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特务电影

篇一：电影中的十位特工老爸：爱德华·威尔森《特务风云》

电影中的十位特工老爸：爱德华·威尔森《特务风云》

#电影#作为中情局的创始人和重要领导者之一，爱德华这样的特工在好莱坞银幕上并不多见：没有险象环生的追逐，没有千钧一发的搏杀，有的只是诡谲繁复的情报抉择，和办公桌前后无尽的权力角斗。动作英雄型特工四处奔波，常忙得顾不上家庭，身为高管型特工的爱德华，应该能胜任好爸爸一职吧。可惜的是，他却让家人伤透了心。幼年目睹父亲被杀，之后又得知父亲对国家不忠，是爱德华毕生无法摆脱的心理阴霾，正因为此，1941年他开始谍报生涯后，就坚定不移的将忠诚视作人生第一目标，与之相比，爱情、家庭、亲情都是次要的。爱德华的生活充斥了真实与幻象、阴谋与背叛、肮脏的行动和诡谲的秘密代号，他沉浸于这一切，敌人从纳粹过渡到了铁幕，他继续忘我的工作，几乎忘记了家人的存在。儿子长到六岁才能得见父亲一面，对这个不肯谈论职业的男人十分冷漠，妻子也因不堪忍受孤独而出轨，大声抱怨自己婚后是跟鬼住在了一起。爱德华好不容易修复了家庭关系，却发现臭名昭著的猪湾事件与儿子有着不可告人的联系，忠于国家、还是保全家人，爱德华面临他一生中最艰难的抉择。在他的字典中，也许特工和父亲这两个身份，是天生水火不容的存在，他的人生注定是一场无尽的磨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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扮演者：马特·达蒙

《特务风云》

《特务风云》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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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二：老电影中的女特务

老电影中的女特务

作者：王彬彬

来源：《新一代·上半月》2011年第12期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大陆的“红色电影”中，以“反特”为题材的电影占有相当地位，同时也是那时代最受观众欢迎的电影种类。而这类电影之所以受欢迎,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其中往往有那种以特务身份出现的女性形象。这种女特务，虽然是“反面人物”，虽然导演和演员极力要表现出她们心灵的凶残和肮脏，但广大观众仍然深深被她们所吸引。

当年的观众中，至今还有一些人对这类女特务一往情深、怀恋不已，提起来便两眼放光，仿佛提到的是自己初恋的情人。

美女计与美男计

在五六十年代的“红色电影”中，有“敌方”的特务形象，也有“我方”的侦察员形象。 “敌方”的特务往往是女性，以致女特务能组成一个人物画廊。而“我方”的侦察员，则往往是男性。说得更直白些，在这些电影中,“敌方”往往派遣青年女性潜入“我方”执行特务任务，而“我方”潜入“敌方”执行特务任务者，则总是青年男性。

“红色文艺”表现的当然是“红色道德”。在这种“红色道德”的支配下，便出现这种情况：“敌方”可对“我方”大施其美女计，但决不可对“我方”施以美男计；“我方”可对“敌方”施以美男计，但决不可对“敌方”施行美女计。这种“红色道德”显然并不令人陌生。“敌方”对“我方”施行美女计，其结果当然是徒劳，从“敌方”的立场来说，是偷鸡不成蚀把米，赔了夫人又折兵；从“我方”的立场来说，则是不但挫败了“敌方”的阴谋诡计，还多少占了些便宜。“我方”对“敌方”施行美男计，其结果当然是卓有成效的，是以大胜告终的，从“敌方”的立场来说，仍然是双倍的损失；而从“我方”的立场来说，则是双倍的收获。

