近安置亲信保护自己的家人。当时的开封城内，能够得到赵匡胤信任且有实力实行保护的，舍“布衣之交”[6](卷250《王审琦传》，P8 816)王审琦无他。所以，赵匡胤率兵由仁和门入内城，是一场早有预谋的行动。
穿越仁和门后，大军直驱皇城，由早已有人接应的左掖门进入：“时(石)守信宿卫内廷，闻变，登左掖门严兵设备，闭关以守??及(楚)昭辅至，守信启关纳之。”①
篇四：陈桥兵变缘由
关于领取初二地生考查考务材料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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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5日下午6：00前在招办QQ群里（群号：57729090）领取2015年初二地生考查考务电子材料。校验码、签到表、场次安排表、门帖、桌帖、考生安排表、系统管理员必读，共7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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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5.25
篇五：陈桥兵变
陈桥兵变
陈桥兵变是赵匡胤发动取代后周、建立宋朝的兵变事件。公元959年，周世宗柴荣死，七岁的恭帝即位。殿前都点检、归德军节度使赵匡胤，与禁军高级将领石守信、王审琦等结义兄弟掌握了军权。翌年正月初，传闻契丹兵将南下攻周，宰相范质等未辨真伪，急遣赵匡胤统率诸军北上御敌。周军行至陈桥驿，赵匡义（赵匡胤之弟）和赵普等密谋策划，发动兵变，众将以黄袍加在赵匡胤身上，拥立他为皇帝。随后，赵匡胤率军回师开封，京城守将石守信、王审琦开城迎接赵匡胤入城，胁迫周恭帝禅位。赵匡胤即位后，改国号宋，仍定都开封。史称这一事件为“陈桥兵变”。
公元959年（后周显德六年），后周世宗柴荣病死，继位的恭帝年少只有七岁，因此当时政治不稳。公元960年（后周显德七年）正月初一，忽然传来辽国联合北汉大举入侵的消息。当时主政的符太后乃一介女流，毫无主见，听说此事，茫然不知所措，最后屈尊求救于宰相范质，皇室威严荡然无存。范质暗思朝中大将唯赵匡胤才能解救危难，不料赵匡胤却推脱兵少将寡，不能出战。范质只得委赵匡胤最高军权，可以调动全国兵马。
几天后，赵匡胤统率大军出了东京城（今河南开封），行军至陈桥驿（今河南封丘东南陈桥镇）。当时，大军刚离开不久，东京城内起了一阵谣传，说赵匡胤将做天子，这个谣言不知是何人所传，但多数人不信，朝中文武百官也略知一二，谁也不敢相信，却已慌作一团。赵匡胤此时虽不在朝中，但东京城内所发生的一切他都了如指掌，而且这也是他的杰作。周世宗在位时，他正是用此计使驸马张永德被免去了殿前都点检的职务而由他接任。赵匡胤知道皇帝的心理，就怕自己的江山被人夺走，所以他们的疑心很重。这次故计重施，是为了造成朝廷的慌乱，并使他的军队除了绝对听命于他外别无他路。而就在陈桥驿这个地方，赵匡胤的弟弟赵匡义（即后来的宋太宗赵光义）和归德军掌书记赵普授意将士把黄袍加在赵匡胤身上，拥立他为皇帝。正月初四，赵匡胤率军回师开封，逼使恭帝禅位,轻易地夺取了后周政权，改国号为“宋”，建立了赵宋王朝。[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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