用革命意志对待风情万种

“红色电影”不仅仅写“敌方”女特务以色相引诱“我方”人员，还往往让女特务对“我方”人员动真情，这也是很耐人寻味的。《英雄虎胆》中的阿兰，风情万种、艳压群芳，但却对打入“敌方”内部的“我方”侦察科长曾泰一往情深。《羊城暗哨》中的八姑，仪态万方、妖冶妩媚，但却对打入“敌方”的“我方”侦察员王炼情深意浓。 “红色电影”不仅让“敌方”女特务爱上“我方”侦察员，而且往往还要强调她们是在有众多追求者的情况下对“我方”侦察员情有独钟。 “红色电影”中，为了“革命工作”的需要，“我方”侦察员，可对“敌方”女特务虚与委蛇、虚情假意，但却丝毫不能弄假成真，无论在身体上还是在精神上，都是决不能“越雷池一步”的。在身体上，“我方”侦察员可与女特务做有限的社交性的肢体接触，如握手、跳舞等，但“占便宜”仅限于此，并不能与女特务有任何真正私密性和性意味明显的身体接触。 “红色电影”往往

不厌其烦地渲染女特务怎样用身体引诱“我方”侦察员，怎样百般忸怩、千般作态，但“我方”侦察员总是能巧妙地摆脱与拒绝，始终严守界线。在表现“我方”侦察员对女特务的引诱与拒绝时，还不能让观众觉得他是在用革命意志和革命觉悟强压欲望，而要让观众觉得他对如此的美貌、如此的柔情、如此具有诱惑力的身体，压根儿就不动心，压根儿就没有生理上的欲望。相反， “我方”侦察员，对女特务的搔首弄姿、投怀送抱，只有生理上的厌恶，他需要用革命意志和革命觉悟所强行压制的，是这种对女特务的厌恶。

小伙子对女特务们情窦初开

“红色文艺”大行其道的时代，也正是“红色价值”主宰整个社会生活的时代。在现实生活中，女性普遍男性化，在发型、服饰上，将“女性味”减少到最小限度，在言行举止上也最大限度地与男性认同。女性身上的任何一点“女性味”，都被视作“小资产阶级情调”，都被看成是“思想意识”有问题的表现；都意味着政治上的不可靠、不过硬；都会招致领导的批评、群众的非议；一旦来了政治运动，还会成为批斗的对象。在现实生活中，女性失去了“女性味”；在文艺作品里，“正面”的女性形象也没有丝毫“女性味”。在那个“红色时代”，电影中以直观的形象出现的女特务，就成了“女性味”最合法的载体。既然“女性味”意味着负面的价值，既然“女性味”意味着腐朽、堕落甚至邪恶，那当然就要在女特务身上充分体现。同时，女特务要以色相引诱“我方”人员，也非有浓郁的“女性味”不可。这样一来，仿佛人世间所有的“女性味”都集中到女特务身上。这样一来，女特务就成了关于女性知识的启蒙老师。那个时代的年轻人，从女特务的头上，懂得了什么叫“烫发”；从女特务的唇上，懂得了什么叫“口红”；从女特务的眉上，懂得了什么叫“画眉”；从女特务的脸上，懂得了什么叫“涂脂抹粉”；从女特务的衣着上，懂得了什么叫“旗袍”、什么叫“胸针”、什么叫“高跟鞋”……这样一来，那个时代的年轻人，从女特务的一起一坐、一顾一盼、一颦一笑、一嗔一喜中，懂得了什么叫“仪态万方”、“闭月羞花”、“倾城倾国”、“国色天香”……这样一来，那个时代的小伙子，竟然是对着银幕上的女特务情窦初开。

她们是爱情和人性的启蒙者

(转 载 于:wWW.smHAida.cOM 海达范文网:抓特务电影)

在那个“红色时代”，现实生活中没有爱情的位置，文艺作品里更是不能从正面充分表现爱情。在文艺作品里，只要是“正面人物”，男女相互吸引的理由必须首先是政治性的，诸如思想觉悟高、生产劳动强、 “毛主席著作”学得好之类。只要是“正面人物”，男女“谈恋爱”时，谈的也是国际风云、国内大事和单位里的“阶级斗争”。既然纯粹的私情是与“革命者”无缘的，那就必然与“反革命者”大大有缘了。“红色电影”中有女特务出现时，往往要让女特务以色相引诱“我方”人员，甚而至于在不知不觉间对“我方”人员动起真情，落入自织的情网而难以自拔。无论是假戏真做，还是真情流露，女特务在与“我方”人员的交往中，都会把两性之间纯粹私情的一面充分表现。这样一来，那个时代的青年人，是从电影上的女特务那里，懂得了“儿女情长”的意义、懂得了“暗送秋波”的意义、懂得了“卿卿我我”的意义、懂得了“花前月下”的意义、懂得了“海誓山盟”的意义……这样一来，那个时代电影中的女特务，竟鬼使神差地成了爱情和人性的启蒙者。

今天我们看那个时代的电影，对那些女特务或许根本没有什么兴趣。但那个时代的人们，尤其是青年人，却被这些女特务深深吸引，这还可以从别的方面来解释。由于性爱在现实生活和文艺作品中都被千方百计地隐藏，那个时代的青年人，内心深处，其实远比今天的青年人更为色情。

这也正是那个时代的青年人对电影上的女特务有异常兴趣的原因。——可怜的他们，只有让电影中的女特务陪伴着自己性爱方面的幻想与冲动。

她们因戏演得太好而受迫害

在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中，扮演女特务柳尼娜的演员陆丽珠，“文革”中惨遭批斗，原因就在于她把女特务这一角色演得太好。一个演员，因为戏演得太好而受迫害，当然是奇闻。然而，却又并非不可理喻。“红色电影”中之所以需要女特务出现，本意只是为宣传和强化“红色价值”服务，然而，女特务们却在客观上构成了对“红色价值”的挑战，鼓励、导引和启发了“红色价值”所极力要压制、掩盖和隐藏的东西。当“红色价值”的捍卫者意识到这一点时，当然要恼羞成怒，而把怨恨发泄到扮演女特务的演员身上，也在情理之中。“红色电影”的编导们，本意是要让女特务的各种表现引起观众的厌恶、仇恨，没想到却事与愿违，女特务成了观众最喜爱的人物，至今还有些人像怀念初恋情人般地怀念她们。不得不说，这是“红色价值”的失败，是人性的胜利。

篇三：老电影中的女特务

老电影中的女特务

作者：王彬彬

来源：《视野》2011年第22期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大陆的“红色电影”中，以“反特”为题材的电影占有相当地位，同时也是那时代最受观众欢迎的电影种类。而这类电影之所以受欢迎，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其中往往有那种以特务身份出现的女性形象。这种女特务，虽然是“反面人物”，虽然导演和演员极力要表现出她们心灵的凶残和肮脏，但广大观众仍然深深被她们所吸引。

当年的观众中，至今还有一些人对这类女特务一往情深、怀恋不已，提起来便两眼放光，仿佛提到的是自己初恋的情人。

美女计与美男计

在五六十年代的“红色电影”中，有“敌方”的特务形象，也有“我方”的侦察员形象。“敌方”的特务往往是女性，以致女特务能组成一个人物画廊。而“我方”的侦察员，则往往是男性。说得更直白些，在这些电影中，“敌方”往往派遣青年女性潜入“我方”执行特务任务，而“我方”潜入“敌方”执行特务任务者，则总是青年男性。

“红色文艺”表现的当然是“红色道德”。在这种“红色道德”的支配下，便出现这种情况：“敌方”可对“我方”大施其美女计，但决不可对“我方”施以美男计；“我方”可对“敌方”施以美男计，但决不可对“敌方”施行美女计。这种“红色道德”显然并不令人陌生。“敌方”对“我方”施行美女计，其结果当然是徒劳，从“敌方”的立场来说，是偷鸡不成蚀把米，赔了夫人又折兵；从“我方”的立场来说，则是不但挫败了“敌方”的阴谋诡计，还多少占了些便宜。“我方”对“敌方”施行美男计，其结果当然是卓有成效的，是以大胜告终的，从“敌方”的立场来说，仍然是双倍的损失；而从“我方”的立场来说，则是双倍的收获。

用革命意志对待风情万种

“红色电影”不仅仅写“敌方”女特务以色相引诱“我方”人员，还往往让女特务对“我方”人员动真情，这也是很耐人寻味的。《英雄虎胆》中的阿兰，风情万种、艳压群芳，但却对打入“敌方”内部的“我方”侦察科长曾泰一往情深。《羊城暗哨》中的八姑，仪态万方、妖冶妩媚，但却对打入“敌方”的“我方”侦察员王炼情深意浓。“红色电影”不仅让“敌方”女特务爱上“我方”侦察员，而且往往还要强调她们是在有众多追求者的情况下对“我方”侦察员情有独钟。 “红色电影”中，为了“革命工作”的需要，“我方”侦察员，可对“敌方”女特务虚与委蛇、虚情假意，但却丝毫不能弄假成真，无论在身体上还是在精神上，都是决不能“越雷池一步”的。在身体上，“我方”侦察员可与女特务做有限的社交性的肢体接触，如握手、跳舞等，但“占便宜”仅限于此，并不能与女特务有任何真正私密性和性意味明显的身体接触。“红色电影”往往

不厌其烦地渲染女特务怎样用身体引诱“我方”侦察员，怎样百般忸怩、千般作态，但“我方”侦察员总是能巧妙地摆脱与拒绝，始终严守界线。在表现“我方”侦察员对女特务的引诱与拒绝时，还不能让观众觉得他是在用革命意志和革命觉悟强压欲望，而要让观众觉得他对如此的美貌、如此的柔情、如此具有诱惑力的身体，压根儿就不动心，压根儿就没有生理上的欲望。相反，“我方”侦察员，对女特务的搔首弄姿、投怀送抱，只有生理上的厌恶，他需要用革命意志和革命觉悟所强行压制的，是这种对女特务的厌恶。

小伙子对女特务们情窦初开

“红色文艺”大行其道的时代，也正是“红色价值”主宰整个社会生活的时代。在现实生活中，女性普遍男性化，在发型、服饰上，将“女性味”减少到最小限度，在言行举止上也最大限度地与男性认同。女性身上的任何一点“女性味”，都被视作“小资产阶级情调”，都被看成是“思想意识”有问题的表现；都意味着政治上的不可靠、不过硬；都会招致领导的批评、群众的非议；一旦来了政治运动，还会成为批斗的对象。在现实生活中，女性失去了“女性味”；在文艺作品里，“正面”的女性形象也没有丝毫“女性味”。在那个“红色时代”，电影中以直观的形象出现的女特务，就成了“女性味”最合法的载体。既然“女性味”意味着负面的价值，既然“女性味”意味着腐朽、堕落甚至邪恶，那当然就要在女特务身上充分体现。同时，女特务要以色相引诱“我方”人员，也非有浓郁的“女性味”不可。这样一来，仿佛人世间所有的“女性味”都集中到女特务身上。这样一来，女特务就成了关于女性知识的启蒙老师。那个时代的年轻人，从女特务的头上，懂得了什么叫“烫发”；从女特务的唇上，懂得了什么叫“口红”；从女特务的眉上，懂得了什么叫“画眉”；从女特务的脸上，懂得了什么叫“涂脂抹粉”；从女特务的衣着上，懂得了什么叫“旗袍”、什么叫“胸针”、什么叫“高跟鞋”……这样一来，那个时代的年轻人，从女特务的一起一坐、一顾一盼、一颦一笑、一嗔一喜中，懂得了什么叫“仪态万方”、“闭月羞花”、“倾城倾国”、“国色天香”……这样一来，那个时代的小伙子，竟然是对着银幕上的女特务情窦初开。

她们是爱情和人性的启蒙者

在那个“红色时代”，现实生活中没有爱情的位置，文艺作品里更是不能从正面充分表现爱情。在文艺作品里，只要是“正面人物”，男女相互吸引的理由必须首先是政治性的，诸如思想觉悟高、生产劳动强、“毛主席著作”学得好之类。只要是“正面人物”，男女“谈恋爱”时，谈的也是国际风云、国内大事和单位里的“阶级斗争”。既然纯粹的私情是与“革命者”无缘的，那就必然与“反革命者”大大有缘了。“红色电影”中有女特务出现时，往往要让女特务以色相引诱“我方”人员，甚而至于在不知不觉间对“我方”人员动起真情，落入自织的情网而难以自拔。无论是假戏真做，还是真情流露，女特务在与“我方”人员的交往中，都会把两性之间纯粹私情的一面充分表现。这样一来，那个时代的青年人，是从电影上的女特务那里，懂得了“儿女情长”的意义、懂得了“暗送秋波”的意义、懂得了“卿卿我我”的意义、懂得了“花前月下”的意义、懂得了“海誓山盟”的意义……这样一来，那个时代电影中的女特务，竟鬼使神差地成了爱情和人性的启蒙者。

今天我们看那个时代的电影，对那些女特务或许根本没有什么兴趣。但那个时代的人们，尤其是青年人，却被这些女特务深深吸引，这还可以从别的方面来解释。由于性爱在现实生活和文艺作品中都被千方百计地隐藏，那个时代的青年人，内心深处，其实远比今天的青年人更为色情。

这也正是那个时代的青年人对电影上的女特务有异常兴趣的原因。——可怜的他们，只有让电影中的女特务陪伴着自己性爱方面的幻想与冲动。

她们因戏演得太好而受迫害

在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中，扮演女特务柳尼娜的演员陆丽珠，“文革”中惨遭批斗，原因就在于她把女特务这一角色演得太好。一个演员，因为戏演得太好而受迫害，当然是奇闻。然而，却又并非不可理喻。“红色电影”中之所以需要女特务出现，本意只是为宣传和强化“红色价值”服务，然而，女特务们却在客观上构成了对“红色价值”的挑战，鼓励、导引和启发了“红色价值”所极力要压制、掩盖和隐藏的东西。当“红色价值”的捍卫者意识到这一点时，当然要恼羞成怒，而把怨恨发泄到扮演女特务的演员身上，也在情理之中。“红色电影”的编导们，本意是要让女特务的各种表现引起观众的厌恶、仇恨，没想到却事与愿违，女特务成了观众最喜爱的人物，至今还有些人像怀念初恋情人般地怀念她们。不得不说，这是“红色价值”的失败，是人性的胜利。

篇四：电影中的十位特工老爸：雷格里奥·科泰斯《非常小特务》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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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中的十位特工老爸：雷格里奥·科泰斯《非常小特务》系列 #电影#当女儿第一次听说她父母是特工时，满脸惊讶的脱口而出：“不可能，他们不够酷啊。”她哪知道，父亲格雷格里奥当年可是纵横全球的超级谍报员，自从在一次任务中与敌对女特工英格丽德坠入爱河后，两人便携手伪造了死亡假象，双宿双栖过上了居家生活，也成了孩子眼中迂腐又死板的化身。时隔九年，平静的世界又起风云，格雷格里奥昔日战友的神秘失踪，暗示着阴谋分子再次兴风作浪，呼唤着昔日的王牌特工重新出马。只是这回，在这对贤伉俪的指引下，轮到他们的孩子大显身手了。格雷格里奥是个家庭至上的特工老爸，在孩子们最需要他的时候，一定会挺身而出，《非常小特务3》中，前一秒，他面对即将完工的科研成果喃喃自语“没什么能阻止我完成它”，下一秒听到孩子们的求助，他毫不犹豫将桌面一扫而空，起身奔赴战场。与孩子们的并肩作战中，格雷格里奥丝毫不在意被抢去了风头，更由衷为他们的正义感和勇气心生欣慰。我们甚至开始怀疑，夫妻俩每次被坏人绑架，都是自投罗网，为的就是给两个孩子提供特工实战的练兵机会吧。当看着《非常小特务4》里已成资深特工的姐弟，夫妻俩满怀欣慰，相视而笑。拉丁帅哥安东尼奥·班德拉斯以冷酷杀手和潇洒佐罗风靡世界，乍看到他颠覆严肃形象的格雷格里奥一定令人喜出望外，这真是影史上最可爱的特工老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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扮演者：安东尼奥·班德拉斯

全家福

《非常小特务》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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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五：禁欲时代的情色：红色电影中的女特务形象

禁欲时代的情色：红色电影中的女特务形象

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大陆的“红色电影”中，以“反特”为题材的电影占有相当地位，同时也是那时代最受观众欢迎的电影种类。而这类电影之所以受欢迎，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其中往往有那种以女特务身份出现的人物形象。这种女特务，虽然是“反面人物”，虽然导演和演员极力要表现出她们心灵的凶残和肮脏，但广大观众仍然深深被她们所吸引。套用一句俗而又俗的话：女特务是“红色电影”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由东北电影制片厂拍摄的《钢铁战士》于1950年上映，贺高英扮演了其中的国民党女特务，这个女特务一心想以色相引诱被俘的“我军”张排长，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应该是建国后出现在银幕上的第一个女特务形象。

此后，这类女特务在电影中频繁出现。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英雄虎胆》中的阿兰和李月桂（分别由王晓棠和胡敏英扮演），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永不消逝的电波》中的柳尼娜（陆丽珠扮演），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羊城暗哨》中的八姑和梅姨（分别由狄梵和梁明扮演），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拍摄的《霓虹灯下的哨兵》中的曲曼丽（姜曼璞扮演），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寂静的山林》中的李文英（白玫扮演），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虎穴追踪》中的资丽萍（叶琳琅扮演），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铁道卫士》中的王曼丽

（叶琳琅扮演），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冰山上的来客》中的假古兰丹姆（谷毓英扮演），珠江电影制片厂拍摄的《跟踪追击》中的徐英（红冰扮演），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秘密图纸》中的方丽（师伟扮演）??

这一系列女特务形象，构成了“红色电影”中一种十分独特的人物画廊。当年的观众中，至今还有一些人对这类女特务一往情深、怀恋不已，提起来便两眼放光，仿佛提到的是自己初恋的情人。

所谓“特务”，本是一个中性词，即“特殊任务”之意。1927年国民党清党、国共处于尖锐敌对状态后，周恩来在上海主持中共中央军委工作，曾在军委成立“特务工作科”（简称“特科”）。可见，在我们的话语体系里，“特务”最初并不单指“敌方”执行特殊工作的人员，己方负有特殊使命者，也可称“特务”。

可是后来，在我们的话语体系里，“特务”变成了一个贬义词，专指“敌方”执行特殊任务的人员，至于自己这一面担负同样性质的工作者，则称侦察员。在五六十年代的“红色电影”中，有“敌方”的特务形象，也有“我方”的侦察员形象。“敌方”的特务往往是女性，以致女特务能组成一种人物画廊。而“我方”的侦察员，则往往是男性。说得更直白些，在这些电影中，“敌方”往往派遣青年女性潜入“我方”执行特务任务，而“我方”潜入“敌方”执行特务任务者，则总是青年男性。其实，不单是电影，在那时期的小说中，情形也是

如此。

与其说这有现实生活做依据，毋宁说是某种微妙的心理意识使然。不仅五六十年代公开发表出版的作品中，有这种“敌女我男”的模式，“文革”期间属于非法的手抄本小说，也总是严守这一不成文的规范。

有人曾指出过这一现象：“从革命者的价值观和道德观来讲，无论是革命年代的地下党，还是和平时期的公安侦察员（正方的符号代表），为完成艰巨任务，均可凭借谈恋爱的手段打入敌人心脏（反方的符号代表），但主人翁必须是男的且不能与反方的女特务或罪犯发生实质性的性关系，而反方则往往是用放荡野性的女色勾引男革命家或公安人员，且被诱惑一方都会巧妙躲避或严词拒绝而过美色关，否则，一旦沾染女色，不是变节投敌就是死亡，而女革命家或侦察员绝不能施用美人计这一手段，此症结直到现在所能见到的文字或文学作品中概莫能外。”（周京力：《长在疮疤上的树》，见《暗流》，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4月版第24页。）

“红色文艺”表现的当然是“红色道德”。在这种“红色道德”的支配下，便出现这种情况：“敌方”可对“我方”大施其美女计，但决不可对“我方”施以美男计；“我方”可对“敌方”施以美男计，但决不可对“敌方”施行美女计。这种“红色道德”显然并不令人陌生。“敌方”对“我方”施行美女计，其结果当然是徒劳，从“敌方”的

立场来说，是偷鸡不成蚀把米，赔了夫人又折兵，从“我方”的立场来说，则是不但挫败了“敌方”的阴谋诡计，还多少占了些便宜。“我方”对“敌方”施行美男计，其结果当然是卓有成效的，是以大胜告终的，从“敌方”的立场来说，仍然是双倍的损失，而从“我方”立场来说，则是双倍的收获。

退一步说，即使“我方”对“敌方”施行美男计而未能达到最终的政治或军事目的，也并不是纯粹的失败，至少“我方”美男在与“敌方”美女的周旋中不无收获。这种“红色道德”显然认为，女性的姿色和身体，是她所从属的阵营的利益之一部分，或者说，是她所从属的阵营的一种特殊利益，这种利益或许比阵地、领土、金钱等更为重要。

既如此，在“敌方”女性的姿色和身体上占些便宜，也算是缴获了一种特殊的战利品。既然“我方”女性的姿色和身体，也是“我方”的一种特殊利益，那就决不能拿这种利益去冒险。“我方”对“敌方”施行美女计，即便最终达到了政治和军事上的目的，也不是一种纯粹的胜利，也付出了特殊的代价。当然这里说的是电影等文艺作品中的情形，真实的情况如何，另当别论。

电影等文艺作品中反映的这种“红色道德”，实际上不过是某种陈腐的意识、观念披上了红色的外衣而已。

“红色电影”不仅仅写“敌方”女特务以色相引诱“我方”人员，

还往往让女特务对“我方”人员“动真情”，这也是很耐人寻味的。《英雄虎胆》中的阿兰，风情万种、艳压群芳，但却对打入“敌方”内部的“我方”侦察科长曾泰一往情深。《羊城暗哨》中的八姑，仪态万方、妖冶妩媚，但却对打入“敌方”的“我方”侦察员王炼情深意浓。

“红色电影”不仅让“敌方”女特务爱上“我方”侦察员，而且往往还要强调她们是在有众多追求者的情况下对“我方”侦察员情有独钟。让女特务对“我方”侦察员“动真情”，当然意在表现“我方”英雄人物的魅力，意在通过女特务的眼光来肯定“我方”英雄人物的价值。然而，深究起来，“红色电影”中的这种“匠心”，这种用意，却是与“红色价值观念”相冲突、相背离的。依据“红色价值观念”，敌人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是毫无价值的。只有敌人的恨，能证明“革命者”的价值；“革命者”被敌人恨得越深，便越有价值。

女特务是特别危险特别可恶的敌人，那就更是上上下下、里里外外，都无丝毫价值可言。然而，当电影以女特务的“真情”来证明“革命者”的价值时，却又分明认可了女特务“真情”本身的价值的，因为如果女特务的“真情”本身是毫无价值的，那就非但无法证明“革命者”的价值，相反，对“革命者”只能是一种贬低、一种侮辱、一种否定，只能证明“革命者”的无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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